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绿鸽子
张顺高谁说普洱不产茶？
走进张顺高老师坐落在昆明北郊的小院,就像走进了一片小小的热带丛林。
高大的橡皮树宽阔的绿叶为小院带来阵阵骄阳下的凉爽，攀爬蜿蜒在院栏上的山乌龟的叶片宛如一颗颗绿野之心。仔细看看，小院中竟还有十余棵长得枝繁叶茂的小茶树。张顺高一一指点给我们看，这棵是云抗10号、那棵是由普洱古树茶培育出的小苗，另一棵叶和杆都带有点紫色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紫鹃！小小院落，因有了这些可爱的小茶树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起来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气候条件下生长的茶树，能在昆明都市里生长得这样的生机勃勃，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要知道院落的主人可是当年云南省茶科所所长，也许这就顺理成章了许多。
让滇茶“表里如一”
1933年出生在湖北的张顺高，自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毕业后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与云南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云南得天独厚的茶树资源是每一位茶叶研究工作者梦想的天堂。在云南的茶山茶海里，张顺高1961年发现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1963年他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了相关的考察报告，并主编了《西双版纳文史资料茶叶专辑》。
67年代末，张顺高受命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叶农场，任栽培组长，由于工作突出，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70年代张顺高又奔赴西非的上沃尔特（今布吉纳法索）考察种茶可能性，并担任该国茶树试种中国专家组组长。张顺高的夫人梁凤铭同是茶科所研究人员，在张顺高奔赴非洲的10年里,梁凤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独自承担起了养育儿子的重任。这对相濡以沫的茶中伉俪把一生的情感与茶紧紧交融在了一起。后来，张顺高与梁凤铭联手共同撰写了《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等多篇论文。其中，《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一文早在1993年4月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与国内外学者专家就进行了交流，受到了茶学界的热切关注。
张顺高一直勤勤恳恳地致力于云南茶叶研究工作，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一篇篇茶学论著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云南茶叶发展历史上一座座重要的里程碑。
谈到当下云南茶业的发展,张顺高认为，云南茶文化元素非常的丰富，但人们还没有好好完全地把它研究透；云南的茶品质很高，但缺乏文化方面的推动。针对云南茶叶在国内、国际茶叶市场一直处于低价位的问题，张顺高提出了：“让滇茶表里如一”的观点。他说：由于传统上认为云南茶叶价格就是低，以及人们对云南茶叶的文化性意识不强，造成了云南绿茶、红茶价格上不去的局面。但他同时认为，云南茶叶价格低也是一种竞争优势。而对于茶文化意识的加强，就需要加大对云南茶叶的宣传，发掘其不曾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文化内涵，让滇茶“表里如一”才能让云南这个茶叶原产地得到充分的发展。
“文化是茶的生命力”，正是这一信念促使着张顺高不断为云南茶文化的发展而努力。2000年，张顺高与张芳赐、王树文、何仕华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云南茶界老专家和学者们共同创办了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2002年，促进会正式挂牌成立，举办了多项茶事活动，促进了云南民族茶文化的发展。
还普洱一个说法
2005年12月7－9日，由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科院树群落茶树密度高，生态环境优越，生长旺盛，是最具典型性的野生茶树群落。经生态环境评估并与其它古茶树比较分析，树龄约为1800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理茶种茶树。在最靠近野生茶树群落的村庄里，考察小组还找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制茶留下的痕迹。这一发现让他们惊喜万分，因为这不仅将证明普洱有着野生茶树群落，还进一步证明了当年普洱县拥有制茶的悠久历史。
在宁洱镇宽宏村困鹿山，考察小组发现了一片栽培古茶树，树龄至少有400年以上的历史。在普洱县城的清真寺里，有一棵树龄达400年的栽培型大理茶种古茶树，这是现今人们在城市里唯一能看到的古茶树。由此而知普洱县历史上不仅是普洱茶的集散地，而且是普洱茶重要的原产地之一。这对多年来流传着的“普洱是云南南部产茶区的茶叶集散地，当地其实不产茶。”的说法，是一个科学的否定。考察小组最后认为，普洱县处于茶组植物种质资源起源中心范围，普洱也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
面对这“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的大自然恩赐的绿色宝库，张顺高和老专家们感概万千：普洱县的野生茶树整个群落生长于原生的自然植被中，而且如此保存完好，未受人类破坏，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保护价值，是珍贵的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活基因库，在人们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应该竭尽全力地保护好它们原有的生态环境。这是一位位老茶人的肺腑之言，也是天地间矗立千年的古茶树们与人间的一次温暖对话。
2007年春，张老师和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专家一起考察昔日的皇家茶园----困鹿山古茶园，在古茶树下，我抓拍下了这张照片。记得那一年春天干旱，茶叶发的并不好，且有采摘过度的迹象，老专家们都很心疼。
8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指导茶园建设。
在茶协聚会上，张老师挥毫赋诗。在他身后的老人，是昆明茶厂的老员工，也是一位事茶40多年的老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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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绿鸽子
翻开15年前出版《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那微微泛黄的纸页上有着云南茶业每一步成长的印迹。在这被今天爱茶人们奉为“云南茶叶正史”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1938年至1990年间云南普洱茶，红茶，绿茶等的生产加工及出口内销的资料。关于云南普洱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鉴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昆明茶厂于1974年试制大叶种普洱茶成功，乃在全省十多个茶厂扩大生产...”
当年历时5个春秋，主持《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编撰工作的就是云南省府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王树文。
王树文，这位伴随云南茶叶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云南茶人，有着诸多与茶相关的传奇。他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云南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他在1985年首次开发用高级别的“春芽茶”加工普洱茶，改变了历史上普洱茶用料粗放，价格低廉的状况；他在1988年在35天里驱车5000公里走遍了云南的茶区；1989年他带领云南最早的茶艺表演队“云茶苑”闯进了“首届中国茶文化展示周”，让云南民族茶艺与日本茶道同台竞技，最后成为奥运会特选的表演项目；他在1990年编著了《茶的故乡---云南》，聚多位专家学者的科学论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云南是茶树起源地”...
谈起茶，他仿佛就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但面对无数爱茶的人们，他自翊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爱茶人”。
文/绿鸽子
杜春峄赶骡赶马上茶山
2006“普洱茶茶王”之一的始作者杜春峄说她第一次卖茶卖的是绿茶。
做茶近四十年的拉祜族女人杜春峄,笑起来眼角的沟沟壑壑无比生动,看上去更像一个火塘边勤勉的当家女人.
1998年她接手改制后的澜沧古茶公司,远不像现在这样的风光.普洱茶在那个时候还在慢升温的阶段.守着景迈和邦葳几千亩古茶山的茶人们,甚至只能做烘青毛茶作为原料低价卖给别人,工人们掏干口袋好不容易集资13万元,还被骗去了5万.听我问:"做茶四十年,最辛苦的是什么?"杜春峄毫不犹豫地说:"最苦就是品牌打不响的时候."品牌不响,茶无人知,做为一厂之主的人自然是最心急火燎的。从来埋头技术的杜春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出去推销自己的产品的。
她说:"第一次卖茶,不知道该对人家说些什么,我就先说自家的茶有什么缺点,然后再说有什么优点."或许就是这样朴素还带着羞涩的陈述打动了对方,她的第一笔生意竟然就这样的做成了。
她说她总是“傻人有傻福”，很多时候因祸得福。现在市场上炒得有价无市的0085茶，在2000年时本来是一批国外下了定单，但迟迟未兑付的压仓茶，这批茶在仓库里一躺就是三年，2004年9月以每公斤45元的价格出厂，没想到11月市场上就涨到了150元一公斤。
经历过冰河般的低谷,对于后来澜沧古茶的炙手可热,杜春峄最能体会到普洱茶热潮带来的甜头:"做茶的人,就是因为普洱茶发达了才苦中有甜的。
"杜春峄也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感恩"。澜沧古茶80%的客户是素食的人,心地善良,她说：是他们在影响着她执着,坚持,信任和感恩。每批茶原料不好不做,发酵发得不好不出厂。早在1983年,澜沧古茶就拿到了经贸部颁发给普洱茶的唯一的奖项,获奖的是她亲手发酵的一款8级散熟茶,92年又获得全国名茶精品称号.后来的奖项不计枚数,2006年,在首届中国:"三月三,赶骡赶马上茶山..."杜春峄的歌声很柔婉,我相信,就像她16岁时在景迈古茶山上唱得一样好听.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文/绿鸽子
何仕华思茅古茶第一人
在思茅制茶、爱茶和收藏茶的人当中，何仕华这个名字很是响亮。从15年前发现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葳“国宝级”古茶树，到十几年间一直致力保护和宣传古茶树资源；从2001年一款令景迈古茶声名远扬的茶饼，到思茅多家知名茶厂的技术指导，经他手的普洱茶点石成金一样，总是成为众多茶客追捧的“玩家茶”。
有人曾悄悄说：何仕华是位很“倔”的人。他的“班比腊告”茶因为坚持原料的纯正而产量不多。坊间传说，有人财大气粗的想把他的茶全部买下收藏，开了高出别人许多的价格，但何仕华“倔”得就是不肯答应。
而当我面对面与他喝着一壶鲜爽甘润的05年景迈春茶，听他谈起当年在茶山上摸爬滚打的故事时，这位思茅市会和昆明建城1240年纪念等活动精制了纪念茶饼。经何仕华精心制成的景迈古树茶纪念饼，分别被陆羽博物馆和广州茶文化促进会收藏。
作为思茅古茶资源最早的发现者，宣传者和保护者。何仕华看到近几年随着普洱茶的兴旺和人们对古茶的渴求，一部分古茶树受到了过度采摘和损害，这让何仕华等云南茶界的专家们都痛心不已。
“这些在大自然环境中平平安安生长了上千年的古茶树，要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毁了，那绝对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罪过。”这时的何仕华终于显出了他的“倔”。
抱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005年12月，由张顺高、张芳赐、蔡新、何仕华等七位云南著名茶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应普洱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之邀，先后对普洱县宁洱镇白草地豹子洞，宽宏困鹿山、梅子乡永胜村罗东山、普洱县城清真寺庙的栽培型古茶树进行了考察论证。在厚厚的《考察现场鉴定意见》书上，专家们共同对古茶树资源提出了饱含责任感的建议。如何合理地采摘和保护，如何在古茶园旁边发展新茶园……
普洱茶的盛世，也是云南茶人的盛世。云南茶人在盛世里冷静地思考着。
4月12日，在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组织的考察活动期间，与何仕华老师一起走在普洱县城的街道上，他指着城西远处的天壁山说：普洱县原来打算在那西门石岩上刻一个巨大醒目的“茶”字，让凡是进入普洱县城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当时连题字都请省里著名的书法家写好了，后来发现准备刻字的地方自己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树，这些小树拼成了一个大大的“茶”字。这个奇观，竟比刻上去的更自然、更奇妙！
顺着何仕华的手指看过去，山顶缭绕着云雾的天壁山上，那悬崖绝壁上的“茶”字自然天成，仿若大自然也不敢寂寞，要来赶一赶这茶的盛世。
何仕华轻拟一诗赞道：宁洱西门岩，峭壁绿树生。远望俨茶字，南天一奇观！
文/绿鸽子
陈佩仁藏在普洱熟茶里的一段陈香往事
十二月的书林街上，阳光暖洋洋地晒着法国梧桐落了叶的枝干，十多年前茶香四溢的昆明茶厂已不在了原址，旁边的家属大院依旧是茶厂职工的生活区，几栋红砖楼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八十年代省茶叶公司的家属宿舍楼就和这盖的一模一样。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多半就是当年在茶厂工作的职工，那些现在已很著名的，七、八、九十年代出口日本、出口香港，飘洋过海的中茶茶饼，就是在他们的手上做出来的。当年原昆明茶厂技术人员，在１９７３年试验发酵普洱熟茶的陈佩仁老人也住在这院里的一栋红砖楼里。
85岁高龄的陈佩仁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自有一种儒雅气质，在他家客厅正面,几乎占满一面墙的是两幅发黄的花鸟工笔画，旁边是一条横幅“平为福基”。窗外有青竹一篷，阳台上种着兰草、还有配了太湖石的树桩盆景。
坐定后和老先生闲聊，才知道陈佩仁先生的父亲陈纶早在解放前就在昆明的“瑞丰号”茶庄做学徒还在西双版纳看过别人发酵茶叶，自己也试验过发酵。陈佩仁四岁的时候，父亲在碧鸡坊下开了“华胜茶庄”。前面是临街的两个铺面，后面是住家和加工茶的四合院。每年新茶上市时，店里的人手忙不过来，还要请几个工人来帮忙。当时的昆明人爱喝花茶，也叫“香片”，要专门到宜良买新鲜的茉莉花回来薰制。后来父亲也做普洱七子饼茶、沱茶和福、禄方茶。方茶用杆子压，茶正面还分别压上福、禄字样，福、禄方茶是昆明人娶媳妇提亲时送礼用的，销量一直不错。
当时的茶庄还是以饼茶为主，“华胜茶庄”茶饼包装上印着“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字样，老一辈昆明茶商讲究知书达理，这样的字样是一种儒家倡导的社会规范也是提醒自己做人行事的准则。白手起家的“华胜茶庄”生意一直不错，后来还在刘家营和三市街置办了几处房产，如今陈佩仁先生家里挂着的两大幅花鸟画就是抗战时期从一位流亡画家处花200多半开购得的。这位画家在日本飞机轰炸中失去了右手，就以左手绘画，发黄的画面上，牡丹娇艳，孔雀、鸳鸯、燕子在草木间嬉戏，一派安乐太平景象，看不出半点乱世的沧桑慌恐。
解放后公司合营，“华胜茶庄”的四个压饼茶的石磨和一块木板都交给了昆明茶厂。父亲和陈佩仁都进了昆明茶厂工作。1957年，68岁的父亲辞世了，陈佩仁先生一直在茶厂工作。1973年，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后，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去参加广交会，发现普洱茶在广东、香港销售得不错，特别是广东发酵后的熟茶很有市场，黄又新就带了些茶样回来，向公司做了汇报，引起了公司的重视。在和广东茶叶公司沟通后，省茶叶公司决定派出考察小组对广东的普洱茶生产工艺进行初步了解，小组名单有当时昆明茶厂副厂长安增荣、审检室负责人吴启英、工人李桂英及勐海、下关两茶厂各二人，其实，初次定下的小组名单里还有技术人员陈佩仁，因陈佩仁的成份不好，临出发前他被替换了。
留在昆明的陈佩仁听了黄又新的介绍，看了他带回来的样茶后，想起自己在四十年代曾试验发酵过普洱熟茶，就主动请求试制。请求被批准后，陈佩仁调了一顿多9级晒青毛料用冷水渥堆的方法发酵．当时条件简陋，发酵完成后，因为担心茶叶发霉，在干燥的过程中进行了烘干，这1吨茶后来全部卖给了香港客商，陈佩仁先生说香港客商的品感很敏锐，开汤试茶后就说：“烘过一下了。”
同时，广州茶厂学习小组返昆后，省茶叶公司组建了两级审检生产营销骨干组成的技术攻关组，一次次在冷水发酵和温水发酵之间做试验，根据昆明的气候生态环境，把广州的温水渥堆工艺调整为冷水发酵。工艺调整后昆明茶厂的渥堆终于获得了成功，当年，销港普洱茶达到10.2吨(含包陈佩仁试制的1吨多)，随后，勐海、，答案让我惊讶不已：老先生喝的是自己在家发酵的普洱熟茶，也就是刚才泡给我们喝的熟茶。原来，每年春茶上市后，陈佩仁先生会让儿子到茶叶市场找茶质好的晒青毛茶买十来公斤回来，然后在家中渥堆发酵，晒干筛好后供一家人喝一年。我们现在喝的这壶已是今年最末尾晒出的一点茶杆，但依旧汤色红浓，入口软糯甜滑。十来公斤茶叶也能渥堆发酵，这听起来很不容易，好奇地问陈佩仁先生是怎么发酵的，老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很简单。”转而言它：“对了，现在我们住着的这栋楼就是1973年卖了那吨第一次发酵的熟茶后盖起来的。”
临别，向老先生讨了一点茶梗，老先生６０多岁的儿子东翻西翻给我找出一张旧棉纸来包茶梗，仔细看看，纸上竟印着“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字样，也就是当年“华胜茶庄”茶饼包装上的铭文。陈佩仁先生说：“棉纸是后来印的，但这八个字却是和当年碧鸡坊下华胜茶庄里包装上的一模一样，算是对老父亲的一点怀念吧。”
文／杨普龙
三任所长，茶科所成为云南茶叶科技中心
从上沃尔特回国后，先生就被任命为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接替蒋铨老所长。所长的职务，为先生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平添了责任：把茶叶科学技术变成茶叶生产力，出成果、出产量、出人才、出效益，把茶科所变成全省茶叶的样板，科技中心。
由于十年文革的动乱，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顿，生产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条件都极其落后，已经跟一个山乡农技站相差无几。这样的茶科所，可想而知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了。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权威性，还谈什么生产力、号召力，怎么可能引领云南茶叶？把茶叶科学变成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整顿势在必行。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就是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条件。在上级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围墙，院内搞起了绿化，建起了科研大楼、民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并兴建了职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其次是健全了科研体系，组建了栽培、品种、制茶、生理生化、开发、植保、茶机、情报资料八个研究室。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机构健全了，机构的运行需要有人才。先生大胆起用年轻人挑重担，并一次性引进了9名大学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时还派出28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对口培训和进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兰卡研修，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所里来做学术报告，在所内展开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员的素质。
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搞好职称评定与晋升工作，形成了一个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活力与创造力。
把茶科所本所茶园建成示范样板和科技中心。全面进行深耕改土、兴修水库，全面实现了喷灌，茶园进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试验示范茶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产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级以上。茶科所单产800斤的高产试验茶园、300-500斤的丰产样板、100多种品种的全国品种圃，以及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接待着每年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到云南茶科所来参观、学习、取经。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农业厅的部署，茶科所向各茶叶主产区、农场，派出技术组，与当地茶叶部门联合开辟新茶园、改造低产茶园、推广丰产及良种样板和试点。每个点从设点考察、方案制定、组织管理及经费落实、指标制定等，先生都亲自参与，甚至细致到生活条件、下乡补贴都一一制定。在下乡补贴上，先生从实际出发，根据艰苦程度，以远高于城市的标准发放，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茶科所举办的样板点，全部取得成功，在广大茶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增强茶科所信誉、提高茶科所公信力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同时，先生还利用茶科所在科研上的优势，把科研成果大力推广到农村，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比如云抗系列优良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低产茶园改造、云海白毫系列名茶的创制等。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也在先生的主持下得以开展，如园林式复合生态茶园研究、国家星火计划、省茶叶综示区、茶树太阳光谱等。
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立了《云南茶叶》杂志，并利用这一舆论武器，向全国大力宣传云南茶叶，宣传茶科所的技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宣传科学种茶，进行学术、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三届九年的任职，先生领导的茶科所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茶叶科学制高点和学术领地，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先生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国家劳动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三部委的联合表彰。
张顺高，湖北五峰人，1933年生，土家族，1960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自愿赴边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1961年考察发现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考察报告。主编过《西双版纳文史资料茶叶专辑》。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中华茶人联谊会荣誉理事、云南省茶叶学会(1981～1997)副理事长、云南省茶业协会荣誉理事，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1992年10月，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思茅地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1993年4月，他出席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任组委会委员，会上交流了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被收入《中国研究》一书。1996年11月中旬，他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参与了“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考察论证会”，提出了“净光合值法”类推测算出了千家寨古茶树树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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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绿鸽子
2007年，这片并称为昆明历史名茶。昆明处低纬度高海拔，有着供中小叶名优茶生长的优越的条件，十里香茶自唐代在昆明就有栽培。在历史上昆明东郊金马镇的十里铺曾有几十亩茶园栽种，在老昆明还有专门卖十里香茶的茶馆。十里香茶因具有特殊的花香，条索紧秀美、汤色透澈绿润、滋味纯和回甘而得名“十里香”。后来，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安，在解放前十里香茶已濒临灭绝。
1956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系的张芳赐，从农业厅借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当时的站长是蔡希陶先生，他除了坚持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外，很注重云南植物资源的开发研究。在蔡希陶先生的指导下，张芳赐知道了昆明历史上的十里香茶，他对十里香茶的原栽培地和生产加工地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千方百计找到了几棵仅存的树种，用单株选育、杂交等研究方法和手段挽救这一濒临灭绝的茶种。
为了加速云南茶叶生产的发展，培养茶业所需的人才，1972年云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新建茶学专业。张芳赐主持了筹备工作。茶学专业于1973年开始招生。茶学专业至今已毕业了一千多名学生，对云南茶叶的发展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在农大任教期间，张芳赐一直没有放弃对十里香茶的研究。经过50多年的不断努力，辛勤耕耘。他精选出三个无性品系，建立10亩十里香良种无性系基地。现年70多岁的他还每天十几个小时在茶地选培茶苗，在龙泉镇雨树村建立十里香良种无性系实验田10亩。
上阵父子兵
1994年，在茶学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张芳赐退休了。远在美国的儿女一次次的请父亲过去团聚安享天伦之乐。连出国手续都为他办好了，但是张芳赐就是放不下研究了一生的云南茶叶，放不下聚50年心血才精选出十里香茶的三个无性品系。他说：我不放心就这样去美国，十里香茶如果不把它进一步培育推广出来，还会再次濒临灭绝！
四个子女被老父亲的赤诚而感动了，他们商量后做出了一个让张芳赐宽慰不已的决定：支持父亲的研究工作，支持父亲对十里香茶的继续栽培。两个儿子加入到了张芳赐的十里香良种基地的劳作里。国外的子女则以资金援助来支持父亲。
“农作物的投资研究是一项见效慢的投资。”有人这样劝张芳赐。是的，一株茶树苗从扦插成活到能采摘茶叶出效益，至少需要4-5年的时间。一般的商人或投资者是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张芳赐和他的子女们图的不是一种短期的效益，七十多岁高龄的张芳赐，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在深山中这人烟稀少的茶地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选培十里香茶。看着一株株十里香茶树从小苗渐渐长高长大，散发出它特有的幽香。张芳赐知道，不远的一天，十里香茶会进入到昆明的每家每户，“一杯十里香，满室皆飘香”那将不再是传说中的故事。
采访后记：采访结束临行时，张芳赐把在茶园里采下的那一小撮茶芽装在小纸袋里送给我。回到家里，我从摄影包里把它轻轻掏出来，打开，茶芽青翠依旧。我又深深的嗅到了那来自山野，混合着淡淡的蜜味的花香。而且，这味道来得比白天更加的浓郁而芬芳。
再后记：这是四年前的采访，如今张老师的十里香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今年春天，张老师告诉我，他在石林附近基地的十里香茶叶长势良好，答应了一定要再去看看，可惜还未成行。
十里香茶
扦插培育中的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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