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港产六堡茶的调查
港产六堡茶,这个名词我们之前在香港采访时就已听说过,但是对其具体的销售情况,我们却知之甚少,更无缘一见实物。没想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港产六堡茶竟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而当地许多茶商茶人在谈及六堡茶历史时,也往往会提到港产六堡茶。
我们最早见到港产六堡茶,是在新加坡的安发行茶庄。安发行茶庄是现在新加坡销售六堡茶的主要茶企,创办于1975年前后,开业至今,一直经销港产六堡茶。20世纪80年代,这家茶庄在新加坡各大百货商场、超市里都开设专柜销售茶叶,力推“孖公仔”牌袋装茶叶。因此,“孖公仔”牌港产六堡茶受到不少茶商和消费者的关注,部分马来西亚的客商还专门从安发行茶庄进口“孖公仔”茶叶。
记者在新加坡安发行茶叶公司采访,这家公司曾大量销售港产六堡茶。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摄
9月9日,安发行茶庄掌门人黄国盛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茶庄每年要从香港订购两三批茶叶,每次运来的六堡茶都有1吨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庄设于商场和超市的茶叶专柜陆续撤场,茶庄销售的六堡茶就很少挂“孖公仔”商标了,但很多老顾客依然记得由两个小孩组成的“孖公仔”商标图案。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茶人中,说得最多的港产六堡茶商标,是“六角四金钱”和“宝兰”。之前,我们在香港采访时曾了解到,因六堡茶销售量在香港市场持续下滑,加上香港当地的人工、场地等生产成本过高,厂家难以维系,这两个牌子的港产六堡茶已退出市场。然而,在马来西亚的巫昆仑、赵美玲等茶叶藏家和茶文化研究者手中,我们竟一次次地看到了它们的身影。
马来西亚的茶人巫昆仑,无疑是“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的大藏家,其收藏的产于20世纪80年代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超过了1吨。9月10日,巫昆仑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这批由慎昌老茶庄生产的六堡茶用塑料袋包装,每袋一公斤,在包装袋的正面,四个连环相扣的红色铜钱与一个墨绿色的六角星组成的商标图案清晰可见。巫昆仑说,在2000年前后,他从马六甲的裕生隆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当时,每公斤的售价仅为20多元马币。
而巫昆仑所收藏的“宝兰”牌六堡茶,分别产于1979年和1980年,是由香港的陈春兰烟茶庄设于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宝兰
要了解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陈茶在港消费情况,传统的茶楼、茶庄自然是免不了要采访的。难得的是,六堡茶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黄鹏绪曾在媒体从业,且有多年从事酒店管理业务的经历,在港人脉极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得以走进香港著名的传统茶楼、茶庄,与茶倌、茶客、茶商面对面倾谈。
位于中环的陆羽茶室创办于1933年,至今仍保持旧式香港茶楼的格调,古色古香的室内装潢,穿着唐装的老侍应生,传统的盖碗泡茶方式,让人深深感受到浓浓的老香港味道。陆羽茶室在香港鼎鼎有名,不仅因为它传承了香港传统饮食文化,更是富豪名流、文人雅士饮食、社交的场所,专门陈列和储藏着陈茶。
陆羽茶室至今仍沿用盖碗泡茶方式。
今年75岁的侍应生黄安在茶室里已工作了近57个年头,可以说是这家茶室掌故的活辞典。老人说,陆羽茶室现在使用的是普洱和寿眉,已经没有六堡茶供应。但是,以前香港的茶楼大量使用陈茶和原茶(毛茶)拼配成普洱茶,这些陈茶很多都来自广西。莲香楼同样是香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茶楼。在这里,我们也没能寻到六堡茶的踪迹。
黄鹏绪向记者介绍莲香楼历史。
据香港茶叶商会的统计数据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最高峰时有1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传统茶楼酒楼和茶庄,而如今仅剩50家左右,英记茶庄、祺栈茶行便是其中两家。成立于1942年的祺栈茶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香港茶业的头盘商,而英记茶庄更是有上百年历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全港最大的茶叶门店商,如今,两家茶庄的经营者已经更替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无论门店风格还是销售模式早已改变,只有招牌还能看出旧日的影子。我们采访了两家茶庄的店员,他们均表示店里没有销售六堡茶。不过,到香港采访前,我们曾在梧州采访了一位制茶商,据其介绍,梧州市云山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六堡茶制作工艺生产的原旧茶和陈茶,通过香港胜利行向英记茶庄供货。记者(左)向祺栈茶行店员了解该茶行经营的茶叶品种。
让人欣喜的是,在陆羽茶室采访时,我们邂逅了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以及香港著名饮食评论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他们对于我们的采访给予大力支持,并欣然品饮了我们携带的六堡陈茶。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品饮六堡陈茶。
记者向香港著名饮食专栏作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赠送《六堡茶大观》一书,并结合书中内容介绍六堡茶文化。
而麦耀堂更称赞六堡陈茶入口顺滑,回甘好。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怡保的茶餐厅以前只供应六堡茶
“我们销售的六堡茶在香港制作”
讲述人:易颂强(58岁,梁瑞生茶烟庄老板,现居怡保)
梁瑞生茶烟庄很早之前已经有了,当时由一个姓梁的人在怡保经营。1949年的时候,我阿爸从香港过来,接盘买下这个茶庄。因为当时这个茶庄在怡保颇有名气,所以我阿爸没有给茶庄改名,还是叫做梁瑞生茶烟庄。1967年,我们这家茶庄的店面装修,注册纸(营业执照)上的称谓转变成易惠才父子有限公司。
易颂强(左)在接待购买六堡茶的顾客。
以前,梁瑞生同时经销红烟(散装切烟丝)和六堡茶。在我阿爸接手之前,茶庄已有六堡茶出售。我爸爸接手以后,因为有香港的进货渠道,所以一直从香港进口六堡茶。不过,当时店里的六堡茶销量不是非常大,加上六堡茶在怡保是一种日常用茶,家家户户都喝,茶楼酒楼也使用,售价很便宜,赚不了什么钱,所以我们要同时卖红烟才能维持经营。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红烟生意不好做,而六堡茶的销量上去了,店里就只保留六堡茶的销售业务。直到现在,我们店里仍然只卖六堡茶。
我们销售的六堡茶都在香港制作,然后运到怡保出售。以前,我们进口的六堡茶要用船运进来,运茶的都是散货船,直到后来才换成集装箱货船。一直以来,我们店里卖的六堡茶都是大箩装茶,每箩茶一百斤左右。整箩整箩的六堡茶运到店后,我们再慢慢把茶凿碎打散成小块来卖。不过,很多老顾客很精明,他们买整块六堡茶的时候,通常会挑选茶心部分(箩装茶的中心部位),茶箩周边和底部的茶块,他们都不要。后来,我们决定把整箩茶敲碎,然后混合做成散茶,这样,顾客就没办法挑剔了。
我们卖的六堡茶都是“通销货”,没有太多等级分类,“孖瑞”“四瑞”和“福”都是我们店专有的六堡茶品牌。“四瑞”分筛的茶叶等级比“孖瑞”高一点,所以“四瑞”六堡茶的售价也比“孖瑞”高一点,但其实论茶叶的品质和口感,“孖瑞”不一定比“四瑞”差。只是到了后来,大家都有钱了,反正价格相差不大,都喜欢买“四瑞”六堡茶,我们就不再销售“孖瑞”了。现在,我们店里卖的只有“四瑞”六堡茶。
虽然我们卖的六堡茶茶叶等级差别不大,但都是陈年六堡茶。我购进新茶后会将其放在仓库陈化,店面卖的都是陈化过的旧茶。以前,我们每年都要从香港进一两个货柜(每个货柜装茶七八吨)的六堡茶。这些茶叶到了我们这边,都要在仓库存放一年左右,才可以拿出来卖。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以前,怡保这里人人都喝六堡茶,我们门店零售的六堡茶主要卖给本地居民家庭,他们都是一斤半斤地购买。单次购买量比较大的主要是茶楼酒楼和锡米公司(锡业公司)。我们门店对面的街上有好几家锡米公司,他们每次买六堡茶,重量都有几十斤,茶楼酒楼也是如此。锡米公司来我们店里整箩购买六堡茶的次数较少,因为一箩茶上百斤重,买回去还要慢慢撬开,很麻烦,锡米公司的人认为一次买几十斤拆好的散茶,用完了再来买,这样就会更方便。1979年,我到梁瑞生茶烟庄帮忙(参与经营)。那时候,怡保的锡米公司还有不少,那些公司经常到我们店里买六堡茶。进入20世纪80年代,怡保的锡米公司越来越少,后来这些锡米公司都关闭了。
以前,因为适用范围广、使用量大,怡保城里到处都有六堡茶卖。出名的品牌除了我们梁瑞生茶烟庄的“四瑞”,还有“宝兰”“六角四金钱”。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六角四金钱”都由一些海味铺和日杂铺代售。那时候,有一家叫做“永和隆”的杂货铺,卖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用塑料袋包装,既有一公斤装,也有三公斤装,这在当时非常新颖,因为当时怡保城里的六堡茶都是把大箩茶敲碎,然后按照顾客的购买数量用牛皮纸袋装好再称来卖的。另外,当时吉隆坡的“广汇丰”“建源”在怡保也设有代销点,都是通过一些杂货铺和药店代为售卖他们的六堡茶。直到现在,怡保城里还有杂货铺和药店代售“广汇丰”“建源”的六堡茶。
“如今来买茶的多是本地居民”
讲述人:阿祥(60岁,梁瑞生茶烟庄员工,现居怡保)
我今年60岁,比老板(易颂强)大两岁。以前,我在梁瑞生茶烟庄里不是做茶叶工作的,因为当时茶烟庄里同时卖红烟(散装切烟丝)和六堡茶,我负责制作红烟。
当时,茶烟庄有一个烟叶车间,里面有七八个工人专门制作烟丝。烟叶车间旁边是茶叶仓库,里面有几百平方米,能够存放好几吨六堡茶。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在香港将六堡茶制作好以后,运过来怡保的仓库存放,放够了年份再拿出来卖。我们向来是一边存新茶一边卖旧茶,但红烟就是在怡保的车间生产加工的。当时,在我们门店里,左边全部摆六堡茶,右边全部摆红烟,两边分得清清楚楚,不能混淆。
早期,我们卖的六堡茶有“四瑞”“孖瑞”,还有“福”字号的陈年六堡茶,其中“四瑞”卖得最好。所以到了现在,我们都不卖“孖瑞”和“福”字号的六堡茶了,就卖“四瑞”。
以前,怡保有很多锡米公司,大多开设在我们门店所在的这条街上。这些公司使用六堡茶的量比较大,每次都要买几十斤。每次要货的时候,这些公司的人经过我们门店时打个招呼,说明需要多少斤茶叶,我们就会按照对方的需求直接送货到他们公司。
以前,六堡茶的利润不高,我们店里只有同时卖红烟才能维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店里专门做六堡茶生意,取消了烟叶车间和烟庄,原来烟庄的工人全部到茶庄工作,我就从烟叶车间出到茶庄门店帮忙。
这二三十年来,我们门店主要做六堡茶零售生意。来买茶的多是本地居民,他们每次购买的数量不多,只有一些茶楼酒楼,购买六堡茶的数量才相对多些。
“以前茶室茶楼通常使用‘大叶’”
讲述人:阮赐安(40岁,鸿图酒楼老板,现居怡保)
记者在采访阮赐安(中)。
20世纪40年代前后,我阿爷从广东中山来到马来西亚谋生。1956年,我的祖辈在怡保开了一家名叫“鸿图”的酒楼。刚开始,酒楼规模并不大,主要提供“一盅两件”的简单糕点,不过,这时酒楼已经大量使用六堡茶。以前,来我们酒楼的客人既有身份显赫的锡矿主,也有部分“冷车佬”(干粗活的工人),他们早上来消费时多数喝六堡茶,喝岩茶和水仙的客人则不多。在怡保,大多数居民都是广东人,都喝六堡茶,所以当时怡保的茶室茶楼不一定有普洱茶,但一定会有六堡茶。我们将等级较低的六堡茶叫做“大叶”,茶室茶楼里通常都使用这种“大叶”,而且茶水是免费供应的。
六堡茶在怡保还有很多用途。早在20世纪60年代,怡保这里的人购买六堡茶除了自己喝以外,还会用于拜神,那种“拜神茶”当时每斤也就卖三四角钱(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此外,锡矿区也会大量购买六堡茶。怡保的锡矿区很多,我听很多上酒楼的锡矿主说过,如果矿区没有六堡茶供应,工人就不来上班了。因为洗锡米(洗矿)是很重的体力活,又要经常泡在水里,而六堡茶有助于矿工消暑祛湿,不能不喝。我还听一个老矿主说,以前在他的矿区,会把六堡茶装在一个大水缸里,旁边放一只公用杯子,哪个矿工口渴了就去拿杯子打一杯六堡茶喝。
20世纪60年代,怡保城里像“鸿图”这样的茶楼大概不到10家,我记得有“金龙”“广州”“樱花”“珠江”等。以前,鸿图酒楼供应的六堡茶都是“大盅小壶”,既有用茶壶冲泡,也有用盖碗冲泡。如果顾客是一个人,我们就提供盖碗,并按盖碗收取茶位费;如果客人数量是两个人及以上的,我们就提供茶壶给对方品饮六堡茶,这时候就按人头收取茶位费。如今,传统的茶楼只剩下我们这一家,而新式酒楼却有很多,大大小小共有20多家。不过,无论新式还是传统,怡保的茶楼酒楼至今还是大量使用六堡茶和普洱茶。我接手经营鸿图酒楼后,酒楼依然大量使用六堡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鸿图酒楼基本用茶壶冲泡六堡茶,这时六堡茶仍是大路货,茶位费也相对便宜,一个茶位收3角钱,上其他茶叶则是一个茶位5角钱。
以前,我们都是从酒楼附近一些日杂店、海味铺、干货铺购买六堡茶,因为酒楼有很多用具、用料要在这些杂货店购买,于是就顺便把用茶也买了。当时,几乎所有日杂店和海味铺、干货铺都有六堡茶出售,而且这些店铺还会派推销员到各大茶餐室推销茶叶。不过,当时没有“试茶”的说法,我们都是看一下推销员拿来的茶样条索,闻一下茶样的香气就下单订货。我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酒楼买到的六堡茶都是竹箩装的大箩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买到的六堡茶开始出现散茶。之所以出现散茶,主要是顺应各大茶楼酒楼的实际需求。因为购进箩装六堡茶,酒楼茶楼的工人要费工夫将其拆散,而购买散茶就可以省去这道工序,利于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
六堡茶以前在怡保是便宜货,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阿爸买一箩大约重48公斤的六堡茶,只用50元。当时,我们酒楼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每年都要用两三箩六堡茶,但我们酒楼如今还存了一些陈茶。究其原因,是茶楼的伙计会“偷懒”。我们购买的六堡茶每次入仓的时候,都是一箩箩叠起来储存,伙计每次进仓库取茶时总是拿最外面的那几箩六堡茶,还没等那几箩六堡茶用完,又有新的六堡茶放进仓。伙计们贪方便,都把新进货的六堡茶继续放在最外面,于是,他们下一次取茶时还是拿放在外面的六堡茶,而放在最里面的那些六堡茶一直用不到,很多陈茶就是因为这样才留存到了今天。现在,我自己还保留着一箩20世纪70年代的陈年六堡茶。
“金宝的矿工和矿主们都喜欢喝六堡茶”
讲述人:杨三妹(87岁,“联发号”私人锡米公司现任老板的母亲,现居金宝)
杨三妹(右)为记者讲述六堡茶在金宝的消费情况。
我1930年在金宝出生,从小就喝“唐茶”。六堡茶在金宝这里叫做“唐茶”,饮“唐茶”是本地华人的一种传统,以前人人都喝。
20多岁的时候,我嫁给了我的丈夫,当时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因为金宝的锡矿很多,我们夫妻二人一起创办了这家“联发号”,专门向本地的小矿主收购锡米,然后转卖给怡保的大型锡米公司。这些大公司收购的锡米达到一定存量后,再发船运去英国伦敦,交给英国的企业进行加工。
“联发号”是金宝至今仍在运营的锡米收购企业。
由于马来西亚当时的锡矿业很发达,我们“联发号”开办以后,生意一直很好。其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每天都有矿工和矿主拿着锡米来卖给我们。我还记得,当时的锡米收购价是每斤五六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我们每天都能收购到好几百斤锡米。正因为锡米生意兴旺,我们夫妇也有了一点积蓄,后来才能把两个儿子送到英国读大学。
“联发号”的锡米袋。
当时,金宝这里的矿工和矿主们都喜欢喝六堡茶,他们说喝六堡茶很解渴,喝了以后感觉很精神,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六堡茶确实又有益又解渴,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一直都喝六堡茶。
以前,金宝很多杂货店、药材铺都卖六堡茶。“余仁生”是马来西亚早期一家很有名的药材进出口公司,直到现在,金宝这里还有一家“余仁生”。当时,“余仁生”就有很多六堡茶卖,质量很不错,金宝当地很多有钱人都喜欢去“余仁生”买六堡茶。以前杂货店、药材铺里卖的六堡茶都是散装的,客人要多少店家就称多少。不过,金宝的杂货铺卖的六堡茶品种不多,就分好、中、差三种,其中的差别当时我们也分得不是很清楚,买茶的时候往往是每种分别买一些。茶叶买回家以后,就用大陶瓷茶壶泡着喝。以前,我们喝茶也没有太多讲究,要喝浓一点醇一点的话,多放点茶叶泡久一点。当时,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喜欢喝浓茶,觉得这样够味。
1985年以后,马来西亚的锡矿陆续关闭,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不过,金宝这里一直以来都有一些锡矿在生产,所以“联发号”直到现在还在经营,有生意的时候就收购锡米,没有生意的时候就“食谷种”(吃老本)。只是以前我们收上来的锡米都交给怡保的大公司,现在这些公司都倒闭了,我们就交给北海(槟城威省北海港区)那边的大型金属进出口公司,那些公司收购了我们的锡米以后,再运去英国。
由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直到现在还经常喝六堡茶。不过,如今这里很多青年人已经不喜欢喝“唐茶”了,他们觉得这种茶没有味道,他们更喜欢喝可乐、汽水、咖啡那一类饮料。
“怡保的茶餐厅以前只供应六堡茶”
讲述人:李东海(66岁,六堡茶爱好者,现居怡保)
我1951年出生,是怡保土生土长的华人。怡保的居民一直以来都习惯喝六堡茶,我自己从小就喝六堡茶。我还记得,以前怡保的街头有很多茶餐厅和粉店、包店,每天早上,很多做苦力的“冷车佬”都要到这些茶餐厅和粉店、包店吃早餐。这些店铺在街边摆出一些桌子,相熟的几个“冷车佬”会扎堆坐在一起,每人要一碗粉或一碟大包,吃完后再上一壶六堡茶,慢慢喝完才去开工。那时候的茶餐厅和粉店、包店只有六堡茶供应,没有其他茶叶品种。因为这些店铺做的都是底层群体的生意,茶水必须免费供应,当时六堡茶很便宜且茶味够浓,喝完以后还不伤胃,所以这些店铺都长期使用六堡茶。
我长大后做过很多种工作,还当过摄影师。工作之余,我很喜欢到街边的茶餐厅和点心铺喝茶吃饭,因为这些店铺一直使用六堡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怡保的六堡茶种类很多,“宝兰”“四瑞”“四金钱”“八中”等都很有名,其中“宝兰”六堡茶是陈春兰烟茶行出品的,在怡保的销量很大,而且品种也很多,“N229”“N331”“LLLL”等等,编号多得数不清。林雄当时是陈春兰烟茶行的经理,所有“宝兰”六堡茶都经他手销售,他也很喜欢在街边的茶餐厅和点心铺吃饭。我每次遇到他,总喜欢和他“搭台”,一边喝六堡茶一边听他讲六堡茶的销售故事。他说,“陈春兰”的六堡茶都是从香港茶庄进口的,运到马来西亚以后,“陈春兰”再按需求分拆包装。但对于“宝兰”六堡茶到底有多少个编号,他始终没有讲。
后来,我搞起了摄影,因为和林雄是朋友,所以也跟他到处看市场,顺便拍些照片。那时候,我才发现“宝兰”六堡茶不仅在霹雳州很多地方有销售,连槟城、吉隆坡这些城市,也有“陈春兰”的客户。
十多年前,“陈春兰”关门了,林雄年纪也大了,但他还是经常出来街边的茶餐厅吃饭喝茶,我也不时碰见他,直到几年前他去世为止。
如今,我还是很喜欢喝六堡茶,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平日里得空,我经常会到大东茶行或其他茶庄喝茶聊天,与茶友们交流喝茶心得。
“矿场每天煮好六堡茶供工人们免费饮用”
讲述人:郑先生(62岁,原顺兴锡矿公司老板,现居怡保)
怡保的锡矿很多,以前采矿业很发达,有很多大型锡矿公司,比如“民生”“永兴”这些锡矿公司当年都很出名。我阿爸当时经营一家叫“顺兴锡矿公司”,公司由几个股东合资创办,我阿爸是股东之一。
20世纪70年代,是怡保锡矿开发的高峰期,当地大大小小的锡矿公司有几百家。当时,很多矿场的人都发了财,就连普通采矿工人也领到很高的工资,使得那时候怡保城里的餐饮、娱乐场所极其兴旺。
1940年近打区安邦的一个锡矿。(郭俊邦供图)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外面读书毕业后的我回到怡保,就到“顺兴”的矿场学习,积累工作经验。和其他大公司相比,“顺兴”的规模不大,在和丰(怡保北部一个小镇)有几个小矿场,每个矿场有十来二十人,几个矿场加起来也就几十人。我们公司挖出来的锡米不多,每周都是把锡米集中起来,选一天时间送到金山沟去洗,而其他大公司因为挖矿量大,每天都要洗锡米。到了洗锡米的时候,我们会临时雇请洗矿工人,每次要请一两百人。
由于矿场的工作环境闷热潮湿,而六堡茶有较好的消暑袪湿功效,我们公司每个矿场的食堂每天早上都会煮好一大缸六堡茶供工人们免费饮用。工人们往往是吃完早餐喝够了茶,再装上一壶茶水随身带上,然后才下矿工作,中午的时候,工人们吃完午饭也是这样带茶下矿的。矿上除了六堡茶,没有其他茶水提供,无论行政管理人员还是矿工,都喝那缸六堡茶,我自己也不例外,那缸六堡茶喝完了,食堂的伙夫会再煮茶加满茶缸。
到了洗矿的时候,因为参与的人多,伙夫们就要把煮好的六堡茶分装为几个大缸,抬去金山沟洗矿场,让洗矿工人随时取饮。而且,伙夫们还要在旁边备好大锅,茶水不足时,要立即煮茶补充。我曾经问过食堂的伙夫,他们说,当时我们公司用的六堡茶都是向“广汇丰”“联隆泰”这些进口商购买的,每次都买几十斤。到了洗矿的时候,如果我们公司库存不够,就提前买一箩茶回来备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其他几个股东的后代接替经营“顺兴”,我们终于有资格上茶楼议事了。那时候,怡保各个锡矿公司的老板都喜欢每天早上泡茶楼,每个矿场的老板都有自己固定喝茶的茶楼,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他们喜欢叫上一桌子点心,然后用盖碗泡六堡茶,一边吃喝一边商议各项事宜。那时候,在茶楼议事很讲规矩,每个人的座位都有讲究,坐在茶楼中间的都是老行尊和各个大公司的老板,他们讲话的时候,其他人只能听,不许插嘴,更不许私下议论。我们这些后辈刚入“老板”行列,且所在公司又是小公司,就只能在边上坐,根本不敢出声。
马来西亚的锡米交易以前都由英国公司控制,马来西亚政府想把锡米交易权夺回来,以争取更大利益,于是就在1985年宣布对锡米交易实施国家管理,由国家出资收购。其实,这时候锡米销售的大环境已经不是很好了,国家收购的锡米由于没有销售渠道,在国际上销售不出去,资金链很快就断掉了。结果,马来西亚政府又在当年10月25日宣布停止放开锡米交易,停止国家收购,我还记得这个消息是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发布的。但当时英国的公司已经撤出马来西亚,转到南美进口锡米了。于是,怡保大部分锡矿公司很快倒闭了,整个锡矿业迅速衰落。到了1986年以后,怡保的锡矿公司基本都结业了,我们“顺兴”也关了门。
不过,我是喝着六堡茶成长的,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喝六堡茶,觉得六堡茶很养胃,能健脾袪湿。平日在家里,我自己经常泡六堡茶喝。如果有空,我还喜欢约上茶友们一起喝六堡茶,交流心得,学习更多的六堡茶知识。
“我收藏有泰国生产的六堡茶”
讲述人:梁瑞忠(60岁,大东茶行老板,现居怡保)
大东茶行老板梁瑞忠为来宾冲泡陈年六堡茶。
我是怡保本地的华人,因为以前我家生产制作咖啡,所以我是喝咖啡长大的,在家很少喝茶。虽然我也在怡保的茶餐室喝过六堡茶,不过那些都是等级比较低的餐厅用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2004年,我当时从事辣椒酱料生意,经常要到处购买辣椒原料,所以大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辣椒”。当时,我刚开始认真品饮六堡茶,听身边一些喝茶的朋友说,很多人都在四处寻找陈年六堡茶,但又很难找得到。我心想,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反正我自己要开车四处购货,何不顺便找一下陈年六堡茶?于是,我在开罗里(货车)收辣椒之余,顺便搜寻陈年六堡茶。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些陈年六堡茶的踪迹,比如在一些茶叶收藏家的手里,或者在怡保本地一些杂货店、茶餐室、药行等店铺里,都有陈年六堡茶。当时陈年六堡茶的价格还不是很高,我就收购了一些。茶叶买回来以后,我拿给一些行家试喝,他们都说这些陈年六堡茶品质很好,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从那一年起,我在一些茶叶藏家朋友的介绍下开始收藏六堡茶。
以前,我收藏的六堡茶品牌比较多,有“原度”“宝鼎”“福华”“达信行”“致生祥”“四金钱”等,也有中国内地出口的六堡茶。例如,梧州茶厂在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六堡茶,我从2004年开始入手,到2008年,前后共入手了100箩,当时的进货价是每公斤18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我也收藏了近百箩梧州中茶公司(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出品的“多特利”六堡茶。此外,我还收藏了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八中”六堡茶。据我观察,梧州中茶公司不同年份的六堡茶的“八中”标志印刷位置是不同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八中”标志印在竹箩侧面;2009年以后,这个标志就印到了竹箩顶部的盖子上。
大东茶行收藏的陈年六堡茶↓↓↓
“宝鼎“六堡茶
“四金钱“六堡茶
“多特利”六堡茶
泰国东升茶叶两合公司生产的六堡茶
幼叶六堡茶
2005年以后,越来越多人加入陈年六堡茶收藏行列,但是很多人在遇到陈年六堡茶时顾虑太多,所以就错过了收藏的机会,而我则是看中好茶就当机立断买下。我只是个商人,并非品茶的行家,所以我收购和收藏陈茶时不会考虑它的工艺或口感,而是着重看它的年份与价格比,也就是它的投资价值。当时,我看到一箩重约50公斤的“宝兰”陈年六堡茶,并没有太细细研究它的品质就买了下来,花了1750元。我往往是整箩购买六堡茶,为了确保品相完整,很多陈年六堡茶我买回来之后都没有拆开,所以我只是从它的外包装上知道它是哪里进口或哪里出品的,并不太清楚它们的品质如何。
要说我收藏陈年六堡茶的当机立断,有一件事比较有代表性。2009年,我一次性收藏了110多箩陈年六堡茶,这批茶是“致生祥”公司进口的,每箩重40公斤左右,总重量达4吨多,这是我一次性收藏陈年六堡茶最多的一次。我能够购进这批陈茶,当中也有一些故事。这批陈茶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怡保本地一家锡矿场倒闭后,矿场一个股东把矿区里剩下的陈年六堡茶全部运了回去。2009年,看到陈年六堡茶价格飞涨,已经70多岁的这个锡矿场小股东就想出让手中的茶叶。当我知道信息去找这位老人时,已有一些藏家找过他了,但最后老人把这批陈年六堡茶全部卖给了我。原来,老人先前接待的藏家反复品饮、比对茶叶后总是下不了购买决心,以致让老人觉得他没有诚意。而我既没有要求试饮,又不要求看茶样,问了价格、数量,觉得合适就买。老人很欣赏我豪爽的作风,见我一下子拿不出全部的钱,就主动提出将这批茶锁定一年的保留期,其间我能拿出多少钱就提多少货。结果,我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筹足了钱,把整批陈年六堡茶买下来,算起来每一箩陈茶才2000元。我动用了两台罗里(货车)才把货全部拉回来。如今,这批茶我只卖剩二三十件。
2006年,我开办了“大东茶行”。我当初买这个茶行的房子时是打算用于存放茶叶的。当时我在里面放了很多陈年六堡茶和陈年六安茶,此外,还有一些2004年之后出品的六堡茶,如“茂圣”公司的六堡茶就有七八吨,梧州茶厂的六堡茶也有上千件。最开始时,除了那些一箩箩的茶叶外,我还拿一些小瓷罐装散装陈茶,结果这些小瓷罐很快就在店里摆了上千个。随着存茶量越来越大,我就换用大茶缸藏茶。后来,我听从朋友的建议,把这间房子改成茶行,在收藏之余也卖一些陈茶以换取资金,做到“以茶养茶”。最近几年,从大东茶行交易的六堡茶有几十吨,其中不少是梧州出口的六堡茶。
大东茶行里摆放着众多六堡茶。
大东茶行连楼梯也摆放着装茶叶的瓷罐。
这些年我收藏到各种陈年六堡茶,既有“港仓六堡茶”,也有中国内地出产的六堡茶。其中香港“慎昌行”出品的“六角四金钱”陈年六堡茶,我收藏有大竹箩装和塑料袋装两种,大竹箩装的陈年六堡茶年份更为久远,塑料袋装的“六角四金钱”属于比较后期的产品。2009年前后,“慎昌行”的后人布小姐来怡保,看到我收藏有箩装“四金钱”陈年六堡茶觉得很惊讶,因为这种六堡茶已经很罕见了。2010年前后,我还收藏到一些20世纪70年代泰国生产的六堡茶,是东升茶叶两合公司生产的,这种六堡茶的叶样比较粗,类似边境茶,口感不如中国内地出产的六堡茶。
我认为,六堡茶耐不耐泡与茶叶产地无关,而是与其等级有关:一、二级的六堡茶比较耐泡,三、四、五级的六堡茶耐泡性就有所不及。不过,从茶叶储存的变化来说,相反是三、四级的六堡茶更容易陈化,一、二级的六堡茶即便收藏了20年,口感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另外,相比之下,同等年份的“港产六堡茶”比中国内地制作的六堡茶售价更高。
现在,到我这家茶行买陈年六堡茶的顾客比较固定,我把茶叶卖给他们,他们会进行“二次交易”,将茶卖给其他顾客。
“撰写文章与茶友们分享藏茶心得”
讲述人:钟松海(61岁,安阳茶坊主人,现居怡保)
21岁的时候,我喜欢上喝功夫茶,这时已是我来怡保发展的第三年了。怡保这里很多人都喝六堡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也入乡随俗,喝起了六堡茶。
怡保有很多陈年六堡茶销售,面对众多品牌,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选购。幸好,当时的陈年六堡茶都很便宜,我就决定多买些样品品饮对比,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六堡茶。1998年前后,我在怡保一家公司当主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于是我有空就四处寻觅好的陈年六堡茶。
20世纪80年代,怡保的锡矿业开始衰落,出品六堡茶的陈春兰烟茶行(指陈春兰烟茶行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宝兰(马)有限公司)积压了大量六堡茶。1998年,“陈春兰”在怡保的一个仓库又发现了白蚁,于是就在门市部大量清货抛售陈年六堡茶,我得知信息后前往选购。
通过反复比对筛选,我选中了一款陈年“宝兰”六堡茶,标号为“N152”。这个标号的六堡茶是用一种高长的竹箩压装的,竹箩外用白色的糖袋套着,竹箩里面的六堡茶压成四层,每层之间还有一张薄纸隔开。我一买就买了一整箩,有几十公斤,当时这些陈年六堡茶算起来每公斤也就10多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茶叶买回公司后,我不仅自己喝,也免费提供给同事们品饮,这批茶叶的品质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我比较喜欢收藏老物件,因此我意识到陈年六堡茶具有独特的价值,之后决定加大对陈年六堡茶的收藏力度。在对比了陈春兰烟茶行出品的各种六堡茶后,我觉得“N152”六堡茶的性价比相当高,于是就开始大量购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陆续购进“N152”六堡茶,每次都是整箩购买,我买的“N152”六堡茶总重量达到400公斤左右。
后来,我又收藏了五六个品种的六堡茶。在我的藏茶中,年份最久远的六堡茶是一款散装六堡茶,那也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收藏的。我结合外观、口感等多方面因素判断,认为它的生产年份到目前为止应该超过70年。当时,这些茶是有人通过我的朋友向我推销的,茶叶仅用普通塑料袋包装,每包重1公斤,对方不肯透露这些茶的来历与年份,而且还开出了每包100元的“天价”,那时候市面上的陈年六堡茶每公斤售价才10多元。这款茶是我最喜爱的六堡茶,我肯定不会出售,曾有人想高价收购,我坚决阻止对方开价,以免自己会被高价打动。在我的藏茶中,还有一箩“广汇丰”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六堡茶,这箩茶叶是我2000年从一个朋友那里买来的,储存得很干净,而且香气和口感很特别,我也很喜欢。
47岁的时候,我提前退休了。那时,我买回公司的那些“N152”六堡茶还剩下300公斤,我就全部拉回家里。退休后,我盘算着做点什么生意。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在买六堡茶,大家交谈后,一拍即合,决定合股做陈年六堡茶生意,我以自己收藏的茶叶入股。
2004年左右,马来西亚兴起陈年六堡茶收藏风潮,六堡茶的知名度和价值得到大幅提升。我收藏的陈年六堡茶市场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来向我买茶。
我收藏的陈年六堡茶很多是陈春兰烟茶行出品的“宝兰”六堡茶,一方面是这种六堡茶的品质公认比较好,另一方面是陈春兰烟茶行出品的六堡茶在怡保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很多杂货店和药材店都有“宝兰”六堡茶出售,所以我比较容易收购。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从茶叶的编号入手,开始研究陈春兰烟茶行的历史。据我了解,“宝兰”六堡茶的编号是从1开始一直往下排序,比较常见的有“N125”“N152”“N229”“N413”这几种,我所知道最高的编号排到了425,我个人分析,数字越大,年份越后。但也有一些编号是“L”开头的,有些行内人士认为,“L”是代表“兰”字,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LLLL”编号就是“四兰”级别的六堡茶。因为以前“宝兰”系列的六堡茶分成“双兰”“四兰”“六兰”“八兰”几个级别,“八兰”的六堡茶等级最高。另外,陈春兰烟茶行以前的销售经理林雄生前曾向我透露,“陈春兰”制作每个编号的产品最多不会超过100箩,但其六堡茶总体销量比较大,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编号的六堡茶。
我还了解到,陈春兰烟茶行所卖的六堡茶都由香港总行在香港订购后再发来马来西亚,当时香港的供茶商有很多家,其中一家制作商就是鸿华茶庄。这家茶庄压装六堡茶的竹箩上有两个“鸿”字,所以我们把这个六堡茶的牌子叫做“鸿鸿”。
喝了这么多年六堡茶,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六堡茶和现在的六堡茶在口感上有明显区别。20世纪80年代之前,从梧州出口到怡保的六堡茶,没有那股浓重的渥堆味。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怡保市面销售的“港制六堡茶”更倾向于普洱熟茶的口感,渥堆味非常明显。现在怡保市面销售的六堡茶,渥堆味仍然比较明显。
2004年,我在怡保创办了安阳茶坊。起初,这个茶坊并不收费,仅用于朋友、茶客间喝茶聊天,交流中华文化,也展示我收藏的怡保遗存的陈年六堡茶,这样的模式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来茶坊的客人,无论是有心买茶,还是仅仅只为喝茶聊天,茶坊提供给他们的茶品一定是上好的陈年六堡茶。不过,近几年我发现,免费提供陈年六堡茶的做法会让部分茶客不重视茶品,什么茶都是一喝了之。于是,从今年开始,我设了一条新规定:到安阳茶坊喝茶的客人每人须交10元茶位钱。我希望通过设置这么一个门槛,让客人们知道陈茶的价值,懂得尊重陈茶。
我的六堡茶收藏经验是自己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而在我收藏六堡茶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故事,留下了很多感悟。近年来,我陆续在网络平台撰写文章,与茶友们分享藏茶心得,一来能让茶友们从中有所借鉴,二来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很多马来西亚人喜欢六堡茶的槟榔香”
讲述人:廖金亮(54岁,四方斋茶庄老板,现居怡保)
廖金亮为来宾冲泡陈年六堡茶。
我是怡保土生土长的华人,从我阿爷那一代起,我们家族已经在怡保定居。一直以来,六堡茶在马来西亚都是使用很普遍的茶叶,不仅普通居民家庭饮用,锡矿场里的工人也经常喝。以前,怡保是一个大锡矿区,城里有很多矿工,他们都要干很重的体力活,很容易中暑。听说后来有矿工从中国带来了六堡茶,这种茶具有祛湿消暑功效,工人喝了以后不中暑,因此普遍受到矿工欢迎,六堡茶从此在马来西亚的矿区流行开来。
以前,在怡保的矿场里,食堂的伙夫会提前用一个大缸烧好开水,然后把六堡茶茶叶倒进去一起煮,煮好以后放凉。每个矿工进入矿道之前,都会先去缸里打一壶六堡茶。当时,工人们装六堡茶的水壶大多是锑壶或钢壶,也有一些矿工用其他材质的茶壶。我记得,我阿爷当时就喜欢用一个广东石湾出品的陶瓷茶壶冲泡六堡茶,这个茶壶上面只有一个茶盅大小的孔,可以放茶叶和倒开水进去,因为没有其他盖孔,放进去的茶叶只能在里面闷泡,所以这个茶壶的内胆是不能清洗的,我也不清楚我阿爷怎样把里面泡过的茶叶清理出来。
怡保的居民家庭都喝六堡茶,我小时候也喝六堡茶,那时候我们喝的六堡茶都是用一个放在小竹箩里的茶壶泡的。那种小竹箩里一般可以放一个茶壶和几个杯子,为了对茶壶进行保温,竹箩里面还会垫上一层棉花。
一直以来,六堡茶在怡保使用的范围很广,尤其是在矿区里,使用量十分大。20世纪70年代后期,怡保的锡矿业没了销路,矿业公司绝大部分倒闭了,导致很多六堡茶滞销。正因为这样,今日怡保才留下了这么多陈年六堡茶。
十几年前,我收藏了一批陈年六堡茶,当时收了十几箩,每箩都重一百斤左右。不过,这些茶后来大部分卖掉了。我们当时收茶可谓“无孔不入”,一般而言,会首选到药材铺和杂货铺去找。因为这些店铺以前一直都卖六堡茶,应该会有一些陈茶存货。其次,我们会找喜欢收藏陈茶的老人,因为有的老人会通过各种渠道收藏很多陈年六堡茶,我就见过怡保有一个人收藏了几十箩陈年六堡茶,我估计他是锡矿主的后代,但他一直不肯出售那些陈年六堡茶。此外,我们还会去酒楼找,因为一些老的茶楼酒楼仓库里也会遗留下陈年六堡茶。
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人家,据说他藏有上百年历史的六堡茶,但他每年才打开来喝一次。现在,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也不知道他的后代会否把那些陈年六堡茶丢掉。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懂喝茶,不了解陈年六堡茶的价值。有一次,我和朋友外出收购陈年六堡茶,有一个青年人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他刚处理掉十几箩陈年六堡茶。我们感到很惋惜,与他细聊后才知道,年青人的父亲生前收藏了十几箩陈年六堡茶,都摆在家里的房梁上,可能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潮湿和虫鼠侵袭。但是老人去世以后,儿子觉得按照他们广东家乡的风俗,应该把老人随身的衣服和物件都烧掉。那些房梁上的陈年六堡茶又霉又旧,而且六堡茶在当时不是很值钱,老人的儿子又不懂喝茶,觉得都是一些腐朽的旧东西,于是就把那些六堡茶和老人的其他物品一起烧掉了。那些陈年六堡茶每箩重几十公斤,按现在的市场价值,足以在怡保买十几家商铺。
我的收藏的茶品里,年份最久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陈年六堡茶,用草席包裹竹箩的“八中”(中茶)牌六堡茶,我也有所收藏。以前,因为财力等问题,怡保的藏家往往是几个人一起凑钱把整箩或整批陈年六堡茶收回来,然后按照比例分配。
一直以来,怡保这里的人都喜欢喝六堡茶,所以六堡茶的品种很多,有“宝兰”“孖瑞”“四瑞”“四金钱”,“八中”也不少。以前,特级和一级的六堡茶大多是有钱人家消费,而三、四级的六堡茶则大多是干体力活的人饮用。等级越低的六堡茶,条索就越粗。现在遗留下来的陈年六堡茶,“双天”和“民兴”都很有名,但这两种茶都是大叶种的茶叶,应该属于边销茶。怡保这里留存下来的边销茶比较少,因为边销茶的茶叶很粗,我认为它的等级比较低。“双天”和“民兴”这两种茶叶应该是用六堡茶工艺制作的边销茶。据我了解,广西的六堡茶厂曾有制作边销茶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出口马来西亚的六堡茶数量不足,就拿这种边销茶凑数。不过,“双天”比“民兴”更高级,因为“双天”六堡茶的茶叶条索更完整、更油亮。
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和收藏六堡茶,当时,我收购的陈春兰烟茶行销售的六堡茶(即“宝兰”六堡茶)的价格是每公斤30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2003年的时候,我在市面上见到一两百盒“陈春兰”出品的六堡茶,这种陈年六堡茶用以前陈春兰烟茶行经销的一种月饼盒来包装。当时,这种月饼盒装的六堡茶每盒只卖180元。虽然价格不高,但同行的几个朋友都不喜欢这种六堡茶的口感,于是我们最终没有买来收藏。现在,这种月饼盒装的“宝兰”六堡茶市场价格每盒已经涨到七八千元。
如今,六堡茶在怡保还有很大的市场,很多人喜欢喝六堡茶,所以在几年前,我开了这家四方斋茶庄,专卖六堡茶,大部分是梧州的六堡茶,每年也能卖出一定数量。
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喜欢六堡茶的槟榔香。一直以来,我们本地茶界认为“宝兰”系列六堡茶的香型最接近槟榔香,尤其是“宝兰N152”批号的六堡茶,槟榔香最明显、最典型。那种香型给人的感觉,就像在烈日下晒了很久的沙泥地,突然下了一场阵雨以后泛起的气味。【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香港的传统茶庄、茶行不算多,在主要街道走上一大圈,也难觅几间传统茶庄的踪影,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当地茶人推广茶文化的热情。6月22日上午,我们采访的主人翁廖子芳便是一位致力于推广茶文化的资深女茶人。
温婉淡雅、娴淑大方,如茶一般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让人顿生好感,这是廖子芳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深入接触廖子芳后,我们更不禁想起几个字:人生如茶。廖子芳有很多个头衔,每一个都与茶相关,如香港茶人联合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荣誉理事、香港茶道总会秘书长、香港茶艺中心高级讲师及研究员、雅博茶坊负责人等等,而近三十年来,她也始终不遗余力地做着宣传推广茶文化的工作,香港媒体称她为“香港第一女茶人”。
上图:雅博茶坊上图:廖子芳介绍自制茶具
在充盈着茶香的雅博茶坊,廖子芳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香港茶文化传播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六堡茶在港消费历史。
采访组与廖子芳(图左)交流,了解香港茶文化传播情况以及六堡茶在香港的消费历史。
香港是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让许多人备感身心疲惫,因此,廖子芳的老师、香港茶道专家叶惠民教授致力于推广茶文化,引导香港市民通过喝茶和学习茶文化来平和心境、释放压力。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还是一家美容机构美容部管理的廖子芳,结识了叶惠民,为叶惠民渊博的学识和茶文化的魅力所折服,从此,她加入雅博茶坊,师从叶惠民入室弟子,学习茶道,并涉足茶文化推广领域。
时光匆匆,转眼间近三十年过去了,廖子芳早已成长为一个茶文化研究与推广的专家,但她却始终不改推广茶文化的初心,这么多年来,她培养的学生已超万人。“茶文化推广是劳心劳力却难有高收入的事,但是,我还是愿意做,喝茶有益身心,而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融和’理念,我希望引导更多的人喝茶爱茶,共同传承茶文化,助推和谐社会氛围的营造。”廖子芳介绍说,近年来,她为了拓宽茶文化推广的空间,牵头组织了多次香港与内地的茶文化交流活动,去年,更应邀担任了贵州省的茶文化大使。
作为一个茶文化研究者,廖子芳自然也关注着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廖子芳说,六堡茶属于黑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具有调理肠胃等保健功能,长期出口东南亚,香港是梧州六堡茶出口的重要中转站。香港人饮用六堡茶,但对六堡茶认识的不多,六堡茶即使在茶楼里也没有知名度,甚至只作为拼配料拼到普洱茶中销售。
六堡茶品质不错,而其销售价格长期处于低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雅博茶坊便开始收藏陈年六堡茶。廖子芳说,六堡茶在港的影响力目前虽然不及普洱茶,但保健功能绝不逊于后者,且其价格总体相对普洱茶较低,更适合普通民众饮用,市场消费前景广阔。
对于六堡茶文化的推介,廖子芳倾注了心血。近年来,利用各种茶文化交流和推广机会,她不断地向她的朋友和学生宣传推介六堡茶。在她的一位学生的牵线搭桥下,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已表示同意六堡茶产品进驻。
雅博茶坊环境宜人
得知我们此行目的是通过对“茶船古道”的寻迹来挖掘六堡茶文化内涵,助力六堡茶产业发展,工作繁忙的廖子芳,不仅欣然抽空接受了我们采访,更为我们专门收集了文字和图片资料。“六堡茶是‘明日之星’,只要其保持品质,扩大宣传,相信在消费者日益注重养生保健的时代背景下,它一定能焕发出新的光彩。”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风潮变幻难预料一壶六堡不可少
2017年9月10日晚上,茶叶收藏家巫昆仑位于马六甲家门前的简易茶寮里,十多名茶客围坐一起,就着六堡茶的氤氲茶香,品茶聊天,气氛融洽。
这样的茶叙已持续了十多年,参加茶叙的人大多是六堡茶爱好者。多年来,大家因茶结缘,共同品茶、聊茶、购茶,六堡茶成为他们聊之不尽的话题。
巫昆仑(中)为参加茶叙的茶友们倒茶。
对于很多东南亚的茶客来说,在这小小茶杯里的,不仅是醇厚香浓的六堡茶,更浓缩着社会百态。因为,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在东南亚地区延伸线的输出,在一百多年间见证了整个南洋地区的时势变迁,同时也深深地融入当地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消费脉络能触摸
相比港澳地区,六堡茶在东南亚的消费模式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更具历史感。
学者陈烈甫所著的《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一书记载,早期,“下南洋”谋生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两广地区。因此,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两广人和客家人。受地域传统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华人的饮茶习惯至今仍然泾渭分明:福建籍华人主要饮用乌龙茶,两广籍华人主要饮用六堡茶或普洱茶,客家人则两类茶都饮用。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东南亚当地的茶庄茶行曾经必须同时备有这些茶叶,才能应付顾客的需要。
回望过去,六堡茶在东南亚的消费史可分作几个阶段,发展脉络清晰可见:
19世纪中期,华工“下南洋”风潮掀起,大量来自两广地区的华人进入南洋各地,随船带去六堡茶。这一时期,六堡茶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种植园、矿区和建筑工地等华工密集区,六堡茶被作为消暑解渴、化食去滞的保健凉茶来使用。
到了20世纪初期,华人社区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雅加达等城镇中形成并不断扩大,六堡茶随之扩展到东南亚的城市生活当中。这一时期,在东南亚的城镇里,六堡茶多见于街边的小吃摊档,主要作为社会底层的食客们饱餐后去腻消食的饮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的种植业用工模式发生转变,大量华工散去,六堡茶在种植园里的使用逐渐弱化。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随着东南亚锡矿业开发高潮再起,华工高度集中到矿区,六堡茶也紧随而去。在这个时期,随着东南亚华人阶层的壮大,六堡茶在华人聚居区里成了华人家庭和消费场所的日常用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时局骤变,割断了当地华人社会饮用中国茶的文化传承,六堡茶在当地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六堡茶的消费层面继续深化推进,六堡茶成为茶楼酒楼的必备用茶,等级高的甚至成为高档用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东南亚锡矿业逐渐衰败,六堡茶在矿区的消费与使用也告一段落,但此时的六堡茶已经深深扎根于东南亚,尤其是新马两国的华人社会里。
20世纪80年代至今,时代的巨手不断扭转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依然将六堡茶作为日常生活用品……
不胜唏嘘“矿工茶”
发端于19世纪中期的华工“下南洋”风潮,拉开了六堡茶大规模“下南洋”的序幕,使得“茶船古道”输出线路向东南亚地区快速延伸。
《东南亚之华侨》一书所援引的数据显示,1860年至1900年间,进入南洋各地的华工超过200万人。这些华工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种植园,邦加、勿里洞、马来半岛的锡矿区,以及新加坡、槟城、雅加达等港口城市的开发区,尤其是在锡矿区,华人矿工高度集中。
昔日的新加坡街市面貌(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在矿区,华工们面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极度恶劣。《光绪朝东华录》有这样的记载:“邦加地方华人在锡矿工作,苦不可言。矿工大半在山崖,山水下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既患潮湿,又系枵腹,故染病最重,况天气异常,时症不息,死者枕藉。”
这样的恶劣环境,迫使华工们将随身带去的六堡茶当作“救命茶”。马来西亚六堡茶文化研究爱好者赵美玲说,在恶劣的环境中,矿工们长时间劳作又得不到健康保障,会无心工作,因此,矿主往往会准备六堡茶无偿供给矿工饮用。正是因为在矿区使用量最大,价格低廉又具有保健功效的六堡茶被称为“矿工茶”。
晚清时期南洋地区种植园里的华工(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杨麦翻拍
随着使用量的增大,华工们随船带去的六堡茶满足不了需求,上规模的茶叶贸易成为必然。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英记”茶庄的后人邓炳强曾提及,20世纪初期,“英记”茶庄曾透过广州的“广元泰”茶庄,向南洋地区大量销售“矿工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东南亚掀起新一轮锡矿开采高潮,六堡茶在马来西亚、印尼矿区的使用量再一次被推高。20世纪70年代,巫昆仑曾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锡矿场工作,那时,六堡茶是他每天必喝之茶。忆述往事,巫昆仑说:“当时霹雳州有大大小小几百个锡矿场,数万人在矿场工作,矿业公司每天都会免费给矿场的工作人员提供伙食和茶水,使用的茶叶就是六堡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东南亚锡矿业跌入衰落轨道,六堡茶在矿区的使用也随之逐步消减。但是,在许多老矿工的家庭中,关于“矿工茶”的记忆却始终是那样深刻。
融入居民生活中
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已有82年的历史,其创立至今一直经销六堡茶。茶庄开业不久,一些做建筑工等体力活的“红头巾”陆续前来购买六堡茶。渐渐地,这个以广东籍华工为主的女工群体,就成了早期广珍茶庄的主要消费者。2017年9月8日,茶庄负责人刘秀凤接受采访时说:“以前,我们的六堡茶很多都是卖给‘红头巾’的。现在,她们的后人依然是我们的顾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加坡的“红头巾”(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进入20世纪,东南亚的开发迈入新的阶段,城市和港口建设快速推进,新加坡、槟城、吉隆坡、雅加达等港口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许多华工参与其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华工“下南洋”高潮,使得大量华人进入到东南亚各地的城镇中经商、务工、定居,这些城镇也形成了不断拓展的华人社区。当时,六堡茶随这些华人的脚步进入到城镇里,进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1940年编修的《广西年鉴》统计数据显示,1935年,广西出口的茶叶达到1128.95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六堡茶。
二十年转眼过去,六堡茶在东南亚华人生活中的使用继续深化。马来西亚广西总会总秘书邓宏智祖籍梧州岑溪,他介绍,20世纪40年代,他的爷爷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马口,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割胶工,养成了每天用一个铝罐闷泡六堡茶饮用的生活习惯,并一直坚持到其晚年。
1941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摧毁了东南亚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地华人群体生活一片暗淡,六堡茶在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一度一蹶不振。幸好,这种状况仅持续了十年左右。
1950年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恢复发展。此时,中国的茶叶购销政策虽然发生了巨变,但由于六堡茶被列为特种茶供出口创汇,因此面向东南亚的出口没有受到指定限制,“茶船古道”又开始提速向东南亚延伸。广西收购用于出口的六堡茶从1953年的510吨提升到了1956年的3120吨。
时代的钟摆荡入20世纪60年代后,六堡茶在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断发生变化。印尼市场的骤然缺失,把六堡茶对东南亚的输出压缩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但因六堡茶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用茶,这一时期新马地区的六堡茶需求量不减反增。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街头到处是小食铺,由于六堡茶价格低廉,这些小食铺都会准备一大壶六堡茶给食客们免费饮用,因此六堡茶在新加坡的使用量很大。”新加坡白春新茶庄负责人白进火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很多茶庄茶行都会购进六堡茶备售。”
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发展迅速,除了小食铺外,大大小小的茶餐厅和茶楼酒楼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新马地区涌现,大量地消费六堡茶。“以前,我们进口的一级茶主要供应门市、高级酒楼、餐馆、杂货店等。”马来西亚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刘伟才说,在茶楼酒楼等高端消费场所,等级较高的六堡茶被作为高档茶使用。
不仅如此,在新马地区的华人家庭,六堡茶还成为与柴米油盐并列的家常用品,除了茶庄茶行外,香火店、海味店、杂货店也都有售。马六甲的六堡茶爱好者蔡玉芳说:“普通居民的敬神茶和寺庙做法事用的还愿茶包,都会使用六堡茶。”如今的马六甲河只通行游船
国内地出口的六堡茶已经满足不了新马地区的需求,香港茶商们看准时机,从中国内地进口青毛茶,或从泰国、越南、缅甸和印尼等地采购大叶种的毛茶,将其制成六堡茶销往东南亚。这些“港产六堡茶”迎合了东南亚华人的口味,风行一时,而且等级较低的“港产六堡茶”在东南亚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以至于在小食店、小茶楼、小餐馆等低端消费市场,“大叶”一度成为六堡茶的代名词。
出口销售生机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六堡茶在矿区的使用渐告结束,但是,新马地区的六堡茶消费并未锐减。1981年编修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一书记载,当时“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年销500吨~600吨六堡茶”。
与此同时,新马地区进口经销六堡茶的茶企也在整合之中。在新加坡,中国内地出口的六堡茶主要由广珍茶庄和厦门信局经销,安发行茶庄则主要进口经销“港产六堡茶”。在马来西亚,进口经销六堡茶的茶企一度达到10家,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的六堡茶出口量减少,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六堡茶基本由“广汇丰”“联隆泰”“南隆”“裕生祥”“广福源”等5家企业垄断。
失去了矿区的消费支撑,又受制于香港本地生产成本的攀高,“港产六堡茶”在20世纪90年代后就逐渐没落了,中国内地出产的六堡茶重新占据新马地区市场的主导权。进入2000年以后,新加坡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茶包、速溶茶等便捷的茶叶饮品成为当地华人的主要饮料,六堡茶面向新加坡的输出量有所下滑;在马来西亚,由于生活节奏相对缓慢,当地华人使用六堡茶的频率依然极高,该国的“裕生隆”“广汇丰”“联隆泰”等3家公司,在最近十多年间,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六堡茶数量均呈现增长势头。
裕生隆有限公司门店里销售的六堡茶
更可喜的是,随着时势的转变,在印尼、菲律宾,如今已经有茶商尝试引进六堡茶,而泰国的企业也曾来到梧州洽谈,计划在曼谷设店销售六堡茶。
六堡茶对马来西亚输出的重振,以及“茶船古道”面向东南亚延伸线的重新拓宽,令人看到了新的曙光。
“邦加人生产过‘改良乌龙茶’”
讲述人:林莹辉(54岁,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现居印尼雅加达)
我是第二代的印尼华人,我的父母对茶尤其是中国茶没有什么认识,平时都是喝咖啡。我自己平时倒是喝中国茶,以普洱茶为主。
我研究中国茶叶已有十几年时间,五年前开始做茶叶生意,主要在印尼和新加坡销售中国茶。我对各个茶叶品种都会关注,因为六堡茶和普洱茶都属于黑茶,所以我对六堡茶也有所了解。
印尼的华人偏爱茉莉花茶、乌龙、铁观音等高香的中国茶,如今在印尼的中国茶市场里,茉莉花茶最受欢迎,因为这种茶有一股独特的香气。不过,最近几年,其他中国茶在印尼也渐渐有人接受了。在我开的茶舍里,现在每个月卖的普洱茶也有两三百公斤。
我最早听说六堡茶这个茶种是在四五年前。我自己也有些六堡茶,其中,有的是朋友送的,有的是我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买到的。现在每年的广交会,我都会去参展,我在广交会上买过六堡茶。我买的六堡茶都是熟茶,品饮过后感觉它的口感和普洱茶很相似。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印尼卖六堡茶的计划,因为在印尼认识和品饮过六堡茶的人比较少。
据我所知,在邦加地区,客家人比较多。一直以来,当地都有人经营小茶园并制茶,他们用本地的制作工艺生产“改良乌龙茶”,再拿出去卖。在印尼,以前几乎把所有中国茶都叫做“乌龙茶”,茶叶分类没有现在那么细。所以,以前邦加岛上的人有没有制作和饮用黑茶,我不是很清楚。
“以前新加坡小食摊档六堡茶总用量很大”
讲述人:白进火(47岁,新加坡白新春茶庄老板,现居新加坡)
我记得我阿爷讲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新加坡最旺的就是牛车水(当地的唐人街)一带。当时街上还没有大茶楼,都是小食摊档为主。除了当地人会买一些六堡茶回家冲泡以外,六堡茶主要卖给这些小食摊档。当时很多工人要起早摸黑干活,一日三餐都是在街边随便吃点东西,所以街边的小食摊档非常多。牛车水几条街都排满了小食摊档,卖包点、粉面、粥饭、肉食的,什么都有。这些小食摊档大部分是一副挑子担出来占个地方就营业了,为了方便客人,这些小食摊档会在挑子一头放一个藤篮,里面放一个大洋灰桶茶壶,免费提供茶水给食客。食客吃完东西以后,就用自己的碗装一碗茶喝,这样既解腻又消食。因为这些茶水是免费提供的,所以摊主只选择够茶味又便宜的茶叶。由于当时的六堡茶极其便宜,每公斤售价不到2元(新加坡元,下同),最适合使用,因此多数小食摊档都用六堡茶。
旧时的白新春茶庄(白进火提供)
虽然新加坡小食摊档总的用茶量很大,但细分到每个摊档,用茶量却不多,摊主每次都是买几斤,有的甚至每次只买一两斤。当时新加坡所有茶行茶庄分布在街边的骑楼里,骑楼外面是小食摊档,所以六堡茶销售很方便。
“在印尼很难找到卖黑茶的地方”
讲述人:林爱儒(62岁,在雅加达慈济中心从事茶道推广工作,现居印尼雅加达)
我出生在雅加达一个华人家庭,属于第四代。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很少喝中国茶。在印尼,只有部分华人家庭中的老一辈会喝中国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早上起来喝一杯加糖的红茶。
不过,我的三伯父爱喝中国茶。他家里有一个庭院,他经常在庭院里会友。他还备有一套茶具,喜欢和朋友边喝茶边聊天。我三伯父家里收藏有各种中国茶叶,像普洱茶这类黑茶,他经常喝,因为这些茶可以长时间存放,而且还是越陈越好。据我所知,这些黑茶,他不是在印尼买的,而是回中国探亲时顺便买的。在印尼很难找到卖黑茶的地方。
广珍茶庄昔日销售的六堡茶龙天传翻拍
我在慈济中心接触中国茶道以后才开始品饮中国茶。在印尼,当地人喜欢喝加糖的红茶,他们认为中国茶苦涩,尤其像普洱茶那样的黑茶,不太能够接受。目前,我们中心推广的茶叶主要是中国台湾生产的茶叶,没有黑茶。
“六堡茶‘浸’过夜没问题”
魏荣南(54岁,新加坡茶叶进出口商会会长,南苑茶庄(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现居新加坡)
南苑茶庄在马来西亚有分公司,由我弟弟负责马来西亚的茶叶市场营销。由于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喝六堡茶,20世纪80年代,南苑茶庄马来西亚分公司既卖乌龙茶,也卖六堡茶,当时我们曾向马来西亚茶商叶顾霖购入六堡茶用于销售。
那时候,马来西亚的六堡茶供应紧张,经常断货,为了解决货源问题留住客户,我们曾经将云南普洱拼配进六堡茶里,再卖给客户。起初,我们认为,六堡茶和普洱茶都是黑茶,茶性相似,而且当时普洱茶的市场价格和品牌效应都比六堡茶高,用贵的普洱茶拼配便宜的六堡茶应该行得通。但是没想到,很快,客户就不来买六堡茶了。我们觉得奇怪,就去做市场调查,发现原来这与当地的消费特点有关:在吉隆坡,喝六堡茶的多是社会底层的工人,那里的“妈妈士多”(指路边茶档)卖的六堡茶,通常是会“浸”过夜的。工人们早上吃完了早餐,上工前就到路边喝一杯茶消暑化滞。泡好的六堡茶“浸”过夜没问题,但泡好的普洱茶“浸”过夜后却会有酸味,而六堡茶的特质是“浸”过夜后不会有酸味,这就导致了我们拼配的“贵价六堡”卖不出去。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把普洱茶拼配进六堡茶里面卖了。
“‘红头巾’是我们茶庄早期的消费群体之一”
讲述人:刘秀凤(54岁,新加坡广珍茶庄负责人,现居新加坡)
早期,广珍茶庄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六堡茶都用大竹筐包装,压得很结实,一箩大约重50公斤。那时候,新加坡市面上对六堡茶的需求量很大,很多人都喝六堡茶,那些像“红头巾”一样干体力活的人,更是我们茶庄主要的消费群体。
“红头巾”都是来自广东的女工,她们主要在新加坡做建筑泥水工,因为头上都戴着一个红色头巾,所以被叫做“红头巾”。这些“红头巾”长期要在烈日高温下从事土方作业,具有去暑化湿功效且价格低廉的六堡茶很适合她们喝,所以“红头巾”们喜欢每天早上用暖水壶泡一壶六堡茶带去上工。当时,我们茶庄的六堡茶很多都卖给那些“红头巾”。
在南洋,早期六堡茶在各地的销售都有特色,马来西亚那边是“矿工茶”,新加坡这里就是“女工茶”。由于“红头巾”爱喝六堡茶,喝茶的习惯也影响了她们的家人,因此很多“红头巾”的后代会来我们店买六堡茶。
“没有名号的六堡茶最便宜”
讲述人:李麦莲(70岁,安发行茶庄有限公司门店负责人,现居新加坡)
“安发行”创办于1970年左右,我和我丈夫在欧南园那里的二楼租了一个小店面专门经销茶叶,主要做六堡茶批发,茶叶卖给茶楼和酒楼。
在我的印象中,“安发行”刚刚创立时,我们都是从香港的亲戚那里订购六堡茶。我丈夫有一个哥哥在香港专门加工制作六堡茶,那个哥哥在香港开了一家“荣发号”,他做好六堡茶以后就发货给我们。我们起初是通过打电报向他下订单,后来有了电话后就改用电话联系。
当时,我们经销的六堡茶主要分为“原度”“天上天”“原笠”“六堡王”“正山”等几种,“六堡王”最好,价钱最贵,跟着就是“天上天”,还有“原度”,最便宜的是那些没有名号的六堡茶,年份都比较新。
20世纪70年代,我们供应茶楼酒楼的六堡茶一般是每公斤6元到10元(新加坡元,下同)。到了20世纪80年代,供应茶楼酒楼的六堡茶每公斤售价一般是12元左右,到现在我们这里还有每公斤十几元的六堡茶出售。
以前,我们打电报或打电话去香港订购六堡茶,香港那边会等合适的船期再发货过来。一般来说,我们下订单后等一个星期,船务公司就会发单过来告诉我们运茶的船什么时候到,我们凭单叫“开柜公司”去接货。从船只起运到我们去接货,至少又需要一个星期。当时那些运茶来新加坡的船都是散装货船或小型集装箱货船,散货船虽然船型不是很大,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船舱,里面装有很多货。“开柜公司”会派持有牌照的工人进码头里面帮我们把货拉出来再送到店里。当时的六堡茶一般都用大竹箩装,每箩重40公斤。
“‘大叶’成为普通六堡茶的别称”
讲述人:赵美玲(54岁,马来西亚六堡茶文化研究爱好者,现居马来西亚吉隆坡)
小时候,我经常跟父母去橡胶园割胶,当时我们会随身带一个水壶,每天泡好六堡茶后把水壶灌满带去,在橡胶园里一整天都喝六堡茶。这一方面是因为六堡茶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六堡茶的价格便宜,社会底层的人都喝得起。
但这并不是说六堡茶全部是低档货,以前在马来西亚一些茶楼,我也见过很有钱的老板喝六堡茶,只不过他们喝的六堡茶是等级较高的茶芽。以前,马来西亚的六堡茶共分一到七个等级。这些六堡茶有很多是香港加工生产的,现今保存下来的六堡茶很多是一级茶,三级以下的六堡茶保存下来的比较少,因为等级低的六堡茶都被茶楼、餐馆、酒楼等饮食场所作为基本用茶,消耗量最大。
以前,香港生产加工的六堡茶用的很多都不是广西梧州市六堡镇的茶青,而是越南、泰国、印尼那边的茶青。由于这些茶青属于大叶种茶,生产出来的六堡茶的条索比较大,尤其是低等级的六堡茶更是粗枝大叶,因此在马来西亚的茶楼里,人人都把这种六堡茶叫做“大叶”。结果,“大叶”就成了普通六堡茶的别称。
“我爷爷一辈子都喝六堡茶”
讲述人:邓宏智(52岁,马来西亚广西总会总秘书,现居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的祖籍在广西岑溪,属于第三代扎根在马来西亚的华人。20世纪40年代,我爷爷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在马口(马来西亚一个小镇)的一个橡胶园里当割胶工人。
从我记事起,我每天都看到爷爷用一个大铝罐泡好一罐六堡茶,要喝的时候就打开铝罐,用铝罐的盖子当杯子盛茶慢慢喝,喝完以后再盖上盖子,继续把茶闷在罐里。爷爷说,这是他当年在橡胶园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邓宏智(右)与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会长李健荣在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了解六堡茶的销售情况。
虽然我爷爷一辈子都喝六堡茶,但我以前倒是不喝六堡茶的,只喝普洱茶。最近这几年,我经常回广西,每次都有朋友或接待单位请我喝六堡茶,我觉得爷爷喝的茶也不错,有一定的保健功效。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六堡茶。现在,我日常也喝六堡茶了。
“曾有店家卖六堡茶不愿称重”
讲述人:黄俊庆(30岁,马六甲州马六甲市培风中学教师,现居马来西亚森美兰州)
受爷爷的影响,我小时候就喝过六堡茶。我爷爷是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惠州来到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锡矿做工,在矿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当时矿上免费提供六堡茶给矿工饮用,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每天都喝六堡茶。后来,矿山倒闭了,爷爷离开了矿区,把家搬到了森美兰州,但喝六堡茶的习惯保留了下来。爷爷觉得喝六堡茶可以解暑祛湿,而且六堡茶冲泡方便,长时间浸泡不涩不馊,价钱也便宜,所以他就自己买茶回家泡。爷爷每天必喝六堡茶,每次都用陶瓷壶泡一大壶茶,让家里人一起喝。壶里的茶没味了,爷爷就往壶里加些茶叶继续泡。
以前,在森美兰州买六堡茶很方便。这种茶在当地是最普通的茶,在杂货铺、海味铺都能买到。六堡茶很便宜,有的一包才卖0.5马币(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到1马币。因为茶叶便宜,有些店家不愿对茶叶进行称重,而是大致掂一下分量,就将茶叶包起来,碰上熟客还会多给些。这种状况持续到2000年前后,之后物价上涨,店家就开始对茶叶称重了。
我爷爷在1998年去世,之后我们家就比较少喝六堡茶了。2011年,我到培风中学当老师,经朋友介绍,到马六甲六堡茶藏家巫昆仑家喝茶,大家边喝茶边交流茶文化,这使我对六堡茶有了新的认识,我也渐渐喜欢上了六堡茶。因为六堡茶耐泡宜泡,所以我都是在上课前泡好一壶,这样,随时都可以喝。我除了向巫昆仑他们买茶外,自己有空也会到街上走走,寻找陈年六堡茶。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在高铭发茶庄竟然找到了陈放了十多年时间的六堡茶。
如今,我晚上一有空就会到巫昆仑家喝茶。他们一家人都很热情,有空就会搞“茶叙”。
“我们的三、四、五级茶卖到锡矿区”
讲述人:刘伟才(65岁,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居马来西亚吉隆坡)
20世纪50年代,“广汇丰”开始销售六堡茶。那时六堡茶销量并不大,顾客主要是广东人,消费地区集中在广东人较多的吉隆坡、怡保等地。进入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迎来锡矿大开发期,怡保等地有很多锡矿,而六堡茶是出了名的“矿工茶”,基本上各个矿区都会购买六堡茶免费供给矿工饮用。我们家族因为有锡矿开采业务,与其他矿区的联系相对密切,所以在六堡茶经营方面有独特优势,我们的三、四、五级茶专卖到锡矿区,而一级茶则主要供应门市、高级酒楼、餐馆、杂货店等。
刘伟才展示一份广汇丰茶行1973年在秋季广交会签订的六堡茶交易合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汇丰茶行分别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口六堡茶,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其中购进的茶叶以中国内地出口的为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每年都会举办两次广交会,“广汇丰”就是通过广交会购买梧州出口的六堡茶。至今,我们茶行仍保留着一张1973年在秋季广交会上签订的梧州六堡茶购买合同。
“凿散的六堡茶整片卖”
讲述人:许金龙(70岁,马来西亚茶叶商会永久名誉会长、建源茶行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居马来西亚吉隆坡)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建源茶行进口的六堡茶主要销往北马(指马来亚北部)的锡矿区和吉隆坡当地的茶楼酒楼。我们是进口商,销售的六堡茶都是整箩批发出去的,只有在门店零售时,才会把整箩六堡茶砍开拆解,用凿子将茶凿成一片一片来卖。马来西亚这里的人都喜欢买整片的六堡茶,他们觉得结在一起的六堡茶才是真正的六堡茶,凿得太散的六堡茶反而会引起他们的质疑。
建源茶行贮存六堡茶的仓库许金龙提供
由于当时的六堡茶各个等级之间价差并不大,而北马那边的锡矿公司都很挑剔,因此客户在我们这里购进的六堡茶等级都比较高。此外,吉隆坡上档次的茶楼、酒楼,用的也是一级六堡茶。他们把整箩六堡茶打碎,用自己店里的大蒸笼将茶蒸软了晾干,然后放在一个个大玻璃缸里备用,这些茶楼、酒楼供给客人喝的都是高等级的六堡茶。只有经济饭店才用五级的“大叶”,而且还是免费提供给顾客饮用的,这些“大叶”当时在小饭馆、包店、点心铺里很有市场。
“‘泥水工’用六堡茶泡饭吃”
讲述人:释慧信(60岁,芙蓉山大觉禅寺僧人,现居马来西亚芙蓉市)
我们祖辈是从中国广东梅州来的。从我父亲那一代起,我们家就已经在森美兰州芙蓉市居住了。因为芙蓉市是森美兰州的首府,正好位于马六甲到吉隆坡之间,以前很多从中国来的有名望和地位的人,都是先到马六甲或者芙蓉“落脚”(指居住一段时间),等稳定下来,再搬去吉隆坡。所以,到了现在,马六甲的华人以福建人为主,芙蓉的华人则以“广府人”和“客家人”为主。
因为“广府人”和“客家人”比较多,以前芙蓉市很多华人都喝六堡茶,家里也都备有六堡茶。虽然我自小接受英式教育,对中国茶道文化了解不深,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还是不时会喝到六堡茶。
以前,芙蓉市有很多做建筑的“泥水工”,他们平时工作的时候都喝六堡茶,到了夏天,他们还用六堡茶泡饭吃。后来,喝六堡茶的人慢慢少了,很多人都改喝普洱茶。而且,在芙蓉做粗活的建筑工人也少了,“泥水工”蹲坐在工地上吃茶泡饭的场景也不见了。
近年来,六堡茶在马来西亚又逐渐受到了关注,芙蓉这里也有一些人重新开始喝六堡茶,我现在也喝六堡茶。(采写:本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本报记者苏爱清(除署名外)
香港,作为“茶船古道”在境外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在六堡茶海外输出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作为曾经的一个主要消费市场,香港本地也大量进口六堡茶。
昔日,梧州六堡茶进入香港市场,需经过一个分工明确的经销链条,其中,有进口代理商、分销商、经纪人等。处于六堡茶在港营销链条顶层的,是出口代理商德信行和其对口的一系列“头盘商”。成立于1946年的德信行,作为内地茶叶在港的惟一出口代理商,有着决定香港哪家茶企能够成为批发和进口“头盘商”的“特权”。林圣光今年虽然只有63岁,但他在业界却有着超著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信行茶叶组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干部负责工作,内地在港的茶叶出口全部由两人经手。退休后加入利安茶行的林圣光回忆说,当时香港的茶行将经梧州口岸出口到港的六堡茶细分为青毛茶、陈茶和六堡茶,青毛茶、陈茶和六堡茶一年出口量达上千吨。而当年德信行对应的香港进口“头盘商”有10多家,而且,其中,“元亨”“东荣”“协丰”等茶叶公司专营陈茶以及用于生产陈茶的青毛茶,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生祥)则独家代理六堡茶。当时,六堡茶每吨到港价格比青毛茶高140港元左右。
林圣光(右)介绍德信行掌故。
德辅道西177号三楼,一道毫不显眼的楼梯上有一间毫不显眼的小房间,这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永生祥的办公室。永生祥,成立于1956年,当年是德信行在港对接的13家进口代理商之一,主营黑茶,这13家进口代理商合力分销内地供港所有茶叶,因此,被称为“头盘商”。
上图:采访组成员听司徒法先生(中)讲述收茶趣事。下图: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活动图片。
1958年前后,永生祥开始代理由梧州出口的广西陈茶,并独家代理六堡茶。今年已经83岁的司徒法是永生祥的董事经理,自1978年开始执掌永生祥。对于当年广西陈茶与六堡茶之间的关系,司徒法至今说起来仍如数家珍。他记得陈茶使用的是大叶种茶叶,而六堡茶使用的是中小叶种茶叶。相对来说,陈茶条索好些,汤色浓些,而六堡茶风味独特,口感更好。当时,永生祥代理的陈茶分为5个等级,而六堡茶分为6个等级,但曾经也有过两批次的六堡茶是7级(等外)的。
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注册证书。
今年73岁的永生祥公司会计部经理郑永琨,自1970年开始入行做茶。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梧州运茶到港的船每月都有一两次,一条船每次装载的茶叶都有200多件,大约七八吨重。运茶船一律停泊在明生码头起货。在码头起货后,六堡茶立即由永生祥分配给各家分销商。
黄建国向记者介绍珍藏的陈茶六堡茶。
利安茶行也是当时的一家“头盘商”,只是地位比较靠后,有时在其他“头盘商”取得陈茶和六堡茶经销配额后,利安茶行也会向其他的“头盘商”购买陈茶或六堡茶加价销售。利安茶行总经理黄建国说,在1982年,利安茶行销售的陈茶和六堡茶就有过百吨。
一条古道去悠悠。
每年农历二月开始,无数六堡茶从六堡茶区采制后装上尖头船,沿着“茶船古道”被运到广东的江口或都城后,然后装上更大的木货船。也有一部分六堡茶沿着桂江到达梧州后,自西江顺流而下,在江口或都城集结,再沿着西江经过肇庆、三水、佛山,直接运往广州,然后经港澳出口海外。
在2016年的六堡文化旅游节上,当地文化部门再现当年六堡镇茶农用竹木排将茶叶外运的场景。李琳/摄
这段水路将近300公里,在资料里只是寥寥数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有无数船工和排工在这条线路上讨生活。几只船结伴而行,每遇水浅滩险之处,船工们需一起下船,有的在岸上拉纤,有的在水中撑顶,十余人一起把船只逐一“搬”过滩头。
视频截图
茶船要从西江航线到达珠三角地区的商埠,还需通过肇庆的羚羊峡。羚羊峡内河道最窄处仅两百米,江流湍急,漩涡丛生,水位最深处达七八米,稍有不慎则船翻人亡。时至今日,羚羊峡里水声依旧,崖岸转折之处仍然水势奔涌。
羚羊峡岩壁上留下的篙坑。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悠悠古道连南洋源源输出看港澳
六堡茶是梧州市的特色产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令六堡茶得以走出深山,进入珠三角地区甚至走向世界的,是一条独特的“茶船古道”。去年,梧州日报社派出采访组,对“茶船古道”的史实进行见证式采访、抢救式挖掘,较完整地还原了“茶船古道”在境内的历史轮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为更好地挖掘与宣传六堡茶历史文化,为梧州借“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六堡茶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从今年6月份开始,梧州日报社再次派出采访组,启动“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活动。本次活动聚焦六堡茶产品覆盖和文化影响较明显的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三国。其间,采访组继续沿用田野调查方式,全力收集与六堡茶文化相关的资料史实,并结合史料记载进行整理分析,形成了一系列稿件,努力为六堡茶和“茶船古道”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资料。
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通过记者调查采访与当事人讲述相结合的形式,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本次境外行采访的内容。系列报道将分为“概貌篇”“轨迹篇”“余音篇”等三个篇章。
概貌篇
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2017年6月25日上午,位于香港西环的港澳客运码头人流如鲫,一班班客轮往来于宽阔的海面,划出道道白练。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葵涌码头建成前,从这里一路到上环,大小码头一字排开,梧州到香港的船也停泊于这一带,从梧州运来的茶叶就从这里上岸或转运。”站在港澳客运码头边的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办公室的窗前,84岁的公司原副总经理伍慎隆凝望香江,缓缓地述说着,话音里满是对往事的怀想。
港澳客运码头位于维多利亚港
茶船远去,古道悠悠……穿越西江的波涛,从梧州起行的茶船载着一箩箩茶叶和无数茶人的希冀,沿着“茶船古道”一路东去,到达广州这个中国内地的枢纽港口。
但是,“茶船古道”的篇章并未因此划上句号。从清代中期开始,大批华工“下南洋”,前路茫茫,归途无期,六堡茶便成了他们寄托乡愁的傍身之物。多少悲欢离合中,“茶船古道”连接上“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不断延伸。
“古道”延伸到海外
关于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情况,虽无系统记述,但人们透过各种史料不难管窥一二。1951年版的《中国茶讯》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
《中国茶讯》的记载只有片言只语,事实上,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足以写成一部史诗。“茶船古道”境外延伸线上,有茶客相聚品饮的欢愉,也有华工寄情于茶的苦涩;有经销商竞争较量的残酷,也有运输者历经波折的辛酸。
港澳茶客的消费,是“茶船古道”得以向境外延伸的重要因素。
香港开埠后,人口飞增。流入港澳地区的人口大多来自两广地区,他们都有饮用六堡茶的习惯,港澳地区因此成为六堡茶在中国境外的一个主要消费市场。今年66岁的黄鹏绪,曾任英皇酒店管理公司顾问、中国海外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对香港茶楼的消费习惯与变迁颇有研究。他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六堡茶在香港餐饮市场的消费量较大,一度占到黑茶消费量的七成,很多茶客在茶楼都饮六堡茶。”
但六堡茶的境外消费,更多的还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无数东南亚的华人,让“茶船古道”的境外延伸线坚实而长久。
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记载,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地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导致“下南洋”的华工数量激增。民国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19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华工数量超过了200万人。这些华工大部分来自两广地区,因而,六堡茶在南洋各地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自从1842年清政府被迫实行“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外贸垄断地位被打破,广州作为唯一茶叶输出港的地位快速下滑,香港的茶叶中转枢纽地位则不断提升。这一时期,澳门因是中国苦力输出的主要起发港,大批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随船带去六堡茶,使得澳门也成为六堡茶输出的重要港口。
于是,“茶船古道”除了在广州港集结外,又向香港和澳门延伸,并发展成为由广州、香港和澳门中转后,再面向南洋各地及日本等国,呈扇面展开的海上运输大通道。
茶船古道境外线路图(资料图)
百舸千帆连港澳
“茶船古道”向海延伸,最前端便是香港和澳门。
澳门海事博物馆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其外形像一艘扬着白帆的三桅船。在博物馆的陈列厅里,浏览各式海事展品,聆听电子语音讲述,人们不难感受到澳门的发展与大海的密切联系。
翻开澳门工务局编撰的《澳门航运发展史》,可以更清晰地触摸到澳门航运业发展的脉搏:随着葡萄牙海运贸易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快速发展,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澳门的航运转口贸易达到全盛,澳门也成为联结欧亚和拉美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循环的枢纽。这一时期,不仅是葡萄牙,连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设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公司也通过澳门大量从事茶叶贸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世纪中期以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港迅速崛起。香港学者赵子能在《香港港口》一书中提及:从19世纪末期开始,香港的站口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内地转口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190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41%经由香港进出。学者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叶之发展》一书中更指出:“1871年海地电线敷设以后,上海、香港能立刻与英国取得联络,促使中国茶商和茶栈能够更确实地预测茶叶的交易情况。”
自清代以来,梧州一直是广西最繁华的内河港口,与港澳的航运关系非常密切,这使得梧州的茶叶能顺利地输出港澳。
据《广西通志·交通志》记载,梧州至香港的水上航线在1875年就已开通,往来其中的船只都是木质帆船。1897年梧州开埠以后,大量机动船只进入梧港航线,使这条航线出现了客货轮定期班次。
1902年,澳门内港里停泊着很多运货的木船。(网友供图)
1902年,从内地运货到香港的木帆船。(网友供图)
由于梧州出口到港澳的货物总量增大,从1906年起,中外商人纷纷加大对轮船的改装力度,往来梧州至港澳航线的机动船舶数量与吨位快速提升。《中国旧海关史料》记载:“本年(1914年)往来梧港之英旗船镇波及华旗昇泰(太)均于年初停驶,继后者则有新添略大之船三艘,一曰海华,悬挂英旗,载重245吨;一曰广英,载重407吨,一曰华安,载重433吨,此二艘皆挂华旗……由梧直达澳门之航路。”
此后,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线路一直保持高速运转,《西江航运与腹地农业经济外向发展(1897~1938)》一文介绍,“自梧州开埠以后……至民国10年至20年间,港澳客货轮日多,每日有四五艘开出”。
这一带就是当年梧州到香港的船舶停靠的地方。
由于梧州至港澳的轮船吨位大、速度快、船期密,因此当时桂东南的物产汇聚于梧州,再出口到港澳地区,当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茶叶占据了很大比例。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广西的农副产品沿西江水系,随着长距离贸易扩大了流通范围……在传统运输条件下,近代广西流通的主要商品种类有三类:……经济作物,以棉花、茶为大宗。”广西统计局1934年编修的《广西省各县出入境大宗货物概况》记载,当时广西农副产品有11%输出港澳,主要包括茶叶在内的山货、赤糖、禽畜及矿砂等。
战时输出陷低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和广州沦陷,中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到了香港。193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全国推行茶叶统购和统销,集中到香港输出,这使得香港的茶叶出口量剧増。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的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茶叶消费跌入低谷,中国茶叶经香港输出也陷入瘫痪状态。而因为梧州到香港的茶叶航运线路一度中断,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基本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的外贸、航运产业发展重现曙光,梧港航线得到恢复,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随之复苏。“在1949年以前,梧州经常都有私营货轮前往香港,这些轮船都停泊在旧时的大南码头一带。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一些‘九八佬’就会举着牌在沙街上代为招揽运输生意,直至下午轮船起航为止。”对于梧港航线的恢复,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最为欣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葡萄牙处于中立国地位,因此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转由澳门港承担。《澳门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前景》一文指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澳门仍然承担着中转港的角色。同时,战争还使得澳门的人口流入量大增、贸易兴旺,六堡茶在澳门地区的消费也得到提升。出口大幅下滑的梧州六堡茶,借助在澳门的中转输出及当地的消费,得以保有一线生机。
通港“茶船”成“稀客”
1950年后,“茶船古道”向境外延伸的线路重新活跃。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港澳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数次跃式增长,当地的餐饮业不断扩展,茶楼酒楼一派兴旺景象,使得六堡茶在当地供不应求。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曾在香港地区独家代理经销“六堡茶”,公司董事经理司徒法至今还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司每年都要进口超过100吨精制六堡茶,这些六堡茶往往是刚在西环的码头卸货,就被等候已久的“二盘商”(分销商)瓜分一空。
香港传统茶庄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锡矿开发逐步恢复,当地华工数量再次暴增,六堡茶经香港出口东南亚的辉煌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再次书写。资料显示,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从梧州外贸口岸出口进入香港市场,以及透过香港再发往海外的六堡茶,每年都超过1000吨。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六堡茶通过船运向港澳输出的黄金时期。回眸这段岁月,梧州到港澳的航运情况也数度发生变化。对此,陈桂生及澳门南光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展京作了精辟的分析:
其一,经营的主体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梧州的航运业务逐渐公私合营,国营的梧州航运公司成为主角。20世纪90年代初,梧州航运公司专门成立了梧港船务有限公司,之后,桂江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了顺景航务公司,两者在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竞争中并驾齐驱。
其二,运输的船只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梧港、梧澳航线上多是拖曳驳船的拖轮,以及客货混装的花尾渡。到了1966年,新型货轮在梧港航线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往于梧港之间的货船全部变身为货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使用集装箱装货的方式在梧港航线中盛行。
其三,运输的航线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的影响,澳门港的发展陷入低潮,梧州至澳门的货物运输只能由香港中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梧澳直航航线才恢复。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六堡茶向港澳地区的水路输出,渐渐归于沉静。这个时期,香港的航运产业悄然下滑,六堡茶在港澳当地的消费市场也逐渐萎缩,“茶船古道”在港澳地区的延伸线迅速弱化。
进入2000年后,梧州每年发往港澳的六堡茶产品仍有几百吨,但时移世易,随着公路交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梧州到香港的航运逐渐式微,往来于两地之间的“茶船”成为“稀客”,梧港船务有限公司更是彻底退出了舞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梧州至澳门航运业衰微,梧澳直航航线再度中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所有货物全部转由香港或珠海中转,直至今日。
“解放前六堡茶一般在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
讲述人:陈桂生(60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1976年,我到梧州航运局参加工作。我听航运界的老前辈介绍,解放前(1949年以前),梧州所产六堡茶一般在梧州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也有很多私营小船经由广东的贺江外运六堡茶。
当时,在梧州为船舶揽货的人叫做“九八佬”。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要承揽货源时,他们就会举着招牌摇着铃铛走在沙街上,大声叫着准备出发的船期和船号,通知当时云集沙街有运货需求的商家。茶商如要外运茶叶到香港,就会将茶叶装运上对应船只。从梧州到香港的船只都停泊在旧时福汉酒楼和新西旅舍对开的大南码头一带。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梧州六堡茶依然是通过私营船只运抵香港。当时,在香港代理这些私营船只船务公司的老板名叫“梁炳基”(音)。
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以前,梧州市没有一个专门的港澳码头,包括茶叶、日杂货在内的出囗商品,多数通过盘艇上货装船,经海关验放,再用“桂海”“桂驳”输出香港。到了20世纪80年代,港澳航线上的货船更新换代为机动散货轮,名称改为了“桂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港澳航线的运输船只以集装箱货轮为主。
“以前六堡茶出口香港用船运输”
讲述人:吕苏虾(70岁,中茶梧州分公司退休职工,现居梧州)
以前,梧州六堡茶出口香港一直都依靠船运。我们会先用盘艇将茶叶从梧州茶厂或工农仓(即李家庄码头)运到下关码头,再换装到航运局的大船。每次出货,盘艇都会运去100包(总重量约5吨)茶叶,每月出货总量都是三五十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梧州外贸公司每年出口香港的广西“陈茶”“六堡茶”和“青毛茶”大约有1000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陈茶”出口达到最高峰,每年出口量为1500吨。
“直航线重启后梧澳商贸往来更密切”
讲述人:赖展京(61岁,澳门南光物流货运公司董事长,现居澳门)
澳门是一个近海港,以前港口里面有很多木质码头,停靠那些码头的船舶大多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内地很多物资都是先运到香港中转再运来澳门,而且澳门当时没有直航船去东南亚,通过澳门出口到东南亚的物资都要经过香港中转出口。
在这些码头里面,南光码头是最大的。整个澳门地区只有南光公司才有出口权,即便澳门的其他企业要做内地物资的出口生意,也要由南光公司代理。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广西运来的物资包括六堡茶,多数通过水路运到香港,再从香港中转到南光码头卸货。
到了1974年,南光码头扩建成现代化码头,升级了装卸设备,能够同时容纳两只500吨级的货船停靠卸货,一年总吞吐能力达到三四十万吨。
澳门南光旧码头的木桩至今仍立在海边
20世纪80年代,我们和梧州航运局对接,拿下了梧州船舶到澳门的船务代理权,重新开通梧州到澳门的直航线,使得梧州的物资能够直接运到澳门,两地商贸往来因此更为密切,当时每周都会有一两班船往来于梧州和澳门之间。那时候从梧州运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除了粮油食品,还有由南洋公司负责代理的各类土特产,如茶叶、酒类、中草药等,尤其是中草药材所占比例非常大。
“港澳船队用的是大吨位船舶”
讲述人:伍慎隆(84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记者在采访伍慎隆(左)
1954年左右,国内航运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广西的私营船只被划进航运局。当时梧州的私营轮船有“天生”“大生”“明生”“民生”等名号。公私合营以后,航运局的船队分为“第一船队”“第二船队”“第三船队”等三个船队,主要走两广内河航线。后来成立的“第四船队”,即“文革”之后更名的“港澳船队”,专走港澳航线。
那个时候,走内河的船队使用的船只吨位较小,而港澳船队使用的都是大吨位的船,而且基本是平底深舱木驳船,每只载重在300吨以内,通常是十几只木驳船串在一起,用一只拖头(拖轮)拖着走。当时港澳船队的拖头有十几只,平底的深舱木驳船也有30只左右。船队里还有一些“花尾渡”和“电船”,吨位都比较大。“花尾渡”是客船,不过船上会有一个很小的货舱用来随船装货。到了20世纪60年代,航运局开始使用钢制驳船。
当时,航运局的船都有各自的编号。最初,拖头叫做“西江301”和“西江501”,后来改叫“桂航222”和“桂航333”。到了20世纪70年代,广西把拖轮的编号统一为“桂运”,拖头就叫“桂运501”和“桂运301”。1958年的时候,我接触的拖头编号还是用“西江”为主。公私合营以后,合营船舶凡是达到100匹马力的拖轮,就以“0”字头作为编号开头。若叫“西江”的就是上航船(梧州上游航线),下航(梧州下游航线)到香港的就叫做“桂拖”。其中有一艘“桂拖201”就是走香港航线的。另外,梧州航运局还在香港买了两只马力大的轮船,叫做“西江501”,后来改叫“桂拖501”。20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拖头的名称还沿用“西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才使用“桂拖”的名称。那个时候还有“桂驳”船——被拖头带动的深舱木驳船,这些走香港航线的“桂驳”船编号最多的时候排到“5052”,即一共有52只。
“以前运到香港的六堡茶在明生码头卸货”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1957年,整个广西只有一个航运局,就是中国交通部珠江航运管理局梧州分局。1972年以后,柳州、南宁从梧州分局分出去。即便如此,梧州航运局的总运力仍占广西总运力的六成多。
20世纪70年代,梧州的航运业发达,梧州航运局有专门走港澳线的“港澳船队”,整个广西的货品都经由梧州出口。“港澳船队”前身叫做“第四船队”,在“文革”前就已成立。当时,“第一船队”是客船队,“第二船队”是拖轮船队,“第三船队”是驳船船队。港澳船队的船只不会走内河线路,因为其吨位过大,不适合内河行驶。
1949年以后,广西运货到香港的船舶全部挂靠在广东珠江船务公司,由珠江船务公司代理船务业务,包括船舶的报关、联系泊位等等。为此,广西方面还派专人进驻珠江船务公司协助处理业务。
20世纪70年代,梧州航运局从梧州运货到香港的船不是固定的,既有木驳船,又有铁驳船、拖头,还有货轮,载货量都在200吨至500吨左右。只要船期合适,这些船都可以运货到香港,当时航运局可安排走香港线的船有过百只。
每次货船出发前,梧州航运局会以433传真形式,向珠江船务公司告知发货物品和香港接货人信息及货船到达香港的时间。航运局派驻珠江船务公司的专员接到相关资料后,会着手与香港的相关部门对接,开展船务代理工作。当时,香港供外来船只停泊卸货的码头很多,但码头货栈货仓对货主来提货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一旦超时,船主就需要缴交一定的仓租(即码头仓库租金),所以船主们都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明晰泊位的具体信息,以便能够准确停泊。船务公司也要根据香港货主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船只的卸货点。
相应工作完成后,珠江船务公司会将信息反馈给梧州航运局和货船的船长,使其清楚知道该把货船停泊到香港哪个码头卸货。在珠江船务公司代理的时期,梧州的六堡茶运到香港,基本都在西环的明生码头卸货,然后交由香港德信行负责统一调配销售。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当年六堡茶要经“好几手”才能到香港市民手上
以前,香港的茶叶分销链条层次分明。每次内地运来的茶叶在香港的码头起货后,“头盘商”便会将代理的进口陈茶、六堡茶分别卖给各家分销商,这些分销商又称“二盘商”或“拆家”,他们购买和分拆陈茶和六堡茶后,会再对接全港的零售门店和茶楼酒楼进行销售,最终使陈茶和六堡茶成为香港市民的消费品。而且,这些在港加工以及陈化的六堡茶又被称为“港仓”六堡茶。
处于“头盘商”位置的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下家分销商有不少,“义安”“源茂兴记”“荣发号”等茶行都在其中。作为“二盘商”的“荣发号”,全称为荣发茶业公司,其老板黄从森已移民北美,但他的弟弟黄新如今仍留在香港。黄新向记者展示其贮存的陈年老茶。
今年已经85岁的黄新回忆说,1948年,他们三兄弟从广州来到香港,得父辈关照,创立荣发茶业公司专营茶叶,六堡茶是其经营的一个主要茶叶品种。当年,他们专门从香港当地及周边地区收购青毛茶,加工后运到新加坡,交由他们父亲黄升海开设的“合荣”公司经销。到了1957年,黄新自己又创立了“广信”茶行,并成为了德信行对口的“头盘商”。虽然“广信”茶行进口专营的不是六堡茶和广西陈茶,但因为黄新有着销售关系,“广信”茶行也不断收购青毛茶加工成六堡茶,销往东南亚。
黄新向记者忆述自己家族生产和销售六堡茶的历史。
在香港茶叶分销链条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茶叶经纪。这些经纪人熟悉香港茶叶分销链条中每个环节的存货量,并在各交易环节中穿针引线。香港每一单茶叶的交易,都有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清楚掌握着每个“头盘商”和“二盘商”的库存、进货时间、出货时间、每间终端门店的销货量,以及每个茶楼酒楼的用货进度。20世纪60年代,是茶叶经纪行业从业人数的顶峰时期,全港大大小小的茶叶经纪人最多时有100多个。后来,经过行业整合,到了七八十年代,资深经纪人还有20多个,每单茶叶交易,他们都会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
黄新(右)在自家贮存陈茶的仓库前向记者(中)介绍仓贮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六堡茶在港出口与消费逐渐式微。而这时,因为时代的进步以及交易方式的改变,香港茶叶分销链条各个环节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茶叶经纪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至今登记在册的经纪人仍有8个,但已基本不发挥作用了,曾经独家掌握国内茶叶出口代理大权的德信行也结束了历史任务,一个时代渐渐落幕。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凤飞香江恋旧巢,重踏故土茶为缘
在历史的大潮里,无数茶人在“茶船古道”上留下了足迹。我们沿着这些足迹探行,追寻众多在历史迷雾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总能找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绵延不断的梧州茶事中,一段“供港陈茶”的记录可算是“插曲”。它由香港商人罗炳寰写就——20世纪80年代末,罗炳寰先生沿着西江进入梧州投资设厂,然后从越南进口毛茶原料,结合梧州六堡茶的生产工艺和香港制茶技术,加工制作茶叶再返销香港市场。
对于这段往事,梧州的茶人极少主动提及,但在梧州六堡茶类茶叶的外销历史中,这段往事又不可回避……
顾客在香港莲香楼饮茶。苏爱清摄
应邀回乡来投资
据1995年编修的《番禺年鉴》记载,罗炳寰祖籍番禺南村镇,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名誉会长。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罗炳寰就与梧州的工商业结缘了。2017年6月23日,我们寻访到一直与罗炳寰交好的原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林圣光,据其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罗炳寰已经接管父辈的生意,在梧州经营一家淀粉厂。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罗炳寰移交了淀粉厂的经营管理权,于1957年由德信行担保离开梧州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创办了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从事柴炭生意,然后主营板材,成为当地的知名商人。
星移斗转,潮落潮起。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港澳地区的商人纷纷进入内地投资。据《广西通志·政协志》记载,1983年4月24日,罗炳寰被增补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随后广西方面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回乡考察和投资。
1982年,梧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乙类开放城市,成为外商关注的热土。在梧州投资,有良好前景,又能回馈家乡与亲友,可是,百业待兴之时该投资什么领域,这成了罗炳寰思考的重点。
今年64岁的张荣,是罗炳寰在梧投资建厂过程的见证人。当年,罗炳寰对他坦陈在梧州投资的心路历程。张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忆述,当时,香港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餐饮服务业兴旺发达,茶楼酒楼的消费市场极其广阔,梧州六堡茶在香港供不应求,很多香港茶商因此从国内外购进茶叶毛料,利用地下室、车库、地窖等场地发酵制作“港仓六堡茶”。喜爱喝茶的罗炳寰由此看到制茶产业的前景,想起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可用作茶叶发酵陈化的场地,于是产生了回梧州投资制茶的念头。
看准商机后,罗炳寰说干就干。由于一直以来与梧州方面保持联系,他很快找到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的张子寿商议合作事宜,并到梧州考察投资环境。考察结果令罗炳寰非常满意,他就作出了投资决定,与梧州市航运公司合作成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选择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的防空洞发酵茶叶,并就近建设厂房和仓库。
2010年的云山食品厂李勇供图
张荣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前后,他在梧州航运公司分管多种经营业务,因此,十分关注云山食品有限公司设立的茶叶加工厂——云山食品厂的建设情况。事隔多年,张荣仍清楚记得当年云山食品厂建设的点点滴滴。“厂房与仓库是三层高的建筑物,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张荣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在加快生产场地建设的同时,罗炳寰还带着技术人员前往梧州茶厂参观学习六堡茶制作工艺,再结合香港的制茶技术,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茶叶制作工艺。
出于降低成本、保障原料供应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罗炳寰利用自己的渠道,从越南进口茶叶毛料,以“来料加工”的形式运到梧州,在云山食品厂加工制作。这些毛茶经过加工制作后,再由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运到香港,交由“胜利行”销售。张荣至今仍然记得,从1991年开始,云山食品厂每年在梧州加工出口的茶叶都有三四百吨。
后来,张荣任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云山食品厂的管理工作,公司便委派李镇机负责云山食品厂的管理,李勇也参与管理工作。2017年6月14日接受采访时,李勇告诉我们,云山食品厂生产的供港茶叶有两种,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放置于防空洞内陈化,而“陈茶”则是没有经过蒸压的“发水茶”(采用冷水发酵技术制作的茶叶)。
2010年,云山食品厂的工人在装卸茶叶。资料图片
逆流而上促出口
罗炳寰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如今回看过去,他当时选择在梧州投资建厂制茶的考量里,自然会有逐利成分。但是,我们不应苛责历史,更不能回避史实。无论出于何种考量,罗炳寰当年的投资决定,在梧州六堡茶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蕴。
罗炳寰在梧州正式建厂制茶时,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正在经历巨大变化。1984年6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明确规定“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把经营搞活,扩大茶叶销售,促进茶叶生产继续发展”。这个文件颁布后,茶叶由二类物资降为三类物资,除边销茶外,全面实行议购议销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自治区的农业专家在六堡公社茶场里考察茶种情况。侯兆海供图
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购销订单和生产补贴,茶叶的收购价格难以保证,销售价格更与市场脱轨。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面对茶叶收购价格低下的现实,梧州市很多茶农将茶树砍掉,改种八角、肉桂等经济作物。由于缺少生产原料,六堡公社(今为六堡镇)原有的八个六堡茶初制厂相继关闭。到了1986年年底,就连位于六堡公社内的苍梧县六堡茶厂也被迫停产,梧州茶厂、横县茶厂、桂林茶厂、灵山茶厂等主要的六堡茶生产企业此时也身陷困局,挣扎于生存的边缘。
源头先衰,整个产业难免凋零,当时负责组织六堡茶出口的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很快就难以为继。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熊燕萍接受采访时坦言,由于茶叶原料供应紧张,到了1985年,梧州六堡茶的年出口量从原来的过千吨迅速跌到了700吨左右,并呈逐年下滑趋势。为此,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于1988年专门组建精制六堡茶生产车间,并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地组织购进毛茶确保生产原料供应,至1990年以后才逐渐挽回颓势。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坚持六堡茶类茶叶生产的企业所剩无几,梧州六堡茶产业陷入了低潮。此时,罗炳寰逆流而上,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梧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级工程师吴平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罗炳寰在梧州设厂制作‘供港陈茶’,对于梧州茶叶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维系梧州茶叶的生产也是一种力量补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六堡茶茶区的采农在采茶。侯兆海供图
斯人已去厂犹在
1991年过后,罗炳寰依靠云山食品厂和“胜利行”串联起梧州“供港陈茶”的产销两端,大量“陈茶”源源不断地输出到香港,供应香港各大茶楼酒楼和茶庄茶行。
记者在香港的传统茶庄中寻觅六堡茶的身影。苏爱清摄
据香港桂江船务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介绍,1993年该公司在梧州成立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购置船只从事梧港之间的货运业务,在公司的运输业务中就有茶叶。“每个月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这个出口量一直得到保持,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的茶叶超过了400吨。”
然而,人生无常。2002年前后,罗炳寰去世,他的女儿罗降玲接手了“胜利行”的“陈茶”经销生意。之后,梧州市航运公司与“胜利行”的合作逐渐收缩,最终友好分手,但罗降玲掌管下的云山食品厂仍然续写着制茶供港的历史。
就在此时,梧州六堡茶产业度过了低潮,进入发展回升轨道。此后十多年里,云山食品厂制作供港“陈茶”的出口量随之并行前进。李勇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91年至今20多年间,云山食品厂制作出口的“陈茶”总量累计达到6500吨。
香港的传统茶行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苏爱清摄
近年来,“陈茶”的销售价格增长缓慢,而生产成本却飞速上涨,云山食品厂制作的“供港陈茶”利润越来越薄,出口量也越来越低。如今,云山食品厂已经开始谋求转型,向更高层次的茶叶制作区间发展。
世事变幻,斯人已去。对于罗炳寰在“茶船古道”的历史轨迹上留下的背影,与之交集者各有说法,后来观望者也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这一段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制茶故事,至今说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海外联谊会合照,左四为罗炳寰。(资料图片)
“我们厂生产‘原旧茶’和‘陈茶’”
讲述人:李勇(40岁,云山食品厂负责人,现居梧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炳寰先生从香港来梧州考察市场,他发现梧州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而且在平民冲附近的山顶有梧州市航运公司闲置的防空洞,条件十分适宜制作供港“陈茶”。于是,他着手创办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供港“陈茶”加工厂(即梧州云山食品厂),并从1991年开始正式制作供港的“陈茶”。
罗炳寰先生是一个爱茶之人,从选料到制作,整个过程他都亲自把关,存放3年以上的“陈茶”才可以出仓销售,而且都要先寄样板到香港,让他审评后才能发货。罗炳寰先生当时虽远在香港,但时常来电话嘱咐我们要严格按标准抓好“陈茶”的生产制作。
罗炳寰先生还聘请梧州茶厂的师傅到厂里现场指导“陈茶”的加工制作,要求我们做好制茶工序的详细记录,学习梧州茶企的冷水发酵工艺,并结合港人制作“陈茶”的经验,创新一套符合供港“陈茶”的发酵技术。1991年,罗炳寰先生还把一些毛茶原料发给梧州茶企,与其合作加工制作“陈茶”,把窖藏陈化和木板干仓的工艺都运用到了供港“陈茶”的制作上。
我是2000年到云山食品厂工作的,当年我们只制作两种茶: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后放置于防空洞陈化;“陈茶”就是“发水茶”,这种茶没有经过蒸压。一直以来,我们都以制作“陈茶”为主,产量很大。我记得,从1991年至今,我们厂累计出口供港“陈茶”6500吨左右。
我们的“陈茶”生产出来后,由梧州市航运公司的港澳船队运输到香港西环的码头,再由香港的茶叶经纪逐级分销到各酒楼或其他茶行。这个链条很清晰,生产商负责生产,经纪负责销售。因为香港的茶楼酒楼对于黑茶的叫法没有细分,香港人到茶楼喝茶都习惯叫“普洱”或“寿眉”,所以在香港茶叶基本归于这两大类。在香港一些茶行,我们可以看到用非常传统的牛皮纸包裹的黑茶放在货架上销售,都统一叫做“普洱”。我们生产出来的“陈茶”到了香港,很多会被当成普洱茶销售和供应茶楼。
2002年,罗炳寰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罗小姐接手经营供港的“陈茶”生意。随着老一辈的港人老去,香港上茶楼饮茶的消费者日渐减少,再加上近年来茶叶原料不断上涨,内地人工成本增加,我们生产的供港“陈茶”的销量亦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罗小姐还一直坚持经营“陈茶”生意。
“‘云山公司’出口茶叶的牌子叫‘双棱’”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罗炳寰是香港商人。1949年以前,他曾是梧州淀粉厂的老板,后来到了香港定居,做柴炭生意成了大商家。罗炳寰是一个念旧的人,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广西邀请境外客商前来投资,加上考虑到自己有些亲戚朋友还在梧州生活,于是决定在梧州投资做生意。
当时六堡茶在境外市场比较畅销,一些香港茶叶加工商就在香港加工制作六堡茶抢占市场。那时,受到人工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制约,很多香港茶叶加工商都选择在九龙一带的工业区地下室制作“陈茶”,许多香港人只知道“陈茶”而不知道六堡茶,六堡茶在香港市场都叫“陈茶”。罗炳寰知道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认为在防空洞加工陈化的茶叶会优于在地下室加工的茶叶,所以想在梧州设厂制茶。
因为梧州市航运公司当时与香港的业务往来比较密切,所以,在20年代80年代中期,罗炳寰找到了张子寿(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洽谈在梧州设厂制茶的计划,希望张子寿帮助联系,以便回梧州考察防空洞的环境。张子寿很快选择了一批防空洞,然后邀请罗炳寰到梧州考察。罗炳寰考察以后,觉得投资环境很理想,于是与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人商议利用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加工出口六堡茶。
为做好茶叶的加工,梧州市航运公司和罗炳寰合作建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罗炳寰占六成股份,梧州市航运公司占四成股份。加工制作好的茶叶,我们计划出口运到香港,交由罗炳寰创办的“胜利行”(即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负责销售。
合作没多久,张子寿外调到香港工作,随后,陈仲来接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有一次,我到香港出差,工作之余,罗炳寰约我喝茶,商谈合作制茶事宜。我们谈得很投机,为此,罗炳寰拜托我多过问云山食品公司的茶叶加工事项。
由于罗炳寰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且他和梧州茶厂历任负责人都有交情,加之梧州六堡茶在境外比较有名气,因此罗炳寰决定将茶叶加工制作方向定位在六堡茶类茶叶。之后,他多次带技师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我每次都全程陪同,所以得以了解梧州茶厂生产六堡茶的工艺。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茶叶制作,在看了整个制茶流程,并品尝各种六堡茶之后,我对各种六堡茶产品的优劣之处有了一定了解,这对我协助罗炳寰建厂制茶起了很大作用。
起初,云山食品公司的厂址在梧州市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现在梧州市第八中学附近),并新建约3000平方米的三层高厂房及仓库,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六堡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
云山茶厂旧厂房的防空洞入口李勇供图
在我印象中,罗炳寰做事很认真,如果发现员工懈怠,他会严厉批评;如果知道员工工作踏实认真,他又舍得花重金奖励。罗炳寰对六堡茶的制作同样要求很严格。比如在发酵阶段,我们把茶叶用麻包袋装好后堆在发酵池里,大约3天就要翻堆一次,要保持发酵温度为50多摄氏度。当时为了确保发酵温度准确,我们要把一支温度计插在发酵的茶叶堆里测温。待六堡茶发酵完成,我们又要打开麻包袋将茶叶另外装入新的袋子,再将打包好的茶叶搬入防空洞陈化。最后,我们还要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翻包”,即把放在最底层的茶包搬出来放到顶层。在制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花费很多功夫,使用很多劳力。这些劳力都是我们在梧州郊区聘请的农民,每个农民每次制茶时都可以获得1000多元的报酬。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工资水平在梧州是比较高的,因此许多农民都安心地在云山食品公司里制茶。有的农民干脆住在厂里,方便管理仓库。
生产车间创办之初,我看到有工人在加工茶叶时赤脚踩在茶叶堆上淋水发酵茶叶。由于四处走动,他们的脚上会沾上很多杂物,尤其是雨天,他们从室外还会带来泥水。我认为这很不卫生,于是要求工人们翻堆茶叶时必须穿上干净的水鞋,并在发酵池上方架设桥板,这样,工人们就可以站在桥板上给茶叶堆淋水,从而避免直接踩踏茶包,确保茶叶加工的卫生洁净。对此,罗炳寰大加赞赏。后来,因为梧州市开展地质灾害整治,“云山公司”搬迁到了钱鉴,生产规模变小,但在生产管理上一直保持严格要求。
由于内地原料供应量难保证,加上罗炳寰是香港商人,受当时的政策限制,如果他在内地购买原料加工茶叶,不能享受退税优惠,因此,经过考虑,罗炳寰最后选择从越南进口茶叶原料。越南的贺江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相邻,那里出产的茶叶很有名,产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于是,“云山公司”的茶叶原料就从贺江附近购买,然后打包经深圳口岸用船沿着西江运来梧州,以香港产品“来料加工”的形式交由“云山公司”加工。这些从越南收购回来的毛茶属于粗枝大叶的大叶种茶叶,又被叫做“大叶青”。当时,罗炳寰每年从越南进口四五百吨毛茶,其中有一部分是帮梧州本地茶企买的,因为当时梧州的六堡茶毛料紧缺,其余的毛料就用于“云山公司”加工茶叶。另外,当时梧州茶厂的生产订单不足,茶厂的领导和罗炳寰相熟,于是,“云山公司”也与梧州茶厂合作加工了部分茶叶。那时候,因为国家对于来料加工管理很严格,运进来多少毛料,就要生产加工出口多少成品茶,多一斤或少一斤都不行,查出来都会被惩处,所以我们加工制作六堡茶时都很仔细,不敢掉以轻心。
云山茶厂内的成品仓库李勇供图
我记得从1991年开始,罗炳寰每年在梧州加工制作后出口香港的茶叶都是三四百吨。“云山公司”在早期制作茶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按照海关当时的规定,要求来料加工的货品只能在中国内地停留半年,但半年时间对于六堡茶类茶叶的制作而言实在太短了,发酵陈化时间明显不足。于是,我们改进了防空洞的环境,使其能够加速茶叶后期发酵陈化速度。
以前,我在帮助管理云山食品公司时,每一批茶叶的制作都会做好相应记录,包括采购时间、重量、发酵时间等都要标写清楚。一般而言,制好的茶叶放入干仓三个月后,就可以出口香港。同时,我也会将记录的情况及时与在香港生活的罗炳寰沟通。“云山公司”投产以后,罗炳寰每年只回梧州几次,但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他对于“云山公司”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方便他谋划公司在香港茶叶市场的布局。
另外,由于双方是合作伙伴,“云山公司”加工的六堡茶当时全部通过梧州市航运公司的船舶外运到香港,到达香港后,再由“胜利行”接收。然后,“胜利行”会将茶叶交由茶叶经纪推销到香港各大茶楼酒楼。罗炳寰会按照茶叶销售的重量提成相应佣金,奖励给参与推销的经纪人,由此,他在香港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市场竞争和商标名称等因素,“云山公司”制作的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以茶的工艺性质命名为“原旧茶”(传统堆闷发酵茶)和“陈茶”(冷水发酵茶)。六堡茶有一道工序是要经过锅炉蒸压,而“云山公司”加工的茶叶是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这些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使用的牌子叫做“双棱”。
一直以来,“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的茶叶出口量每年都保持在几百吨。后来,我因为本职工作太忙了,难以兼顾“云山公司”的管理,就向罗炳寰推荐了其他的年轻人。在这之后,李勇又负责起云山食品公司的日常管理。
十多年前,罗炳寰去世,我们和他的合作逐渐收缩,他的茶叶生意由其女儿罗降玲负责。从那以后到现在,“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仍然用集装箱货船在李家庄码头装船沿西江运去香港,交由“胜利行”经销。不过,罗炳寰去世后,“云山公司”的茶叶出口量慢慢下降。我听说,由于各种原因,如今罗降玲也准备淡出茶叶经销领域了。
“梧州茶厂曾与“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讲述人:郭维深(81岁,原梧州茶厂厂长,现居梧州)
我认识罗炳寰,他原来是梧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把生意做大,成了大商家。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广西的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西大力招商引资,于是邀请他回广西投资。
罗炳寰回到梧州考察,当时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他对此很感兴趣,想利用这些防空洞做发酵茶。最后,他找到梧州市航运公司,与他们合作成立了“云山公司”,加工制作茶叶。
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梧州茶厂拍摄的六堡茶宣传照片。侯兆海供图
我记得,罗炳寰开办的“云山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制茶。当时由市里安排,他还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了好几次。后来,我也到他的厂里看过,他的工厂的制茶工艺和我们厂使用的工艺差不多。不过,罗炳寰那家茶厂使用的毛茶原料都是从越南进口的,是大叶茶。虽然我不知道“云山公司”当时进口毛茶的具体数量,但估计一定不在少数。那时候是六堡茶产业的低潮时期,梧州茶厂的订单量不足,厂里也曾经和“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听到罗炳寰的消息了。
“我们加工出口到香港的茶叫‘陈茶’”
讲述人:陈桂生(60岁,香港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炳寰先生是香港“胜利行”的老板,早期曾经营梧州到香港的柴炭和木材生意,改革开放后,他曾是广西的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罗炳寰先生回到梧州,与以前的朋友合作加工制作六堡茶。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委托梧州市航运公司(由梧州市航运局演变而来)运到香港,由“胜利行”进行销售,这些茶叶在香港销路不错。1990年,“胜利行”发起成立桂航联合有限公司,为的是扩大茶叶加工经营业务,桂江船务公司和梧州市航运公司是经营船运业务的,自然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前梧州市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我们就把这些防空洞利用起来制作陈化茶叶。当时,我们聘请的制茶师傅是梧州茶企退休的制作六堡茶的师傅,因此,我们使用的是类似六堡茶的加工方法,做出来的茶也近似六堡茶,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毛茶是“胜利行”从越南购进经由香港转运到梧州的,茶叶的加工生产也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开展,这些都有别于梧州的六堡茶。为避免对梧州传统的六堡茶出口造成影响,当时,我们加工后再出口的茶叶叫做“陈茶”。这种茶叶到了香港市场,主要通过经纪供应酒楼。
1993年以前,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的船舶业务都由桂江船务公司代理,所以,“胜利行”运到香港的茶叶全部由桂江船务公司负责办理,包括原料茶和成品茶在香港的一切转运事务。1993年以后,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梧港船务公司,在梧州加工制作的茶叶有部分转由梧港公司代办到香港事务。这一年,桂江船务公司也在梧州成立了“顺景港澳船务公司”,经营梧州到香港的航线。所以,这一时期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和梧航公司的船都参与了“胜利行”在梧州加工的茶叶的运输。后来,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开了定期航班,每个月都有各地的茶叶从梧州口岸运到香港,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返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陈茶”每年的加工出口量都在两百和三百吨之间,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茶叶运输量超过400吨。进入新千年以后,以来料加工形式进行这种“陈茶”加工的数量慢慢减少。
刚开始合作制茶的时候,由于梧州自身的毛料茶不足,我们曾在云南收购茶叶毛料,但是随着普洱茶的产量上去以后,云南的毛料也不能满足当地的生产需求了,我们只好去越南河江购买茶叶毛料。但是,没过多久,河江方面的毛料也开始供不应求。幸亏罗炳寰先生有相对稳定的进货渠道,这让我们后来的“陈茶”加工很长一段时间得以使用越南进口的毛料。
香港的消费者大多将黑茶叫做“普洱”,再加上我们制作“陈茶”的毛料很多是越南的大叶种茶叶,茶叶的品种及种植环境和普洱茶的毛料相似,尽管我们所用制茶工艺和六堡茶制作工艺相似,但这些“陈茶”返销香港的时候还是被大众当作“普洱”。
从十多年前开始,受经济环境和消费市场变化等各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茶叶在香港的消费量渐渐减少,当然也包括六堡茶和“陈茶”。由于运输方式的改变,慢慢地也没有六堡茶由梧州到香港的船运业务了。
“利安茶庄曾长期从‘胜利行’买茶”
讲述人:林圣光(63岁,原为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现为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董事,现居香港)
罗炳寰是广西的政协委员,他与德信行(香港德信行有限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前,罗炳寰在梧州经营淀粉厂,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实施公私合营,当时中国内地的淀粉出口都由德信行代理,罗炳寰和德信行的老领导们都很熟悉。
我听德信行的人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罗炳寰因为出身问题,个人境况不太好,他的淀粉厂也面临破产。1957年,经德信行担保,罗炳寰从梧州来到香港。罗炳寰到香港后经营柴炭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依旧不断寄钱回梧州,妥善处理原来遗留的梧州淀粉厂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文革”开始后,罗炳寰和德信行的关系慢慢疏远了。因为罗炳寰经营“胜利行”,在“天生行”又是大股东,当时“胜利行”和“天生行”都从台湾大量进口“三合板”到香港销售,和德信行在业务上存在冲突。而且,德信行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张,因此罗炳寰和我们的来往就少了。
林圣光(右)在忆述当年与罗炳寰的交往故事。苏爱清摄
我1971年到德信行工作,与罗炳寰的私交不错。1993年,我离开德信行到了利安茶庄(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当董事经理。当时,罗炳寰在梧州办厂制作“越南茶”运来香港销售,利安茶庄也从他的“胜利行”大量购进这种茶叶。有一次,利安茶庄因资金周转问题,超过约定日期一天还付不了货款。罗炳寰从茶叶经纪口中得知我在利安茶庄任职后,就叮嘱员工不用再追讨这笔货款。虽然如此,利安茶庄资金周转过来后,还是立即归还了这笔货款。
在这之后,利安茶庄一直从“胜利行”购买罗炳寰投资生产的茶叶。不过,随着罗炳寰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前些年,我偶然听朋友说起罗炳寰去世了,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听说罗炳寰的女儿接管了“胜利行”,继续经营罗炳寰在梧州投资的“云山食品公司”,他的儿子则接管经营了他的“三合板”生意。“利安”因为不再经销六堡茶类茶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胜利行”买茶了,也不知道如今的“胜利行”是否还卖茶。(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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