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会的真正成功，绝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秘书处就可以带来，靠的是全体上下共同努力、齐心奉献与联手参与。过去，我们讲机会成功学，凭个人单打独斗；现强调的是组织成功学，讲究团队意识，构建核心团队。
闽茶催生大家庭
改革开放30多年，竞争带来发展，发展催生商会。时不我待，发展潮流一刻不止，竞争态势千钧一发。年轻的商会处于从生存到发展的初级阶段，但要瞄着创建一流商会的方向使劲，才不至于被边缘化。商会在两年多的实践中不断创新，服务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应发展的潮流，商会大家庭应运而生。赢得社会尊重与赢取商机的同时，商会充满了活力。会员满意的交流越多，资源越有效。吸引力极大增强，以商养会渐成。衍生的附加值减轻了大家庭负担。成员积极地参与进一步扩大了商会影响力，增加了我们的话语权。一个广大的平台日具规模。
环境谋求大使命
日益焕发朝气的商会不仅构筑了京闽两地产业经济的“助推器”，还首当其冲成为行业发展“排头兵”，带头与示范作用显著。大家共同成长，从中获得收效。务求共生共赢常态化。商会的“独特”不仅表现在与经营企业不同，还与营商的环境有别。内部的团队构建与战略规划不可或缺，外部的资源整合、开放分享与合作平台交流环境一样迫在眉睫。营商环境谋求大使命，它传达出我们要分析公司经营环境和行业商会发展环境中的方向和规律。改变自己，也要改善环境。
大势呼唤大闽茶
茶是福建之宝，茶叶良种数量、良种普及率、总产、单产、出口创汇、特种茶、销售总额创下全国第一。商会对于把闽茶推向北京、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促进京闽两地、环渤海区、长江三角洲以及海峡两岸等茶文化的交流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闽茶已成中国茶的代言人，市场广大。我们对闽茶理解要更深入，闽茶业已形成一个拥有超过300万从业人员的规模产业，在不少地区已是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柱产业。但“大闽茶”不仅仅是靠规模，靠销售市场和批发中心，更重要的是集市功能，拥有物流、人流、资金流。“大闽茶”能带动一方经济、区域经济，盘活全局，是很重要的产业经济“推动器”、“引爆器”。我们要有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来做这件事情。要有危机意识，茶业大势，事关长远与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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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顺高，湖北五峰人，1933年生，土家族，1960年于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毕业后赴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1967年至1974年，张顺高受国家农业部派遣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场，并栽培组长，历尽艰难，完成援建茶场的任务，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以茶为生活和事业的核心纽带，谱写了一曲和谐、深情的茶叶人生。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茶文化的优良传统。
普洱茶专家张顺高
1961年，张顺高和刘献荣先生前往勐海巴达大黑山考察，发现了野生大茶树，并于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上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考察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公布国内发现的树龄最大野生大茶树，被冠以“野生型茶树王”名号，引起了国内外茶界专家极大关注。1967年至1974年，张顺高受国家农业部派遣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场，并栽培组长，历尽艰难，完成援建茶场的任务，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1977至1980年，张顺高又赴上沃尔特考察种茶可能性，，任该国茶树试种中国专家组组长。1980年至1988年任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期间，带领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全力推进全省茶叶科技研究、推广，积极主动帮助勐海县发展规范化密植速成生态茶园。1983年，张顺高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赴北京领奖。1990年，调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先后当任中华茶人联谊会荣誉理事、云南省茶叶学会(1981～1997)副理事长、云南省茶业协会荣誉理事，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副会长、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等。2007年4月，张顺高荣获第二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
经过多年实验，他大胆地提出了云南大叶茶密植速成高产稳产栽培新技术。1986年，又推出“生态茶园”新理念导向，获国家科技成果奖。张顺高主编过《马里共和国法拉果茶农场技术规范》、《西双版纳州文史资料（茶叶专集）》、《云南茶园建设技术规范》；参编过《西双版纳国土经济学研究》，《巴达野生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论茶树速成高产栽培法》、《云南茶叶发展战略》、《中国茶叶战略转移的思考》、《生态学学习笔记》、《中国茶园建设生态之路》、《茶树太阳光谱考察》、《西双版纳南糯山哈尼族诺博（茶叶）文化研究》、《云南茶叶发展和我的茶海之梦》、《茶文化与21世纪议程》等书籍。1992年10月，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思茅地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1993年4月，他在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交流了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1996年11月中旬，他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参与了“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考察论证会”，提出了“净光合值法”类推测算出了千家寨古茶树树龄。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普洱茶和》、《茶文化是茶叶生产力》发表在《云南茶叶》等杂志上，生平简历人载《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促进了云南民族茶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绿金
文／杨普龙
20世纪70年代，西非遭遇几十年罕见的大旱，广袤的大地一片枯黄。唯独马里锡加索地区的法拉果河畔，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的茶园，如沙漠中的绿洲。这就是由中国援建的马里法拉果茶叶农场，茶园面积100多公顷，年产干茶100多吨，它是西非第一个茶叶农场和茶叶加工厂，也是由云南省负责的援外成套项目，是我国茶叶援助项目最成功的典范。
1967年，先生分配到云南茶科所的第七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收拾行装，出国当专家。到了昆明翠湖宾馆，才得知要到非洲马里，援建一个茶叶项目。之后他们一行七人到了北京农垦部报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来到了马里锡加索市。之前，中国农业部已经先期派遣福建的林桂镗在凡哥乐村进行了三年的试种。在此基础上，应马里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帮助马里在锡加索市法拉果建立一个面积100公顷的茶园和年茶100吨珍眉绿茶的加工厂。专家组分工，先生负责最艰苦也是最困难的茶园建设和栽培。
法拉果靠近马里通往上沃尔特国际公路旁，处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西南部，也是马里共和国的南方。由于纬度低靠近赤道，位于大沙漠的边缘，气候极其炎热干燥，年平均气温27℃，绝对最高温度43℃。旱季最旱时空气湿度仅有8%，日照很强，蒸发量很大，旱季蒸发达全年的73%。土壤是由铁质砂岩和铁质砾岩风化而成的稀树草原红壤，含砂量高达87%，吸收热量快，有机质含量低，肥力差，保水性能弱。这样的自然条件，是不适合茶树的自然生长的。要使茶树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困难可想而知。
干旱是最大的难题，旱季时节，甚至需要24小时灌水，晚上提着马灯摸黑往地里灌，工人实行三班制。每年旱季一灌就是几个月，不但体力上搞的精疲力竭，还有精神上的压力，一旦茶苗死亡，将无法面对马里人民，无法向祖国交代。后来从国内调来水利专家，在茶园上方修建了一个2万立方米的调节池，干旱困难才得以缓解。干旱问题解决之后，赤道太阳强烈的日照，又成了茶树生长致命的伤害。先生以丰富的经验，采用遮荫树、行道树、防护林，林茶混植等方法综合运用，三年就达到了全面覆盖的效果，遮挡了强烈的日照，降低了土壤的温度和水分的蒸发，大大改善了茶树的生态环境。在干与热的问题解决后，土和肥成了主要问题，他根据砂土本身贫瘠及保肥能力弱、易干旱、易瘠化的实际，采用了深耕土壤、大施有机质基肥、客土掺合等方法，配合水、荫效应，为茶树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工作开始时，仅是先生一人负责，既要负责管理，又要招收工人、考核分配任务、验收定额、统计、发工资，又要全面负责技术指导，育苗、开荒、平整土地、积肥料、修路……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不但是体力上的透支，还有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经过半年多高度紧张，高频率、高速度的运转，到1968年雨季来临时，终于完成了20公顷的茶园定植，国内也给先生派来了一位助手，先生才得以喘口气。1969年，完成了50公顷的育苗任务。1970年，完成最后30公顷的育苗任务。至此，100公顷的茶园定植任务终于完成。
由于建设任务繁重，外交部批准的两年回国探亲休假一次的规定未能实现，直到100公顷的茶园定植任务完成后，先生才被批准于1970年底回国休假一月。随后，1971年初，先生带领三个茶园管理人员和两个采茶工人又回到了马里，转入茶园管理与投采工作。
制茶厂是援马茶叶项目最终成果实现的重要环节，按照中马经济技术协定，在法拉果茶场内应兴建一座年产干茶100吨的茶叶加工厂。茶厂于1971年1月奠基，1972年5月竣工，投入生产。1973年8月，马里共和国总统亲自参加了茶厂的验收和茶叶农场的移交仪式。
援助马里茶叶农场从建设到技术合作，前后整整十年，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驻马里使馆的直接领导下，以支持第三世界为已任，依靠中马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取得了茶叶大面积种植和高产的效果。法拉果茶叶农场的建成，不但促进了马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填补了茶叶在马里农业经济的空白。当马里人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口尝到在自己的国土上生长出来的、用自己双手制造出来的茶叶时，无不欢欣鼓舞，以至神话般地到处传颂，并把茶叶产品的代号取名为“49-60”（“49”表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表示马里共和国1960年独立），表示中马友谊的结晶。1973年1月马里全国物资交流会上，法拉果“49-60”绿茶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珍品，试销展品被一抢而空。
在法拉果茶场工作期间，专家们的生活极其艰苦，文娱生活贫乏，炎热难熬，夜不能寐，工作繁重，经济拮据。特别是先生，两次赴马里法拉果茶场负责栽培工作，从垦荒、土地平整、茶树育苗、定植，到抗旱、改土、施肥、采摘、管理，一直呵护茶树到丰产，善始善终，为时7年之久，受到马里人民的尊重与爱戴，亲切地称他为“马里张”。为此，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特别签署命令，授予他和专家组组长马文彬马里共和国国家勋章和证书。
法拉果茶叶农场自建场以来，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前来参观访问，赞扬中国的援助成就。由于农场正好位于通往马里邻国上沃尔特（现改名布基纳法索）和象牙海岸的国际公路上，影响巨大，被称为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奇迹。
马里法拉果种茶制茶的成功，使其邻国上沃尔特大受影响，他们驱逐了蒋介石的外交代表，与我国建交。1974年，中上两国一建交，上国就向我国提出帮助种茶的要求，以王科为组长的考察组于1976年7月赴上，对上国种茶的可能性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77年底，向上建议在姑河盆地试种茶树，随后王科等专家陆续回国，任务又落到了先生的头上。因为有在马里种茶七年的成功经验，上国的试种进行得很顺利。1977年12月和1978年2月分两批播下茶种后，1979年就打顶采摘，并制成了精制珍眉绿茶。由于采用的是速成高产栽培法，仅用两年就完成了任务，为上沃尔特姑河盆地增加了新作物。1980年，由周敏大使出席，中上两国举行了项目验收交接仪式。上沃尔特人民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国家出产的茶叶，中国专家的贡献再次得到了高度的赞誉。
1979年，先生被评为中国驻上沃尔特使馆先进工作者。
马里七年，上沃尔特三年，远离家国，远离亲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先生的青春就有十年献给了西非的茶叶，换来的是撒哈拉大沙漠上的绿洲，第三世界人民的绿金。先生无憾。
策划：中，发展成一株“幽兰”，别致而静雅。
黄艳玲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环境和审美倾向。我们今天的时代，经济繁荣，人们对于审美有着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因此，黄艳玲认为，“茶在堂”实际上是充当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在实用上，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审美上，更加直接的传递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这种带有“浪漫主义情怀”风格的产品，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较容易的接受中国传统茶饮文化。
茶在堂品牌理念“隐世于茶返璞归真”（茶在堂供）
如果说，“茶在堂”品牌还带着一丝迫于生计的无奈，那么“茶在堂”系列产品，便是黄艳玲对于自我生活意义的真正选择。
而这也吸引了记者，再次去到黄艳玲的微博：同样的江南小调，讲述着关于她和茶的故事；同样的文艺女青年范，记录着那些与茶相伴的日子；同样的书法、音乐，将她与茶的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
“隐世于茶，返璞归真”，或许这就是黄艳玲一直想要寻找的生活，而如今她不仅找到且实现了当初的“朦胧理想”，而且还将这种“理想”带进了茶的世界，带给了更多喜爱茶的人。
文／杨普龙
发现巴达野生大茶树和测定千家寨茶树王树龄
1952年，南糯山半坡新寨古茶林中，发现了一株直径1.38m的大茶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糯山茶树王，为栽培型。
1961年10月，先生参加工作刚一年，领导让他带人去巴达大黑山。据农民反映，那里有株相当大的茶树。他们步行三天到达巴达公社，向公社说明来意之后，次日清晨，公社派两名武装民兵护送他们去大黑山，那是莽莽无际的原始森林，直径一两米的大树比比皆是，林冠闭日，见不到天，虽是正午，也是光线暗淡。进人林区之后，一路见到直径三五十厘米的茶树成群。中午，到达了大茶树地点，由于森林里天黑得很早，先生匆忙对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记录，取土样，采茶树花果枝叶标本，测量茶树直径为1.0m，树高采用三角法测量，做好记录，匆匆返回，走出森林，太阳已经落山了。民兵带他们赶回公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第五天，他们回到勐遮，第六天回所，计算树高，因为有30多米高而怀疑。1962年2月，他们又二次进山复查，证明测量无误。先生根据生态环境，结合采访群众，进行了茶果枝叶鉴定、样品生化分析，确定为野生型茶树，并写成了《巴达野生大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发表于湖南《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一时震惊茶坛。此后，很多报纸、画报社接连不断地进山拍照发表，成为当时一大珍闻，蜚声中外。此后几年，在云南其他地方以及贵州、四川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较大野生茶树，从此，茶树原产地不在印度，而在中国、在云南这一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此后，全国茶界名流、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勐海造访谒拜。
先生说，上巴达大黑山考察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次行动竟有如此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学术意义，这成为他一生献身茶叶最为荣幸的事，而且他当时刚从学校毕业，就有这么好的机缘。
1992年，思茅地区树群落和古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在第三届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图为：张顺高
文／杨普龙
先生终于退下来了，从他创立的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担任名誉会长。大家都欢欣鼓舞，也松了一口气，他太辛苦了，该歇歇了。孰料，他还是一样的对会里的大小事情，牵肠挂肚，还是每次大老远的倒公交来开会。新春团拜会马上就要到了，他还是放心不下，从会场到会务、从礼品到午餐都一件件的落实。
先生在退下来之前，又接下了两块牌子，云南省老科协茶叶分会和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云南联络处，同时，还兼任云南其他几个茶叶社团的专家组组长。他还是操劳的命，退而不休，退不下来了。其实，退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只是，第一，谁都有自己的事，谁都在忙自己的活，一个民间团体，清水衙门，谁会倾注那么多的心血？第二，在专家满天飞的普洱茶界，要找一个真正称得上专家、能服众的人还真不是件易事。先生无论于学术、于实践，于人、于德都堪称楷模，堪称专家中的专家，大旗，还得由他扛。
先生生于1933年，祖籍湖北五峰，土家族，于今已78的高龄。1956年，先生考入湖南农学院。1960年茶学专业毕业后，因对云南、对西双版纳的向往，自愿申请，由国务院统一分配到云南省茶叶科学研究所（茶科所坐落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茶叶生涯，开始了云南的茶海之梦——把云南打造成茶叶的海洋。
先生的一生，似乎几项荣誉，一串职务，一堆著作就可以总结。但是，这背后的付出、贡献，每一项都是很多人难望其项背的。先生笑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马里共和国国勋、吴觉农勋章三项荣誉就足够了，至于眼前才评上的研究员，算不了什么。先生淡泊名利，看淡荣辱，当然无所谓。职称一事，也是敬重他的人一直耿耿于怀的，以先生的贡献、学养而言，比起现今的许多教授、研究员，不知高出几许，博导都绰绰有余。其贡献，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建树、创新，更有润泽苍生，福庇万民的数百万亩茶树、茶园。这些绿金不仅遍开在云南的黄土高原，还开在了万里之外的撒哈拉沙漠边缘。
文／杨普龙
建立大叶茶树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理论框架
云南科技文化相对落后，没有自己独立的先进茶树栽培技术，长期以江浙为范本。然而大叶茶与小叶茶、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热区土壤与江南土壤，均有极大差别，套用来的东西，多不符合云南实际，按云南资源特点和云南省情建立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树丰产栽培理论是云南茶人的历史职责。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进行了“云南大叶茶树种植密度与排列方式试验”和“综合丰产试验”，对全省各茶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合理密植是茶树速成高产的中心的概念。七年的马里种茶实践，对水、土、肥在茶树丰产中的地位有深刻体验。1975年，他又作了“云南大叶茶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技术研究”，从每亩600—8000株的几十种种植密度与排列，配以不同的水、土、肥基础做试验，其中两亩试验地栽后次年投产，三年亩产500斤，五年800斤，创云南茶叶之最。1976年底，先生赴上沃尔特考察和种茶，交由陈清华负责管理。在上沃尔特，他采用速成栽培法，从播种到采摘仅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茶树试种。1980年回国后，继续进行研究，1983年进行成果鉴定。这项研究，获1979年云南科学大会省委省革委一等奖，州科学大会一等奖，1985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成果证书，据省农业厅证明，该成果推广180万亩，对云南茶叶生产面貌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20多年的科研和生产的实践，他对大叶茶的丰产规律有了深刻认识，撰写了《论茶树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法》，在1983年10月全省茶园丰产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刊登于《云南茶叶》1984年第1期，被评为一等优秀论文。文章从云南茶叶生产的自然资源出发，紧密结合云南茶叶生产的实际，阐明了土肥对茶树丰产的基础地位，利用大量实验数据和生产调查作支撑，论证了密植是茶树高产的中心，提出了实现茶树速成高产的修剪、养树、采摘三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云南大叶茶丰产栽培理论的框架。这就是：以土肥为基础，以密植为中心，把好修剪、养树、采摘技术关键，云南大叶茶就可以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按这个理论框架制定的技术措施，紧扣云南实际，对云南历史上大叶茶长期稀植、极端粗放的耕作、重栽不重管、重采收不重投入、吃自然饭的传统生产方式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云南茶叶摆脱极度低产的长期困扰，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它对推动云南茶园建设现代化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茶叶大发展，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建立云南自己的、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树栽培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
生态茶园理论的创立与实践
茶树的系统发育是在亚热带的森林中完成的，养成了喜温、喜湿、喜欢漫射光的特性。栽培茶树，适当荫庇，则生长更好，品质更佳。我国茶农在长期栽培历史中，顺其自然，在茶园物种配置上，采用多种经济植物配合，而云南勐海则有著名的樟一茶，澜沧有杞木一茶等模式，湖北则有乌柏一茶、油桐一茶、棕一茶等，但是没有确定的量和规则，缺乏规范。参加工作后，先生首先做了遮阴树的丰产试验，20世纪50年代末，普文农场率先实行了橡胶一茶叶组合，六七十年代，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在边缘热带勐仑进行了胶茶人工群落的系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海南推广了20万亩，给海南农垦带来了巨大效益。在援马里时，先生采用在茶树的上层采用芒果合欢，下层采用千斤拔三层立体配合，收到了良好的抗干热、抗日灼、改善茶树生态环境、增加收人、增进地力的多种效果。
1983年，云南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他参加了学会和中国生态经济学家在昆明举行的大型讲座，开始接触生态学。同年10月，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倡导主持召开的西双版纳国土经济学研究，是首次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全国性盛会。先生担任茶叶方面的研究与撰稿，开会时与于老多有接触，陪他参观了茶树王，回京后，他寄来了他的生态学论文《我对生态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份当代中国生态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大纲，先生茅塞顿开，引发了他对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无比兴趣，他如饥似渴地收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生态学的资料，刻苦学习钻研，并与茶树栽培紧密结合起来。为使云南茶叶生产具有自己的风格，让云南茶树栽培理论显示出云南的特色，1984年，他在勐海六届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勐海茶叶经济生态县》的建议，1985年主持建立南糯山茶叶经济生态乡试验示范，把生态学引人茶区的建设。1986年编辑了《云南茶叶》生态专辑，为之作序，并发表了《生态学学习笔记》，向茶叶界全面系统地介绍推广生态学，同时正式提出了生态茶园新概念。他还进行了“园林式复合茶园生态系统结构研究”。同年，在他主持的全省茶叶综示区中，把生态茶园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在茶区推广。1988年，他主持了江城县牛洛河万亩生态茶园的建立。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1992年，在中国茶叶学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茶叶发展之路”讨论会上，他全文宣读了《中国茶园建设生态之路》。文章以全新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向中国茶园建设传统模式挑战，受到了全国茶界同仁的高度重视。核心是：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中国茶园建设，必须走生态茶园之路。这是先生对云南茶叶乃至全国茶叶界在理论与实践上所作的创新性贡献，并首先为云南茶界所接受，广泛应用于实践，对建立云南特色的茶树栽培学，推动云南茶园建设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阳光谱光质与茶叶优质高产
“高山云雾出好茶”沿用了千年以上，几乎成了划定宏观茶叶品质的世界性约定。是不是真理？若是，具体关系怎么样？原因是什么？应有一个科学的说法。经云南省应用基金会批准资助，1988年与中科院云南天文台、昆明生态所、云南气象局合作，进行了“茶树太阳光谱考察”研究。1990年，先生和夫人梁凤铭被调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在那里完成了项目的研究。
该研究以澜沧江流域茶区为对象，从低纬到高纬选择南糯、勐库、凤山、苍山四座茶山为代表，每座茶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分1-5个海拔段设点共13个，对气候、土壤、茶叶生化、红茶和绿茶品质、太阳辐射光谱的自然分布、茶树对光谱的选择吸收、茶树光合作用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考察研究，全面掌握了茶叶生化、茶叶品质、土壤、气候和太阳光谱等的地理变化规律，得出了南红北绿、低红高绿的基本概念，并提出了红、绿两大茶类，纬度、海拔两个方向的茶叶优质高产地理区划意见，即红茶的优质高产区在北纬20021’——250、850-1850m，高产特优区在北纬23021’—24033、1200-1850m；普洱茶优质高产区在北纬21020—250、1000-1730m；一般绿茶中产优质区在北纬21020—250、1730-2050m；名茶低产优质区在北纬250以北、2000m左右及以上。
之所以选择澜沧江流域茶区为研究对象，原因是：澜沧江流域是茶树的起源地和传播中心，是最早驯化利用茶树的原点，该流域是云南茶叶主产地区，占全省总产的70%-80％，云南的大茶山、大茶厂、滇红、普洱、苍山雪绿等名茶和云南六大古茶山、国家级大叶茶良种、已发现的所有特大古茶树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一区域，一句话，它代表了云南茶区。
综合性茶叶生态研究，在一个8万平方公里规模上的大型综合性生态研究，特别是对太阳光谱光质的考察，开茶树生态研究史的先河。在中国，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考察，工作十分艰苦，观测调查点都是在山上。从山麓到山顶，设点1—5个。从太阳升起开始工作，直到日落，出工收工两头黑，晚上还需制样茶，处理样品。抬仪器上山，大多没有路，往往需要几十人，室内分析测定，计算机处理数据，工作量十分巨大。经一年野外考察，三年室内作业，完成了20万字的研究报告；找到了优质茶的地理存在，为优质高产茶叶的区划、规划和计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开创了应用茶树生态学研究新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茶叶科学，是云南茶叶科技的一项创新和技术进步。
文／杨普龙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茶叶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民族平等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平等。改善少数民族的经济处境，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先生一直把茶叶技术推广服务、茶叶发展的重点放在那些最贫困的民族地区。在先生任所长三届九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勐海县的傣族、南糯山哈尼族、布朗族，景洪市攸乐山的基诺族，西盟县岳宋的佤族，孟连县朗勒的傣族、哈尼族，澜沧县的拉祜族，双江县勐库的哈尼族、瑶族，江城县的哈尼族、彝族，潞西市芒伴景颇族等新老茶区，与当地合作，设立综合丰产、低产茶园改造、良种推广、生态茶园、综合试验示范区、星火计划等各类试点、样板和项目，使茶叶成为当地民族同胞的支柱产业和经济来源。
西盟原来产茶很少，全县年财政收入才有5万元，县委把先生请去考察，看过以后，先生答应设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怕茶科所的人吃不了苦，说：“你们搞西盟镇吧！”先生说：“哪里最贫困，就在哪里搞。”“岳宋最穷，大男人都没有裤子穿，在国务院挂了号。”“那好，就以岳宋为重点，西盟镇也搞。”茶科所派出两位同志在那里扎了四年，建成了3000多亩速成高产新茶园，至今仍福泽当地的佤族同胞。
勐海南糯山是栽培茶树王的所在地，它被茶叶界身拜心拜，赵朴初先生都去拜望过，是历史名茶之乡。1957年，产茶3700担。有的农家茶叶收入占全家收入的80%。后因长期掠夺经营，1979年降到了900担，老茶树每年以7%的速度死亡，茶叶衰败后，转向毁林种粮，三年之内，森林几乎全部被毁光，再三年之后地力耗尽，粮食无路，经济陷入危机。为挽救名山名茶，帮助哈尼族同胞走出绝境，1985年，先生建议县委在南糯山设立了茶叶经济生态乡项目。1986年，先生又向省里争取到国家首批星火计划项目，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流沙河两岸南糯山、勐宋山发展了新茶园8000多亩。农科部门配合，实行科学种田，发展杂交稻，轮歇地由9000亩退至2600亩，一举挽救了名茶之乡，现在农民茶叶采不完，恶化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遏制，仅南糯山产茶已达2万担以上，成为云南茶叶第一村。2006年时，村党支部书记江且说，农民有了私人轿车30多辆。名茶名山发扬光大。哈尼族农民在先生离开勐海前激动地说：“我们可以把你养起来，我们养得起你。”
澜沧县是发展茶叶的好地方，茶科所去设点前，产量为9000担左右，经茶科所在卡朗、富邦建立新老茶园示范点各1个，种植茶叶就迅速在全县推开。后来又在惠民建立了一个生态茶园综合示范区2000多亩，茶树栽培新技术进一步推广。在富邦，茶科所派去的徐爱民尤其出色，多次得到省委书记普朝柱的表扬，并被评为“全国青年突击手”。20世纪90年代，澜沧茶叶已达5万担以上，现已达10万担，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使当地的拉祜族同胞告别了赤贫的生活。
江城县是云南多雨中心之一，是茶叶最佳发展地区，县委、县政府想用茶叶搞一个脱贫项目，苦于得不到科学论证和技术做后盾。县委书记苏全忠和杨县长几次登门，把先生和梁凤铭（梁老师为先生夫人，也是功勋卓著的茶叶专家）等专家请了去。经过一个多月的爬山越岭考察，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规划设计，提出了牛洛河万亩茶叶经济生态园的可行性研究与总体规划设计意见书。1988年1月4日，在思茅通过论证，获得了130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是当时全省最大的单项扶贫项目。政府聘请先生和梁凤铭为顾问，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三年就建成了10300亩速成丰产生态茶园，第五年产茶8000担，速度之快、成效之好，为中国茶史所未见。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省长和志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92年12月16日，在牛洛河茶场五周年庆典上，亲送精裱大型条幅，称赞牛洛河茶场是城乡结合、科研与生产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使贫困山区生产力产生跳跃式发展的典范。它使2000多户瑶族、哈尼族同胞脱贫，年收入由185元上升到1300元。
孟连是与西盟齐名的贫困县，先生应邀到那里考察之后，感到土壤不够理想，大多是石灰岩地区，为慎重起见，派人去一边试验，一边发展。最后在朗勒建立了5000亩茶园，形成了孟连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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