我国盛产茶叶，而茶叶是我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同样由于马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茶马互市”历来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间贸易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及至宋朝明代，官方明文规定“茶法”和“马政”，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我国第一次设立的茶马司是在1074年(宋熙宁七年)的秦州(今天水)茶马司。至今，在麦积山石窟东崖26窟左壁留有宋元祐党人开熙河路大将王韶上奏：“西人所嗜者惟茶，当以马至边贸易，因置茶马司”的刻画。
实际上，天水茶马交易始于唐代。唐之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牧马发展迅速。但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衰落，牧马监丧失不少。朝廷开始与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西域回纥族“以马易茶”，可谓此是茶马交易之始。宋朝势弱，产马地被吐蕃、西夏、金辽占据不少，以茶易马成为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政策。据记载，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朝廷曾用唐银10万两在秦州买马，并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等地设置茶马交易市场。每年要从京城支银4万两，运出绸绢75000匹以充马价，买良马8000匹。可见交易量之大。由于马为重要军需物资，茶马交易在明清时期又得到发展。明洪武五年(1375年)在秦州又设立了茶马司，并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据《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犯私茶，赐死罪。”明代茶官还经常持金牌到各地巡视茶叶采运情况。清初，在茶叶管理上沿用明律，其中有明令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管理虽有放松，但也只允许出界人带茶不多于十斤，如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了茶叶经销试行章程8节，规定茶叶采用均先办引票，待茶叶运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
由于南茶北运，西北各地马匹南行，形成了延续400多年的秦州茶马古道。清朝末年，天水输入茶叶的路线有：临邛砖茶，由临邛经成都、绵阳、广元、宁强、汉中、天水至兰州。绿茶在四川邛来、灌县、大邑，在成都集中后，转宁强、汉中，再转天水，以至运往兰州；紫阳茶由南紫阳、西乡、洋县、汉阴装大车或用牲口驮运，或以背负、肩挑，经汉中，双石铺、两当、徽县，到天水，分销甘谷、秦安、清水及陇南各县；巴山绿茶由四川西北部的安县、北川、江油、平武运文县碧口镇，再经武都分运天水等地而至兰州。据《天水县志》载：民国初，无论是汉中陕茶，或者是蜀地川茶等，都运至天水北关忠诚巷的几家大茶庄，由此再分发各地。所以，古秦州历来是茶马古道上的集散地。
“瓷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随茶叶经销名闻丝绸之路的还有西北瓷都的耀州茶具。又因为天水名泉胜出，水质甘美，喝“罐罐茶”成为天水一种重要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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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古“六大茶山”，三国前就有茶树种植，三国之后，茶就作为商品外对贸易，晋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被划作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
清朝中叶，古“六大茶山”鼎盛，产品远销四川、西藏、南洋各地，普洱茶从此闻名中外，普洱茶外销之路，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
历史的普洱茶外销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条是从普洱出发至昆明、昭通、再到四川的泸州、叙府、成都、重庆至京城。
二条是普洱经下关到丽江与西康西藏互市。
三条是由勐海至边境口岸打洛，再分二路：一路至缅甸、泰国；二路是经缅甸到印度、西藏。
四条是由勐腊的易武茶山开始，至老挝丰沙里，到河内再往南洋。
在江北古六大茶山境内有7条：易武至江城道、易武至宁洱道、易武至思茅道，此道是主要道，易武至倚邦、莽枝、革登也走此道，易武至车里再到勐海道，易武至老挝磨丁道，易武至老挝勐悻道。於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从昆明经思茅至倚邦通过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再到慢撒、易武那条由石板镶成的古茶马道，约宽2米，长达数百公里。昔日茶山有许多茶号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的收购、加工和外运销售，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官办驿运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
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
据估计，到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号有1500多家，当时每年来往于云南、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30000驮之多。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出卖苦力的人。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在滇藏一线经营的大商号和马帮都有这么一种扶持赶马人的规矩：给商号马帮赶上3年马，就要分一匹骡子给马脚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挣得的钱全归赶马人。这样有了几匹骡马后，赶马人就会脱离马帮不干马脚子了，而是自己赶自己的马，做起锅头来。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汗换取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种关照赶马人的规矩。
走西藏的马帮一般找滇藏边沿的藏族作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
门头沟区的京西古道以商旅、军事、香道为主题，沿京西古道分布着大量的人文古迹、遗址、文物，这些资源与古道共生共存，极尽融合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创意特质，是门头沟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而近日成立的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就是要借助京西古道这一独特文化遗产资源，以王平古道为中心，整合、规划、研发现存的京西古道资源，以文保升级、资源研发、古道系生态建设、京西古道文化创意旅游为终端开发形式，焕发京西古道人文、历史以及资源性潜在价值。据悉，京西古道堪与茶马古道比肩，独特而富于张力，是京西文明的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量的人文、古迹、遗址、文物、庙宇等元素聚集于古道周边，文保单位星罗棋布，相融统一，互为拱卫，为京西古道注入了大量富于生命力的文化特质。其中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会址——京西古道中部的王平镇，近年来在旅游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创造性工作，“古道明珠”马致远故居景点的运作和开发堪称经典。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日前，我随“中青在线怒江采风团”赴云南怒江大峡谷亲身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功，探寻第三条茶马古道的险峻和神秘。
壮观三江并流
从北京到怒江，七天的行程，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
到昆明从昆明坐长途车近10个小时来到六库，沿途可以看到云南独有的红土地。快到六库的2个小时盘山路，真真让我们体验了什么叫九曲十八盘，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人开车是件很危险的事。导游提醒我们要不停的咽口水来减低身体的高原反应。
通过边防哨所时，每个人要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人，几个十几岁的哨兵害羞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走在怒江大峡谷，步步神奇，处处险峻，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绮丽风光。也许你早已领略了大江东去浪滔尽的雄壮，但你未必见识过三江并流齐欢腾的神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并流170多公里，形成世界上罕见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即“三江并流”。
在丙中洛南部孜当村附近，距县城40公里的地方，怒江本是由北向南流，但因王期山千丈悬崖绝壁的阻隔，便改变流向由东向西急转而去，然后又被丹拉大山陡坡挡住了去路，只好再次调头由西向东急转。江水多次被挡，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湾，俗称：怒江第一湾。三面环水中的坎桶村，地势开阔，风光绮丽，人称世外桃源。如果站在贡当山上俯瞰第一湾，就会看见湾中的台地和相连的王期山梁如同一个在海中遨游的千年巨人半身像。
从前往来的人只能靠坐溜索过江，现在怒江边已经建起了几座现代化的大桥，但溜索依然存在，并发展成一项惊险刺激的旅游项目。过溜索（陡溜一根长约300米的钢索）的时间从开溜到停溜是18秒钟。就是说，人在溜索上的平均时速是60多公里！绝对是惊心动魄的冒险行为，也许只有勇敢者才能挑战。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尽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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