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茶文化，人们经常注意到与佛教有重大关系。唐代茶文化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在茶文化发展中相配合。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以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就是说，心里清静，无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很接近，有利于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其次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得思想接近。
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你把事情都看淡些就“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道家从饮茶中找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儒士们失意，也想以茶培养自己超脱一点的品质，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这方面在茶中一致了。但道人们过于疏散，儒士们终究难摆脱世态炎凉，倒是禅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执着得多，所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
熟悉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把茶种带到日本的是日本学僧最澄。第一位把中国禅宗茶道带到日本的又是僧人，即荣西和尚。所以日本茶道以及“茶禅一味”说法也源自中国。在向海外传播中国茶文化方面，佛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说，佛家茶文化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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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11年第7期刊登了宁波籍茶文化专家竺济法先生《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成为西汉茶祖的》一文，后四川农大茶学系李家光副教授专门撰文《茶祖吴理真是西汉人》，由我刊编发至2011年第10期。刊发后茶界对吴理真这位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引发了争鸣。
本刊编辑部本着学术争鸣的目的，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继续刊发业界的讨论文章,欢迎来稿。
近几年来，笔者读了一些关于吴理真和蒙山茶的书和文章，感觉有些说法值得商榷。史贵求真，言必有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吴理真和蒙山茶的一些史实加以考辨，揭示真相，还其本来面目，并求证于方家。
中唐以前无蒙山茶的记载
关于蒙山茶，在中唐以前的古籍中，无一记载。虽无记载，但是否蒙山在中唐以前就不产茶？倒也未必。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西南地区则是原产地的主要区域。从直接利用野生茶树发展到人工栽培茶树，当也始于西南地区。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亦当远溯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种茶应相当普遍。作为蒙山，在秦汉乃至先秦种茶更是可能。
今有人提出吴理真为“世界人工植茶树第一人”、“植茶始祖”，进而奉其为“茶祖”，其实不然。
持此论者往往用一代茶学宗师陈椽先生的文字来作证。不错，陈椽先生在其《茶业通史》一书中认为蒙山是“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但仅此而已，并未称吴理真为“植茶始祖”、“茶祖”。暂且不辨“文字记载”的真伪，姑且承认是真。“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就一定是“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吗？显然不一定。“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则一定要晚于“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因为是“人工种植茶树”在先，“文字记载”在后。同理，吴理真也不是蒙山种茶第一人，在吴理真之前在蒙山种茶的大有人在。在吴理真之前，有千千万万人种茶，有千千万万地方种茶。吴理真不独不是巴蜀及中国种茶第一人，也不是蒙山种茶第一人。蒙山及巴蜀地区远在先秦，至迟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并将茶从食用、药用发展为饮用。
事实上，“人工植茶树第一人”，就象水稻种植第一人、小麦种植第一人等等一样，是无法可考的。
陶谷《荈茗录》“圣阳花”条：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阳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
有人据此认为，在三国时代，蒙山便产名茶“圣阳花、吉祥蕊”，而且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茶。其实，所谓“吴僧”，乃指“吴地之僧”，是指历史上吴国境地的当代僧人，就如同唐人称陆羽为“楚人”一样。陶谷是五代至宋初人，《荈茗录》所记各条内容的时代是从晚唐至宋初，“吴僧梵川”当是五代前后苏吴一带的僧人。另外，双林傅大士（497—569），名傅弘，或名傅翕，字玄风，号善慧。东阳乌伤(今浙江义乌)人，南朝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居士。他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即弥勒的化身，又经常显弄神异，道俗归心，影响极大，世人称之“双林大士”。
三国人如何供养南北朝的傅大士？所以知梵川定非三国时人。圣阳花、吉祥蕊当产于五代前后。
蒙山茶兴盛于中晚唐
蒙山茶兴盛于中晚唐，这与唐代茶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
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
“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蒙山茶至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成为贡茶，且为蜀地贡茶之最。
唐宪宗元和年间曾任湖州刺史的裴汶在其《茶述》一书中记：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
蒙山茶与顾渚紫笋齐名。
成书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的李肇《国史补》记：
“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意思是，蒙顶石花，号为剑南第一。
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的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名茶造假，不独今天，唐时蒙顶茶已开先河。
日本来华学僧圆仁（慈贵大师），在其《入唐礼法巡幸行历记》记载，归国时，大唐文宗皇帝赐
给“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蒙顶茶在唐时走出国门。
唐王敷《茶酒论》记：
“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蒙顶，其（骑）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
五代十国蜀毛文锡《茶谱》对蒙山茶的记录有多处，其一曰：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当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基本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蠲。是时到城市，人见其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
毛文锡两度入蜀为官，理应熟悉蜀中茶事。
白居易（772—846）《琴茶》诗“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刘禹锡（772—842）《西山兰若试茶歌》诗有“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茶岭》诗有“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唐诗中有多首写到茶。
还有一首《蒙山白云岩试茶》，传说作者为唐代人黎阳王，但无证据。诗曰：
“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似为蒙山茶的地位衰落而抱不平，故或是蒙山茶衰落后的宋代人所作。
蒙山茶鼎盛于中晚唐，入宋以后，由于建安茶的崛起，蒙山茶渐衰。蒙山茶尽管在唐代一度作为贡茶，但其地位也不如湖常二州的紫笋茶。蒙山茶作贡的历史并不长，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从唐至清的一千多年。
吴理真其人
现有的宋代以前的各种文献典籍、诗文，无一述及吴理真其人。难道是汉唐人不尊重这位“植茶始祖”？难道汉唐时代的蜀人、蒙山人也不尊重这位“植茶始祖”？难道汉唐时的雅州官员没有当代的地方官员有文化，认识不到“植茶始祖”价值和意义？显然不是。在蒙山茶如日中天的唐代却无人提及吴理真其人，反而是在蒙山茶衰落的宋代以后才有人谈到吴理真。只能说，有关吴理真的传说始于宋代以后。
按《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
“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自领表来，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倾，沛泽大通。一日，峰顶持锡窠井，忽隐化井中。侍者觅之，后得石像。遂负井右，建以石屋奉祀。时值旱魃，取井水，霖雨即应，以至功名、嗣续、疾疫、灾祥之事，神水无不灵感，是师功德有遗之也。故邑进士喻大中，奏师功行及民，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遗像者。”
之所以称之“甘露祖师”、“甘露普慧妙济菩萨”，是因为他“救旱”、“霖雨即应”、“神水无不灵感”，其得名非因茶而是因水。甘露井在蒙山顶，又称古蒙泉。甘露喻灵水、神水，非西汉甘露年号。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初时还没有中国人出家为僧。中国第一个出家受戒为僧的是三国时的朱士行，吴理真断不可能于西汉出家为僧。按《宋甘露祖师行状》，“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表明吴理真是宋代僧人。但其若是宋代僧人，而且名动京师，皇帝敕封为菩萨，应该是位高僧、名僧，但是各种僧传、佛教文献不见记录，所以其身份的真实性也是很值得怀疑。
吴理真“自领（岭）表来”，并非蒙山土著。其植茶技术，甚至茶种，还传自“领（岭）表”。孙渐《智炬寺留题》：
“昔有汉道人，蕹草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
这是说蒙山茶树源自福建。这样，蒙山就不是中国最早植茶之地。有些人看到其中的不可信与矛盾，于是硬说吴理真是蒙山当地人，不是僧人是药农、农民，这是无任何依据的凭空捏造。
按《行状》，吴理真“由西汉出现”，一直活到南宋初，寿一千多年，俨然神仙者流。其死不见尸，也像神仙，“忽隐化井中，侍者觅之，后得石像”。一个来自“领（岭）表”，传说从西汉一直活到南宋的人，突然间又消失在一口井里，只留下一个石像。因为是当地民间的造神虚构，所以吴理真的身份、行迹充满着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蒙山地区历来多雨，蒙即泉水，明人龙膺著有《蒙史》，蒙山因水得名。吴理真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对水的崇拜，是把吴理真作为水神来崇拜。在民间传说中，往往僧道不分，吴理真或僧或道。喻大中据民间传说上奏朝廷，宋孝宗据其功德敕封“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如同封神。吴理真享受“石屋奉祀”，是因水而不是因茶。
综上所说，吴理真是宋代以后蒙山地区民间虚构出来的一个水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子虚乌有人物。（作者为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佛与茶的共同诉求是心，是感悟，是顿想，是自我修行，是生命协调。佛要清除人类心灵的杂尘，茶则是洗净上面的污垢，不留一丝细痕。
茶是人、神、佛共同的饮品，是天堂、人间、地狱一致的灵魂净化剂、身体洗礼水。
佛僧自古习文、诵经、品茗，佛文化中凝铸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具神韵。佛为众生，茶蕴万象；佛度俗人，茶净苍生，一佛一茶，如水光山影，自然相生。
茶味是诗词的神韵，而诗词无佛，则诗词无灵、无境、无气、无味，茶道与为文之道，为佛之理密切相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茶、文，至此极境，功名、利禄、色欲、俗念，何以再求？
心即佛，而茶是心，则茶即佛。清灯古寺，佛法无边。茶清如露，心洁如佛，佛者，茶也。禅茶一味，共参禅机、茶理。静为佛之首，空为佛之本，苦为佛之身，隐为佛之理，欲守佛道，必参苦禅，欲破苦念，必习苦茶，茶者，真佛也！
中国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表现为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哲学基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文思索；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审美诉求；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茶道美学的基本法则。四大支柱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茶道美学大厦。
茶人们既创造美，也可欣赏美。
佛与茶的共同诉求是心，是感悟，是顿想，是自我修行，是生命协调。佛要清除人类心灵的杂尘，茶则是洗净上面的污垢，不留一丝细痕。
茶是人、神、佛共同的饮品，是天堂、人间、地狱一致的灵魂净化剂、身体洗礼水。
佛僧自古习文、诵经、品茗，佛文化中凝铸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具神韵。佛为众生，茶蕴万象；佛度俗人，茶净苍生，一佛一茶，如水光山影，自然相生。
茶味是诗词的神韵，而诗词无佛，则诗词无灵、无境、无气、无味，茶道与为文之道，为佛之理密切相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茶、文，至此极境，功名、利禄、色欲、俗念，何以再求？
心即佛，而茶是心，则茶即佛。清灯古寺，佛法无边。茶清如露，心洁如佛，佛者，茶也。禅茶一味，共参禅机、茶理。静为佛之首，空为佛之本，苦为佛之身，隐为佛之理，欲守佛道，必参苦禅，欲破苦念，必习苦茶，茶者，真佛也！
中国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表现为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哲学基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文思索；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审美诉求；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茶道美学的基本法则。四大支柱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茶道美学大厦。
茶人们既创造美，也可欣赏美。
中国禅茶文化精神概括为“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禅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上，最为恰当；既理事圆融，又雅俗同归，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实和操作的现实意义。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游览武夷山四大乐事：“登天游、乘竹筏、赏茶艺、品佛(岩)茶。”游人们登上天游峰，远眺武夷风光尽收眼底；乘竹筏畅游九曲十八弯景色；观赏茶艺，武夷禅茶道馆是游人最为悠闲的去处。一杯金佛茶在手，淡淡天然味，悠悠佛茶香，从而得以品尝武夷岩茶真味。为此，武夷金佛茶道，为游客奉献“武夷禅茶三昧”，希望游人能以平和、宁静的心情，领略“茶佛一味”的真谛。
武夷山之茶业，创始于山中僧侣仙道之流。茶与佛，因缘深长。查有史以来，寺院僧家，禅多茗饮，有释门必有佛茶，“客来不屑问丹井，惟爱佛茶煮石泉”。
《宋朝事实类苑》书载：“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唐朝以来，武夷山有一百零八寺，恰合“茶寿”，兴建在三十六峰七十二岩的峰麓岩巅。山中寺院林立，殿宇鳞次，松柏苍翠，清流潺潺。“六六奇峰摘灵芽，三三秀水烹龙团。”是峰皆有寺，是岩皆产茶。
金佛茶源于古代寺庵院观的“供佛茶”。唐代天游观的“洞宾茶”，宋代白云庵的“金佛茶”、慧苑寺的“铁罗汉”，元代止止庵的“白鸡冠”、冲佑观的“石乳”，明代天心寺的“半天鹤(腰)”，清代磊石庵的“水金龟”和天心寺闻名海内外的“大红袍”等，无不出自僧侣仙道之流，先后为武夷山的佛茶。佛茶自问世以来，从药用、品饮、斗茶而推向社会，成为独树一帜的名茶。
武夷山寺庙多于新茶采制后，设茶宴与文人、信士、僧众结佛缘。聚饮同时论佛谈玄。唐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诗云：“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唐宋以降，茶会仍保持“饮”、“谈”的传统。据《朱文公文集》记载：朱熹青年时代，在五夫里常赴开善寺茶会。住持和尚圆悟号旨庵，平时闲下常设茶宴，约朱熹赴会品茶吟诗、谈经论佛。后来圆悟圆寂时，朱熹写了唁诗：“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不须更活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清金农《石淙院与禅人茶话》诗云：“虚空同瞑坐，竖拂老禅师。一夕庄严经，三生茗果期。”
佛门僧院，常常是佛乐声声，隐隐传出诵经念佛之音，香烟袅袅，不时飘来细细茶香。在幽静、雅致、清寂、古朴的禅堂里，“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寺院僧尼用茶供佛、敬师、献宾客，供自己与善友品饮。谈经论佛，修心养性，形成了庄严肃穆的茶礼，也就是佛茶献客结缘行善的特殊茶道。
武夷禅茶道是以茶为饮，道为序；茶道指品茶的形式、方法、功能、意境以及由此而伴生的有关礼仪和修养。所谓茶道乃饮茶之道，悟养心之道，得茶之精神。借皎然对饮茶之妙趣出神入化的描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洗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武夷山禅茶道，蕴含着“三三凝道语、六六悟禅机”的法语，安排了三昧三十六道品饮程序，供宾客信士欣赏和品尝。
茶禅佛之不解缘
“自古名山僧建多”。天下山水多矣，美景所在多矣，然而成为人文名胜的，与佛家有关联者，却要占十之六七。佛教传入中国二千余年，给中华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其中“名寺名山产名茶”，茶文化则是伴随佛文化而四海飘香的一支奇葩。
茶，中土古已有之，是被看作药的一种。直到佛教传入之后，出于坐禅修行的需要，茶的功能才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广泛的应用。“茶圣”陆羽在佛寺中长大，深谙茶性，始著《茶经》，既成就了茶文化在中国文化主流中的地位，也表明茶文化与佛文化、禅文化有不解之缘。
坐禅时吃茶，是为了不昏沉、不迷惘；吃了茶坐禅，是为了明心见性。只有不昏沉、不迷惘，才能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能不昏沉、不迷惘。看起来，佛家说“茶禅一味”，实在是有来头的。也正因为如此，“茶”与“道”竟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合称“茶道”。时下有所谓“茶艺”者，弃道而从艺，总让人感到表演色彩太浓，尚不得茶之本色三昧也。
吃茶而悟禅，吃茶而成佛，并不是天方夜谈。河北赵州有位佛家大祖师，人们问他如何成佛，他常常只有三个字：“吃茶去！”因此说从吃茶到悟禅而成佛，并非遥远。关键在自家的体会。当然，茶也须是那好茶。
如何才是好茶？好茶须来自净土，净土当首推名寺名山。佛国净土，都是生态环境得到悉心保护的地方，远离尘世的污染，那里的“佛茶”、“禅茶”，且不谈其“道”，仅就其“质”而言，也应是令人放心的。即便未必想成佛的人们，品上一盏“禅茶”，洗心涤虑，也是人生一件快事吧？
兴之所致，拈韵奉哂：
茶禅一味古德训，康健安宁世所珍。
千载佛门崇净土，有机二字悟道心。
自古以来茶一直受到僧侣的欢迎和推崇。僧侣公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坐禅可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能帮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为“不发”（抑制性欲和平心静气）的药物。
佛教修行之法为戒、定、慧。戒，即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定和慧，简言之，即坐禅修行，它要求僧人“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专注一境，这是十分疲劳的，需及时补充营养、提神醒脑。而最宜于“精行俭德之人”《茶经》饮用的茶正符合这一要求。
到唐代，茶更概括成了十德：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驱病气、树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道德、可雅志。正因为如此，茶在佛教中就被视为神物，从而使僧人饮茶成风，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魏晋时期，僧道修行就饮用茶叶。以后，全国寺庙中不但提倡饮茶，而且有不少寺庙还自己种茶，而许多名茶出自寺院。茶与佛教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佛教史和茶文化史是交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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