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乾隆皇帝,最受百姓津津乐道的故事应该就是六下江南了,这在如今的电视剧里就可以体现出来。

乾隆下江南是仿其皇祖父康熙,目的之一是为了探访民情,古代信息不发达,皇帝要想了解民情,就得多到民间走走。其二是为了加强清朝政权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其三是为了河工,康熙时期主要是治理黄河;乾隆下江南除了视察黄河大坝,还视察浙江海塘等水力工程。弘历自己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据说在乾隆十一年,和珅、纪晓岚陪同乾隆微服私访云南时,却是发生了意外,乾隆被绑匪绑架,扣为人质。在当人质的时候,乾隆爷是几日滴水未进,身体状况十分堪忧,衰老明显。然而就在乾隆被救出后,下人呈上一碗茶给乾隆,谁曾料想乾隆爷饮茶后气死渐好,衰老的面容也恢复了往日的光彩。乾隆大喜,遂问此茶来历。才知道这神奇的茶就是“沉香普洱茶”。

题外知识大补充:

自古以来,茶就有清心散虑、提神健体的效果,而沉香则有理气开窍之功,两者合而用之,则功效更佳。下面就关于沉香茶的功效做一介绍。

沉香茶以选用陈年的生普洱茶或中上的熟普洱茶为主,用银壶或铁壶注冷水文火慢煮。壶中所放的沉香以小块状为好,用茶包袋或纱布袋装,煮茶的沉香可以反复多次使用,通常10-20克沉香可反复使用50次以上。

以茶汤的口感来讲,沉香普洱的茶味浓郁,入口醇厚,茶香中混合着沉香的香气,使茶香更为独特,而且不同品种的沉香会煮出各种不同的香味。总之,对茶味而言有提升的作用。

常饮沉香茶有涤烦清心、开窍行气、安神补脾元的功效。不过,阴亏火旺、气虚下陷者勿用。《本草从新》载“阴亏火旺者,切勿沾唇”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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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普洱茶那些年的故事


香港和普洱茶那些年的故事

香港不产茶,却是中国的一大品茶之都。香港街头,入目皆“茶”字,茶行、茶庄、茶楼、茶室、茶寮、茶座、茶餐厅、凉茶铺……比比皆是。能有这般茶文化气象,显然也非一日之功,没有百年时间的造化是难以如此的。

普洱茶是香港人最先发明出来的概念,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港人的饮食习惯。云南作为产茶大省,多出产绿茶,而香港人少有喝绿茶的人。云南的绿茶,由于富含茶碱和茶酚,最适合重体力劳动的人引用。这是因为重体力劳动的人胃纳很好,又喜食重油荤食物。云南绿茶功效强劲,用来解腻消食最为合适不过。但是,对于城市动物的香港人、广州人,喜食清淡的他们只能喝红茶。偶尔一喝云南绿茶,往往会抱怨劲道过于刚猛,甚至会因此觉得头晕。即使是云南本地人,如果身在城市,也喝不动绿茶。因为只要量稍微多一些,就会觉得烧胃。云南的绿茶用来减肥功效不错,但是过多过浓,对胃的刺激很大。所以,即便在云南,城里人只喝毛尖一类的绿茶,取茶叶的味,而避免茶叶对胃部的伤害。岭南一地,生活精致得多。广东、香港人多饮红茶,间或饮用花茶。而花茶以广西最佳,无论是花还是工艺,都位居国内一流。早年云南产花茶,云南茶叶进出口总公司总是收茶上来,然后送到广西加工。

如此说来,食不厌精的香港人怎么会接受云南的茶叶呢?一切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早年间,云南出省的茶叶都需要使用马帮运送。为了节省空间便于运输,云南大叶茶都经过压缩,形如类似陀茶的形式,压成茶饼。云南之去广东,千里迢迢。一路颠簸,而且随着海拔下降,绿茶就在一路上逐渐发酵。马帮为了防止茶饼碎裂,一路上又经常喷水,这就加快了发酵的化学反应。等终于到了香港,绿色的云南大叶茶生饼也就发酵成熟,成为了棕红色的“熟饼”。

熟饼完全失去了生饼时代的生猛苦涩,而是展现出一种温润的味道,入口醇和,回味悠长。香港人大为喜爱,问及来路,回答说是云南普洱,于是就以“普洱”命名。但是这种普洱距离从群山中采集出来的云南大叶茶已经有了很大距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人觉得云南普洱就是褐红色的样子,云南人觉得香港人喜欢的就是那种青饼,真是天大的误会。然而,商路由此建立,一方有赚一方有喝,大家也就如此继续下去。毕竟香港是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随着运输业的发展,香港商人迅速发现了普洱茶的奥妙,知道云南大叶茶最终成为普洱的关键全在一个“陈”字。也就是说,如果直接用飞机把云南的新茶运送到香港,那种茶香港人是绝对喝不下去的。非要经过陈化,也就是持续发酵不可。在这一点上,香港有云南无可比拟的优势。

香港茶肆曾有一联云:普洱铁观音松祷烹雪醒诗梦;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在此联中,普洱茶位尊第一,这自然也说明了普洱茶在香港的受宠程度。据资料载,作为中国茶叶外销的重镇,香港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茶叶贸易关系。而在外销的茶叶中,以1998年为例,外销绿茶是2583.1吨,外销普洱茶和红茶达到了5211.5吨。目前香港市场对普洱茶的需求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2005年从云南销往香港的普洱茶已过万吨。全球普洱茶十杰、香港惜壶茶舍主人何景成表示,香港是内地普洱茶较大的消费市场。香港长期做转口贸易,也就有很多茶仓。在香港一地,有三处极品茶仓,多年来只存储茶叶,温度、湿度非常合适。云南的大叶茶运来,储藏进去,经过数年发酵,就成为色香味俱佳的普洱。而以云南的海拔之高,气候之干燥,即使存储多年,也无法发生类似的化学反应。更重要的一点,茶叶是一种不能过久储存的商品。一般的茶叶贮存三年之后,就会逐渐失去茶香。同时,茶叶很容易吸味,一旦和其他物品共同储存,很快就会吸收别样味道,变得无法入口,所以现在的茶叶一定要密封保存,而且多为小包装。惟有香港有这种只有茶味不掺杂味的古老茶仓,也只有香港商人才有如此财力经年累月存储茶叶而不当年甩卖。同时,世界上也只有云南的茶叶才有如此强劲的力道,历经岁月而不衰减殆尽,能够拿来窖藏。据说,有存储超过一百年的云南茶叶,一经冲泡,依然茶香四溢。因此,普洱茶绝对不是云南产茶叶那么简单的概念。

准确地说,云南普洱是云南大叶茶经过香港茶商窖藏陈化后的茶中珍品。而且,也只有香港商人才能把普洱变成如同红酒一样的文化现象。当今世上,超过20年的普洱已经是凤毛鳞角,几成神话了。

把普洱茶的故事讲得更精彩


把普洱茶的故事讲得更精彩

光有名品没有名牌,产业层次很难上去,还会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等问题。如果有一个领头者,整个品类都统统提升了,也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云南应该培育或引进大企业,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经营渠道,甚至原有品牌,提升普洱茶产业。“茶,原本是中国的‘绝活’,后来被印度、英国拿走了。以云南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叶,能不能有个志气,把我们在世界茶行业中的应有地位重新夺回来!”在2013中国国际品牌农业发展大会上,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带头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的这句话热烈鼓掌。地形地貌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以及农产品[5.95%资金研报]多样性,云南基于其多样性资源以及生态优势,走出一条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化道路。沈培平说,云南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讲出了很多农业品牌的故事,尤其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讲出了一个精彩的普洱茶故事,让普洱茶走进人们的生活。饮普洱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曾经当过普洱市委书记的沈培平到哪都忘不了说说普洱茶。他是普洱茶品牌构建的重要推动者。“10年前有1千万人喝普洱茶,现在已增加到1亿多人。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喜欢普洱茶。”沈培平说,21世纪应该是茶叶的世纪,特别是普洱茶的世纪。沈培平认为,国人不仅要吃饱、吃好,还要吃得愉快、吃得幸福、吃出文化。普洱现在提出,饮普洱茶应该是一种有文化、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沈培平把普洱茶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从农业普洱到文化普洱再到科学普洱,现在要向人文普洱发展。他说,实际上,喝普洱茶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普洱茶应该像咖啡那样走向世界。“如果有了这个境界,我们的产业价值会越来越大。普洱茶产值从10年前的21亿,变成现在的300个亿,将来一定会到1000个亿、2000个亿。”沈培平充满信心。《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认为,茶是健康的、绿色的。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品牌的不断完备,人人必向往之。普洱茶的故事一定会越讲越精彩。普洱茶缺少统领行业的大名牌“普洱茶是名品,是茶叶的一个品类,但缺少可以统领行业的品牌。”作为品牌专家的艾丰坦率地给沈培平副省长提出普洱茶品牌构建中的不足。艾丰认为,农业品牌体系应该是立体的。光有名品没有大品牌,就会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等问题。“立顿”茶的年销售额超过我国茶叶年出口总额,靠的就是大品牌。有这样一个领头者,整个品类都统统提升了,也利于知识产权保护。艾丰建议,云南应该培育或引进大企业,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经营渠道,甚至原有品牌,提升普洱茶产业。沈培平非常诚恳地回应了艾丰的建议。他说,市场竞争的法则告诉我们,第一层级的竞争是品类的竞争,更上一个层级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普洱茶虽然作为一个品类已经脱颖而出了,但确实缺少一些大品牌,这也是云南正在努力的方向。在云南有两年挂职经历的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詹慧龙认为,云南除了物种丰富,自然资源多样,产品多元,更主要的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云南的农产品实际上可以依托自然资源的优势,在保证产品本身优质的前提下,深度挖掘它的文化内涵。省领导现场许诺普洱茶企业主在天士力[1.23%资金研报]控股集团总裁吴?峰看来,“云南”两个字本身就是很好的品牌。“一说到云南,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阿诗玛,想到山清水秀、高天白云,想到普洱茶。云南的优质农产品很多,但优势品牌不多,潜力十分巨大。”吴?峰说,天士力控股集团正是看重了普洱茶独特的资源优势[1.37%]才入驻普洱。吴?峰说,集团对普洱茶从杀青到提取茶珍,建立了一个系列的国际化标准。这是建立普洱茶产品品牌的基础。经过两年多的打造,投资近10亿元,在普洱建起了世界第一茶谷。她认为,品牌构建中,高标准和创新性尤为重要。

在大会上,吴?峰当面给沈培平副省长提了一个意见。她说,作为普洱茶生产企业深刻懂得这是一个品牌竞争的时代,但普洱茶作为资源性品类来说,离不开政府保护。这也是企业做大产品品牌的前提。沈培平举例说明了政府的决心。他说,2009年以前,普洱当地茶叶基地一亩种两千棵茶树,后来政府号召挖掉了一千八百多棵,一亩茶地只留一百多棵树,并在茶地里适量种上多种树木,让茶叶和植物共生。这样做的效果是,光合作用大了,树冠越高,根扎得越深,茶树吸取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就越多。通风透气了,病虫害也少了。看上去似乎生产倒退了几十年,但实质上是农业文明进步了几十年。在保护普洱茶资源品质方面,政府会不遗余力。

故事时代下,普洱茶消费的前提


故事时代下,普洱茶消费的前提

随着接触普洱茶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卖方很会讲故事,有些只是在产品宣传上造概念、讲文化、说背景等,这都无可厚非。更有甚者,将消费者进行品饮体验时的不好感受都归咎于消费者本人,比如:我怎么觉得我喝了茶之后舌头发麻呀?

可能你本身寒气比较重吧!寒气较重会影响……

只能说碰见这样的卖方,还是果断离开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而是进了一家“诊所”呀。许多人刚喝普洱茶时,会觉得普洱茶很遥远,因为它五花八门的“包装”。这个包装可能只是肉眼可见的绵纸包装,不同品牌、不同产品绵纸包装上的图案,包含的元素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文字包装”,卖方会用不同的文字,组成不同故事、文化、背景等,将之捆绑在产品销售上。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有时候茶品本身并不重要,谁的故事更好,更能吸引人才重要。于是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故事,故事多了,消费者就像是走进一本故事百科全书,长此以往这难道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诚然普洱茶是一片叶子,也是一种文化,当这片叶子穿上文化的外衣后会更加有利于销售,因此在销售过程中,包装产品本身并没有错,现在市场上没有一款茶是不需要经过包装的。但过分夸大“包装”的比重,强调茶品背后的“故事”强过它本身的口感时,是否有些舍本逐末、欲盖弥彰?最后消费者拿到一款茶:嗯,包装不错,吸引人。拿到另一款:嗯,这个“故事也不错”。结果一喝,两个茶的口感没什么区别,甚至原料都是一样。试问,这是在卖茶?还是在卖故事?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没办法决定一款产品的“故事”成分该占多少?因为我们不是产品的生产者,但我们能做到坚持自己的购物前提——口感体验。与其辨不清故事真伪,为选择谁而纠结,还不如坚持适口为珍,如果你觉得这款茶给你不愉悦的体验,那就果断放弃。

当然,有些茶因为自身工艺、仓储等原因,可能造成它短期内口感并不是很好或最佳,需要时间的力量,如果你有时间去等待去验证,那你可以尝试购入一两饼,看看是否后期转化真的如此,而且这也算品茶路上的一种乐趣。但是懒惰是人的天性,大部分人是没有时间与条件去等待这个验证的过程,也许当时是抱着试试的想法购买了,然后回家一放可能就忘记,浪费了钱财不说,也占了地方。与其以后懊恼,还不如遵从自己当初的感受,不好喝就不买,不要听着卖方的“故事”而忘记你的口腔感受,还是坚持适口为珍,追求茶叶的品饮属性。

当把茶叶的品饮属性作为自己消费选择时的首要条件时,你就会觉得,其实喝茶这件事真的很简单。一个人时,舒适的口感愉悦了你自己;一群人时,这种口感愉悦了周围人。而且你可以置一方小茶席,或者入手一个简易的飘逸杯,也可以用水杯泡上几根,没人说过,普洱茶必须在茶台上泡。你选择什么样的冲泡方式,都是你的自由。以这种简单、轻松的方式对待普洱茶时,于消费者而言,它可能不再离生活很遥远;于市场而言,可能这种方式才是它最理想的发展方式。试想一下当消费者与卖方以这种简单心态对待普洱茶时,普洱茶是否不再那么复杂?消费者不用面对五花八门的“包装”而左右为难,只要自己适口就好;对卖方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督促,因为当你再拿故事、文化等来试图为此款茶加“筹码”,抑或试图掩盖它的缺点时,你会发现这种手段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如果你的茶真的品质很好,不用你费尽心机去“包装”,它的品质就是你最亮眼的“包装”。

普洱茶故事:听邹家驹讲述普洱茶的奥秘


普洱茶故事:听邹家驹讲述普洱茶的奥秘---微小生命的篇章

邹家驹讲述普洱茶的奥秘---微小生命的篇章(一)霉茶的故事

(一)霉茶的故事

(二)日本霉鱼与普洱茶

(三)法国霉奶酪与普洱茶

(四)不发霉的克林顿与普洱茶

(五)沉寂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一)霉茶的故事

春天来了,中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中,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热情还在惯性中继续,人们在认真清理失败者阵营中的残渣余孽,暂时忘记了经济指标和火车时刻表。云南却一如既往,从未中断向西藏调拨茶叶的任务。1979年5月,景谷茶厂生产的901批和905批边销紧茶,先后装入封闭车厢,由昆明发往青海湟源车站中转西藏。火车离开昆明后,不知什么原因,两节车厢先后失踪了。青藏铁路于1970年由西宁前进到湟源后,云南调藏茶叶不再经兰新铁路柳园站而改由兰州转青藏铁路的湟源站交货。同年7月1日,成都至昆明铁路建成,从此调藏茶叶即可在昆交运,经成昆、宝成等铁路线直达湟源站交货。走成昆线,比原经贵阳、重庆绕道至成都缩短了500余公里。这批货走的成昆线还是贵昆线,铁路方面没有人说得清楚。有消息称,这段时间成昆线云南段塌方中断。整个夏天,电报和信函在西藏驻成都采购站和云南“省茶司”之间来回飞舞,可失踪的车皮始终没有找到。入秋,青藏高原的草开始变色了,那两节不知在那个车站滞留了几个月的车皮又先后出现在湟源车站。进藏物资转运站仓管人员点清数量后按程序抽样检查。茶叶发霉了,黄色的霉斑,有的连片,有的状如散沙,斑斑点点,令人害怕又令人心痛。西藏方面坚决要求退货。

历史上由云南产区运往川康、西藏等销区的茶叶,全靠牲畜驮运,运距长,在途时间久,加上使用的包装是竹篓、笋叶、竹丝、棕(麻)绳等简易物料,牢固性差,运输过程中多有破损,茶叶也易受潮霉变。为避免损失,云南将不带把心脏形紧茶加上一个小柄,成为一个完整的心脏形,包装时七个紧茶首尾相连,用糯笋叶卷成一个长筒(净重5斤),再用篾丝捆扎牢固后,两个紧茶之间形成一定空隙,有利于通风透气,减少茶叶受潮霉变的可能性。由于交通事业发展迅速,原来的牲畜驮运逐步为现代运输工具所替代。1967年,茶厂在技术革新中提高工效,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将心脏形紧茶改为长方砖形,每块净重250克,五块一包,白纸包裹,麻绳捆扎,24包一篓,净重30公斤。砖形紧茶体积小,既便于装卸车和堆码,也适于用机械加工压制,但透气性比心脏形紧茶差得多。景谷茶厂发出的货,正是改形后由圆变方编号为901批和905批的青砖紧茶,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生砖”。

云南进藏茶叶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霉坏变质情况。解放初,丽江贸易公司售给昌都合作社“宝焰”牌紧茶一千担,在德钦完好交货。从1953到1956年共转运西藏茶叶二万余担,不管运经丽江,还是经由畹町、缅甸、印度,以及经昆明、泸县、成都,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从1957年起藏销茶即改由国内公路和铁路联运至甘肃武威车站交货,到1960年共安全调西藏紧茶8.53万担。1967年以来,云南调西藏的茶叶任务由年供1.96万担猛增到1973年的3.85万担。为充数应卯,云南收购野生茶(荒野茶)拼配紧茶进藏,藏民饮茶量大,喝多了野生茶出现头晕头痛、腹胀抽缩呕吐等症状,反映不适。受野生茶影响,云南进藏茶叶越来越少,现在又发生茶叶霉变事故,真是越冷越刮风。

霉茶的故事——景谷风云(连载二)

青海湟源传来的消息在景谷县掀起轩然大波,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崔兴财厂长造反起的家,早就对粉碎“四人帮“不满,故意搞破坏,这么些年出了这么多茶,好好的怎么就霉了呢。茶厂职工更有说法,县委刘国祯书记早对崔兴财不放心,从北京开会回来就布置成立县委“揭批查”办公室,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县公安局新调来茶厂的支部书记准给崔兴财好果子吃。崔厂长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六神无主。他听说省公司分管生产货源的冯治民副经理强调质量出问题责任在厂家。冯是战场上“解放”过来的战士,文革中大气都不敢出。现在碰到茶叶变质出事,自然是事情越少越好。崔兴财顶在风口浪尖上,不知道关口能不能过去。许多人都说,事情处理不好,崔兴财可能去坐牢。

省里来通知了,让茶厂来人同去湟源。谁去呢?县里的意见是崔兴财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公路上沙土飞扬,对头车过去车厢里就象面粉厂,气都憋不过来。崔厂长一路想不明白,这几年计划8000担,都是一样的原料,一样的加工,一样13%的出厂水分,怎么单单这两批货出问题。两千多件近百吨计两千来担茶叶,价值20多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59年以前,景谷所有茶叶原料调昆明下关,人们说景谷是原料殖民地,争办精制加工。县外贸站和茶厂原是一个单位,搞茶叶的有意见,认为领导关系不明确,站里又抠门,建厂以来办公室、宿舍只拨了八千元钱,职工宿舍是茅草房,办公室安在临时货棚里,收茶没地点,送茶赶马人没住处。茶厂连年亏损,没基建款,烘房几次几乎失火,想改蒸汽干燥却没能力。76年外贸站升格为局级单位,属县革委会的职能部门,管理全县茶叶生产采购,茶厂行政仍属商业局领导,业务与外贸局双重管理。世上的事,争不如不争,茶厂争得自立归了商业,却争来争去争得个祸端,体制上属外贸,或许还有个靠山。这些年,党政一体,粉碎“四人帮”前称呼第一把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粉碎“四人帮”后称呼县委书记。73年春,厂里垃圾堆起火,烧毁分筛车间房屋和制茶机,损失8万元,公安局查里查外,要找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谴责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这次茶叶霉变出事,县委书记又……..。往事像荧屏,一直不停在崔厂长脑际里浮现。1959年末,精制茶厂建成了,第二年初投产,靠手工和半机械加工心脏形宝焰牌紧压茶,产品全部调省里边销。67年革新制茶工具,改制长方形砖茶,供应西藏及省内藏民区。这几年景谷茶厂都是执行72年地区革委会下达的通知。去年,省定景谷边茶为政治任务,年加工成品250吨,调供下关茶厂原料150吨。当年实际加工了441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或许不应该太急,或许走得快了点,或许不应该争前争后。为打发长途时光,崔厂长一路在背景谷紧茶原料配方比例:3级4级各2%,5级6级各4.5%,7级8级各10%,9级10级各15%,粗茶31%,付脚6%。想前想后,他始终想不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

崔厂长来到昆明华山南路113号“省茶司”与调供科李永友汇合后,第二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李永友是部队转业干部,75年到省茶司工作,负责安排省间调拨计划,看崔厂长一路上心神不定,总找话稳定他的情绪。“这几年景谷茶叶情况如何?”李问。“县革委会主任蔡远明亲自到永平公社主持召开135人的茶叶工作会议,落实五万担县的规划,会都开了15天。全县办了社队联营茶场50个,有专业人员八、九百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三万亩。”崔厂长回答时没有因为三万亩而情绪有所提高。“茶厂同外贸站分开,很多问题没法解决,吃住都有困难。原来以为分开好,分开后,原定的一台烘干机和两部汽车都落实不了。省公司也有毛病,分批小样没有及时确认,时间来不及只有请求电话答复,现在文字根据也没有,事都成了我的。”说着说着,崔厂长要掉泪了。李永友继续安慰崔厂长,尽量找话说:“我省小叶种茶区选用昭通茶样,大叶种茶区以景谷茶样为收购标准样配发各地。景谷样是中央掌握的,勐海那套样在景洪、勐腊和勐海三县转来转去对照收购,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样丢失了。72年勐海恢复审检室,唐庆阳厂长不敢自己配样,还通过公司来找你们。景谷茶叶在大叶种茶区是有代表性的。”此时的崔厂长,已无心去听这些了。

启程前,李永友同成都联系过。成都说他们湟源不去人了,让云南先去,若茶叶确实发霉了把货发回去。临行前,省公司有几条意见:一是先搞清楚情况;二是尽量做工作不要退货;三是能否在西北寻找市场处理。茶叶确实发霉了,李、崔二人束手无策。崔兴财试图说服转运站清理挑选一遍,将未发霉部分继续发往西藏。湟源转运站的人生气地说,别说这两车货,西藏自治区商业局受野生茶影响,决定退货六万担,并要求云南方面承担退货运费每担20元。不知是青海海拔更高更干燥,还是李永友心急如焚,他流鼻血了。问题解决不了,李、崔二人垂头丧气返回云南。

霉茶的故事——寻找出路(连载三)

滞留青海湟源的茶叶既进不了藏,又没有退回昆明。东西只要没有退回景谷茶厂,崔厂长的日子会暂时好过一些。省茶司专门开财务会研究过几次,同时通过供销合作总社做西藏的工作,争取已经进藏的6万担和滞留湟源的货不要退回来。73年进藏茶叶出事后,云南已经全面停止收购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调出的紧茶已经没有野生茶掺杂问题。由于野生茶影响面广,藏民对云南茶叶仍有顾虑,新调进藏的紧茶销不出去,西藏商业局一直坚持退货并要求云南承担相关费用。解放后,云南进藏茶叶的高峰出现在1973年,统计实绩3.85万担。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出了问题。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货,一方面控制云南茶叶进藏数量,1976年云南仅调西藏紧茶1.51万担,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经过供销合作总社的斡旋和解释,西藏自治区党委终于开会拍板,决定六万担茶叶不再退回云南,对藏民的解释工作和推销工作由西藏自己解决。对湟源发霉的茶叶,西藏方面却态度坚决,让云南再次来人清理解决。

省公司办公楼是两层青砖简易房屋。那年茶叶从土产公司分离出来,没有办公地方,宋文庚副经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经乱了套,没有请示谁就在华山南路113号后坡属于省政府的地盘上盖了办公室。宋副经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几岁参军当了陈庚虎将周希汉的警卫员,根红苗正,文革中负责业务时常卷起裤腿露出当年要饭被狗咬的伤疤同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吵架。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经理于力已经提心吊胆,茶叶到湟源发霉,他更是大气不敢出,正好业务分工由宋负责,事情都到了宋文庚头上。宋的魄力,在茶叶界是有名的,他虽然没有读过书,只在当警卫员时补习过一些文化,但他脑子灵,首长在里屋谈情说爱,他会在外屋装睡打酣。处理景谷紧茶的会议在简陋如人民公社驻地的经理办公室进行,参会者还要自带凳子。宋文庚开场就一针见血,说边销茶连续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话讲得颇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来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转了一圈,回来说边销茶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要求敞开供应,否则帝、修、反就会乘机捣乱。经王洪文捣鼓施压,1973年年初匆匆召开了全国边销茶工作座谈会。72年全国生产调拨边销茶65.3万担,其中收购修剪茶17万担,占边销茶原料的24%。边销茶敞开供应,总量需要100万担。会议在严肃的政治气氛中下达了73年任务75万担,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证边疆第一线敞开供应,供应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两提高到8斤。为争政治表现,各省预报75年可提供数量90万担。云南采摘、收购和在边销茶中使用野生茶,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发生的荒唐事。

审检科茶叶工程师谭自立随后发言:“紧压茶一点霉没有是不可能的,整理景谷901是为了减少茶厂损失,整理的原则是黄霉、白霉、绿霉刷刷就行了,黑霉不行,这是有根据的。我亲自去整理现场刷了个样子。去年西藏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上,我说了黄、白霉不影响卫生,可以饮用,不能说有霉就不行。”谭自立说的“有根据”,指的是1951年一批茶叶在青海发霉后的调查实验结论。宋副经理插话:“派人去现场了解霉变情况,能否饮用?能否在西北地区推销?实在不行只有拿回来,损失省里只能负担来回的运费,产品的数量损失由茶厂承担,该关门的关门。”宋接着说,“谭工程师头发都快掉光了,去青海太辛苦,但还是得亲自出马,责任重大啊。”于经理自然同意宋副经理的意见,还加了一句,“定了以后要赶快办”。否定“两个凡是”的学习解放了思想,冯副经理说话的口气已经大不一样:“同意宋的意见,确实不能接收可以推销,降价可以研究,没有使用价值的销毁”。事故发生后,经济、政治和人事搅在一起,景谷茶厂边销茶已经停产半年多,崔厂长在等待不知会向何处游荡的命运。大家都清楚,事情没有结果前,县里不会动崔兴财。撤了他,那堆霉茶谁来兜。

霉茶的故事——抗菌保绿(连载四)

(彭承?)

那些年头,除“四人帮”外,最邪恶的东西算是霉菌了,搅得茶叶系统上下不得安宁。1975年中,调往云南寻甸、会泽和禄劝的茶叶发现五层以上全部发霉,有白、绿、黑、黄霉,销售地纷纷要求退货。湟源霉变,影响扩大到了省外,特别是到了敏感程度特高的藏域。防霉抗霉成了茶叶公司日常工作中的大事,具体任务交到审检科科长彭承?手上。

霉菌挑战,事发前看不见摸不着,轻轻走来却强烈冲击消费者的视网膜。找出霉菌演化发展的规律,是所有工作要走的第一步。彭承?科长将视野聚焦在1952年初的北京实验上,他拿到了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北京实验基本摸清了白、绿、黑、黄霉形成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为生产加工、水分掌握、仓储置放和环境设置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但没有对黄霉和白霉的菌种有益性进行过一丁半点的探讨。北京实验基本上停留在对霉菌防御性研究上,是一个消极应付的结论,只对黄霉和白霉定义了一个不影响卫生的模糊概念。

彭承?老先生当年所做的茶叶仓储实验,对正确储存茶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老先生以被动防御的态势走进微生物领域,提供的可贵经验却可以帮助后人以进取革新的态势找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彭先生发现:1.容器愈大,装的愈多,则抗力越强,否则易于速变;2.在不十分严密的包装中,四至九月份吸潮,十至三月份回燥;3.包装中的茶叶劣变,温度越高越显著,每年以六至九月为剧;4.贮藏耐久力茶叶结构松紧有关,即越紧越易劣变。在彭承?老先生的工作日记中,甚至记录了早期浆糊防霉剂的配制、成分使用量和使用方法。

依据工艺不同特征形成的流行茶叶分类,,渐渐在茶叶生活中固定了一种思维模式,不经意地模糊了茶类之间发展变化的过程脉络。换个角度,茶叶又可以分为发酵茶和不发酵茶。发酵类有红茶、乌龙茶、黑茶、黄茶和或许将来能自立门户的普洱茶。白茶和绿茶不发酵,他们是茶叶工艺史上的始祖,白茶据说只有二百来年的历史,但工艺特征或许折射出了最原始的茶叶加工过程。几千年来,绿茶洁身矜持,漠视发酵,不与霉菌为伍,长期抗菌而保留了零发酵的英名。然而社会生活多元发展的必然性,最终促使较为保守的茶叶家族衍生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发酵工艺,虽然离经叛道,但却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茶叶发展注入了革命性的元素与活力。云南对晒青绿茶后发酵中微生物积极作用晚到的认识源于当地人不喝发酵茶。因陈化或发酵而成的普洱茶已经在沿海地区形成社会生活习惯,长期饮用零发酵绿茶的云南人还在奋力反击微生物的入侵,但他们在艰苦的抗菌战役中逐步接近了那条通往另一片天地用微生物筑就的通道。

霉茶的故事——再上湟源(连载五)

谭自立和李永友二人先来到成都。按宋副经理的意见,这次去,一定说服西藏驻成都采购站的同志一同去。采购站领导陈得福最终同意后来成为采购站经理的业务主管熊良枢同去湟源。他们在湟源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三人对901批扦样17件,几乎接近商检规定,全部打开后按霉类分别统计,黄霉和没有霉的占64%。905批开检384包,扦样16件,其中黑霉31包,绿霉4包,杂霉21包,黄黑霉混杂的12包,黄霉240包,黄霉和没有霉的占80.2%。经同转运站的同志座谈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该批茶不进藏为好,理由有三:紧茶不要求有黄花霉;从政治形势上看对当前和长远利益不利;降价销售也不行,没有人去做工作。转运站的同志还反映,四川糠砖用竹蔑裹扎,包装改进得好,适于长途运输,而云南1967年改制砖片紧茶后,内包装没有问题,外包装以竹片花篮内衬笋叶,牢固性差,搬运几次就坏了,不适于人力畜力长途运输,不受藏民欢迎。看过样品,西北各省有不同反应。青海、陕西表示不能销。甘肃销茯、花砖,称黄花霉“金花”,认为紧茶有黄霉可以销,但市场已经呈饱和状态了,要求将紧茶打烂,改变形状重新订价卖,还要求云南提供1至2千担中下挡绿茶,以弥补紧茶销售损失。谭、李表示,价格可适当降低,如甘肃全部接受价格可降30%,但最终没有说死。宁夏主要销茯砖,不要紧茶,反过来要求云南支援几担“春蕊”晒青绿茶。

按照昆明的指示,谭、李二人携样来北京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汇报情况。晚上二人特意去看望时年已经83岁高龄的吴觉农老先生。吴老仔细看了样品,对谭自立说,“小谭啊,你是学茶叶的,茶做成这个样子,不应该啊”。“前年我到昆明,反复讲了质量的重要性,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两批茶叶,经过茶厂审检和公司审检两道关口,怎么还会出问题?”吴先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1951年我任中茶公司总经理时,一批茯砖茶发到青海,结果霉变了。西北区公司派员携带茶样来京化验,虽然认定黄霉可以饮用,但建国初人们谨小慎微,毕竟是入口的东西,谁敢负这个责,最后还是一把火烧了,造成社会损失。”吴老查阅了资料,1951年11月27日中茶总公司召开专门会议,贸易部监察局和对外贸易司的领导参加,检查青海市场茯砖茶霉变事故原因。当时落实的情况是,在茯砖“发花”上,温度、湿度难以控制,温度过低产生“绿霉”,过高则出现“黑霉”,都属霉变产品(以发黄花为好)。会议决定处理意见:一、总公司设立专门技术小组,由中南、西北区公司派员参加,在京进行茯砖茶加工发花试验。二、泾阳、咸阳加工茯砖技术落后,应组织私营厂商逐步转向运销。三、霉变砖茶停止出售,由私商赔偿部分损失。茯砖发花试验技术小组由总公司处长方翰舟、副处长陆松侯主持,后来调到云南工作的谷应等和中南、西北区公司技术干部共同组成。小组还邀请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人员参加研究。经过一个多月共试制6l片茯砖。初步结论是,茯砖发花关键在于掌握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两人第二天晚上又来到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茶叶顾问、高级茶叶技师、全国政协委员黄国光先生处。黄顾问表示砖茶历史悠久,黄霉是好的,不影响人体健康,历史上唐、宋时代就有了。他谈了几条意见:1.水分标准13%是高了,保证不了质量,建议修改成11%,保质水分10%。2.对西藏市场销售习惯组织力量进行调查。3.云南自己要有主意,西藏市场是要占领还是退出?包装差,必须改进。4.茶厂审检制度不健全的要停产。为防止再次出现茶叶霉变事故,他要求回去后给省外贸局写个报告,由外贸局加按语转发各边销茶加工厂。

霉茶的故事——霉的启示(连载六)

同样是1973年春,云南还发生了一件茶叶发展史上重要的事。在长达7天的茶叶加工座谈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副总理和外贸部李强副部长有关国际形势和茶叶发展的重要讲话,李强副部长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普洱茶。云南是普洱茶的故乡,云南人认为普洱地区产的茶都是普洱茶,对李强副部长讲的普洱茶茫然了。在4月3日下午的讨论会上,后来生产了凤凰沱茶的原下关茶厂技术员林兴云发问:“李强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普洱茶’是指什么茶?”问题的原因是海外的普洱茶指向已经发酵质变的晒青茶品,而在此之前,云南当地人生产、见到和品饮的是零发酵的绿茶。李副部长这时讲普洱茶有着深刻的国际形势变化背景。那时北越还没有攻陷西贡,下关茶厂还在准备接待越南茶叶实习生,但越共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苏联。抗美援越战争中,香港港九茶叶业商会动员茶商购买北越茶发酵应市。北越茶发酵后苦不回甘,爱国茶商和港澳同胞忍受了。见越南忘恩负义,商会又动员茶商抵制北越茶。云南省人民政府收到外贸部电报,安排省公司发酵生产250吨普洱茶应急港澳同胞。这一年,云南获得了普洱茶的外贸出口经营权。

第二年黄又新带来了春交会客商对普洱茶品质要求的信息:红汤,叶底黑,有陈味。黄又新特意带回一包老茶,喝惯晒青绿茶的宋副经理说有霉味,按红、绿茶的审评味感,肯定要打入冷宫,定为过失茶,不予收购销售。黄又新接话,“会喝普洱茶的说陈味,才接触普洱茶的说霉味。没那味,又不是普洱茶了,晒青茶可是一点没那味。"霉或陈,或许是一个东西,认识不同,心境不同,经验不同,感受不同,情绪不同,表述不同罢了。霉是霉,怪是怪,出口必须搞,宋副经理让将成品放入地下室做储存试验,并提出压制加工前进行渥堆处理,还说库存的一千多担里,少量放一点到防空洞试验。

宋文庚副经理和调供科敖奇富同志拿着交易会带回来的普洱茶样品来到昆明茶厂李希金厂长办公室。李厂长叫来审检股股长吴启英,让她看样品。此茶外形粗壮,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级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响,昆明茶厂积压了400多吨9-10级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砖(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积压,昆明茶厂巴之不得,可云南从来没有见过和做过这种茶,急得老实巴交的李厂长团团转。茶厂托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帮助了解广东人工发酵普洱茶方法。交易会上,黄又新向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参观生产特种茶的茶叶三厂,遭到特种茶科连少利科长的拒绝。解放以来,广东三厂一直用北越茶、广东茶和部分云南晒青茶拼配发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们工艺成熟,经验丰富。云南自己开埠出茶,广东是不满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黄又新碰了钉子,正发愁,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负责烟叶和茶叶转运工作的施敏说他有办法。施敏是上海来云南的知青,人极聪明,来广州两年学会了广东话,还同三厂的职工交得朋友。黄又新偷偷进了三厂的车间,听了加工过程又看了现场操作。

看是看了,听是听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汇成一体传到了昆明茶厂,但茶厂上上下下还是对首次发酵茶堆面层上长出的白霉顾虑重重。人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茶叶加工历史上,霉变始终在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还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发生的霉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认识过程,才会飞跃出一个褒义的表达。随着出口正常进行和收汇安全稳当,茶厂上下和公司职工尽管自己不喝,但在他们眼中,茶堆上的霉层同臭豆腐上的霉层一样,已经没有害人的差别。

省公司调供科分两个部分,黄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邹家驹和广州办事处回来的施敏负责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负责省内外调拨。得知青海湟源的情况,科内议论开了,何不用这批茶揉碎试试发普洱茶。潘意如科长向主管业务的宋文庚副经理汇报了科内的意见。宋副经理还是不放心,专门将埋头在茶区搞红碎茶转子机实验的谷应找回来询问。谷应明确回答,1952年2月北京试验结果证明黄霉没有问题。

霉茶的故事___柳暗花明(连载七)

1980年8月中旬,公司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霉茶办法。在听完谭自立、李永友的汇报和公司各科的意见后,宋副经理果断地说,“发电:901、905全部回运昆明,重新加工后改制普洱茶”。冯副经理也附议:“拉回来,改制普洱茶,争取少亏或不亏。黄霉挑出来,单独给香港寄样”。于经理也说,“根据汇报情况拉回来,回来后的处理意见第二步再定。拉回来经济上少受损失,换回政治上影响,第三可增加出口货源。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问题。通报茶厂。”

景谷茶厂如释重负,崔厂长彻底解脱了。普洱茶制作需要发酵长霉的信息在厂里掀起了普洱茶制作热。事实上,徨源出事的当年茶厂苦于边茶停滞,原料积压,已经在用5—10级晒青茶发酵试制普洱茶。历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制茶作坊,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两年后被下关“茂恒”、“永昌祥”商家仿制成“碗形茶”,经昆明、昭通运到四川叙府(今宜宾)、沱江一带销售。景谷团茶的加工,奠定了云南沱茶的雏形。民国期间,景谷有私人茶叶加工作坊15家,加工品种有团茶(分四两装、五两装),小饼茶(二两装)、大饼茶(八两装)、方茶、茶膏等。古往今来,当地所有茶品加工,都同发酵无缘。景谷没有红茶生产,连酶促发酵也没见过,因而省公司1965年(65)滇茶土生第134号通知说明部分第三条规定:“景谷紧茶因缺红脚茶,配料可增大五级原料补足”。无怪乎一朝霉变,有如天陷地裂,慌了手脚。新认识开辟新天地,80年景谷茶厂发酵生产了18吨普洱茶调昆明茶厂拼配出口,两年后产量达180多吨,获得对外贸易部“出口产品,质量优良”荣誉证书。

秋交会前,青海湟源的货还没有发回来,秋交会不可能带样去征求客商意见。那年货源偏少,又增加了两家新客户,香港东荣茶叶贸易有限公司的合同数比上年少了许多,意见颇大。同香港总代理德信行(中资机构)茶叶部林圣光先生商量后,将景谷紧茶的情况告诉了东荣郭宏隆先生。郭先生仔细询问了霉变颜色,程度和数量,说好春节前后亲自到昆明商定。计划经济时期,香港茶商统由德信行通过商会组织同来同去,一般不会单独行动。为避非议,郭宏隆先生先飞成都旅游,顺道转飞昆明。科里安排黄又新和邹家驹负责接待和进行商务洽谈。游完西山和大观楼回来,我们带郭先生到昆明茶厂抽样看货。香港民众不是从书本,不是从理论概念来认识普洱茶,而是从生活,从长期的茶叶饮用实践中来认识普洱茶。在他们的概念里,云南晒青茶叶正常发霉同其他有益发酵食品一样,是一个生活实践已经肯定的合理过程。他们累年冲泡和喝掉的不知数量为多少的普洱茶水,已经把贬义的“发霉”清洗为褒义的“陈化”或“发酵”。看过样品,郭先生说黄霉茶可以要,他全部要。数量100多吨的合同签订了,茶砖解碎后再发酵,霉上加霉,茶号定为散茶75021。

百来吨紧茶蒸软揉散,工作量大。茶厂原准备安排分两班生产(25人),每天加工30担,预计2个月完成,加上发酵时间两个月左右,争取9月底按合同交货。大锅饭时期,人们工作热情不高,出工不出力,一天搞不了几担。茶厂锅炉又坏了,只得另外打个灶,用大锅蒸。为赶合同,公司同意茶厂组织工人晚饭后加班,实行定额制,每人每晚任务一担,支付工资外加工费3.50元。工人揉完一担,各自堆个小堆待验收。车间组长秦瑞瑶负责验收,发现堆里普遍有鸽蛋大的疙瘩,可工人手都麻木了。返工不可能,重怒难犯,秦瑞瑶得罪不起这么多人。担心发酵不匀,加上剔除其他霉变茶后原料不足5百来担,经公司同意拼加20%的9级茶参与渥堆发酵。

一百来吨75021普洱散茶,在周游中国西部地区、经历三年多是是非非和继续发酵修炼升华后,终于来到认识和欢迎它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它的最佳归属。这批茶,汤色透亮,滋味醇和,不苦不涩,是云南历年普洱茶出口品质最好的一批,到港后立刻被抢购一空,成为香港茶叶界的美谈。原本被诅咒被排斥的霉菌,表明了它们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当朋友伸出有善和有益的双手时,我们为什么不紧紧握住它?

普洱茶唛号也是有故事的?


普洱茶唛号也是有故事的?

茶友们在初次接触普洱茶的时候,可能都会对它们包装上所印刷的编号感到好奇,比如:7542、8582、7663、Y562……那么,茶叶包上为什么要印刷这些数字?它们有什么含义呢?

普洱茶专家告诉小编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茶,被称为“唛号”。

“唛”的意思根据《辞海》的解释是:英文mark的音译,《说文解字》里记录“唛”汉语拼音为“mà”。“唛号”是广东粤语里原意是指“商标”、“牌子”。也可作“唛头”,指用文字、图形和记号标明在货物的包装上,以便识别一批货物不同于另一批货物的标记,它的表现形式有:批号、件号等等。

1973年,云南茶叶公司争得了普洱茶的自营出口权,当年,他们把自行研制的普洱茶熟茶10.2吨出口到香港。

1975年,勐海茶厂的普洱茶熟茶也开始大量出口,此时,为了区别产品,云南省茶叶公司的业务人员为每种产品制定一个特定的唛号,这个唛号既反映产品及别,也包含产地、生产时间等信息。

普洱茶的编唛一开始也想学红茶,随后大家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普洱茶由于可以陈放,可以拼配,它的出厂年代和茶叶生产年代可能有分离,没有红茶那么单纯。同时,拼配和产地对普洱茶来说更重要。

1976年,因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了普洱茶唛号,下发了一个普洱茶编号的文件,文件全名为:《云外茶业字第84/45号——关于加工生产普洱茶的样价及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文件规定:

饼茶用4位数表示

前两位为该款茶的配方研制成功的年份,第三位为拼配原料中主要毛茶原料的等级,第四位为茶厂编号(如昆明1,勐海2,下关3,普洱4),如7542、7581、8613等。比如,7542的客观解释为:1975年研制成功的配方,由勐海茶厂生产的以4级茶菁为主要拼配原料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压制的普洱茶。

散茶用5位数表示

前两位为该款茶的配方研制成功年份,第三、四位为拼配原料中主要毛茶原料的等级,末尾一位为生产茶厂的编号(如昆明1,勐海2,下关3),如:78071、79562、46563等。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件,下面我就做一些粗略的讲解。

首先,这里的每一个茶号对应于一个规范化的产品,比如,7663对应着下关茶厂1976年开始生产的以一定原料为标准(6级茶可能是它面茶的用料)的100克普洱茶熟茶制成的沱茶。7581对应着昆明茶厂1975年开始生产的以8级以下(8级、9级、10级)茶叶为原料生产的250克普洱茶熟砖茶。

7572为勐海茶厂生产的以7级茶为中位数的1975年开始生产的357克普洱茶熟饼茶。前面我们提到的7612这个旧就被7572所取代了。

至于每个茶的生产年份,则在外包装的大票上用数字标明,比如77年生产的某产品的第三批,标为“7-3”(在随后的执行中改为703,这样可以标注十批以上的该产品)。

文中还可以看出,7572的创制年份早于昆明茶厂7581。而出口1/2普沱7663也较普沱7763早(后期,7763似乎并未流行开来,该编号茶被7663L取代)。

文中的云南青是指勐海茶厂生产,汤色达不到普洱茶所要求的猪肝色的发酵茶。当年勐海茶厂七八级以上的较幼嫩的茶,发普洱熟茶时,效果都不那么好,所以叫云南青。这也是当时大家都用低于五六级的原料发制普洱茶的原因之一。

至于文件中所出现的“旧号”,由于是参考过去的红茶编唛而制定的,所以他有一个等级数字,也就是把原料分成高中低三档,这在普洱茶中并不恰当。

随后,由于产品的增多,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茶号,比如,1979年,勐海、下关更换了一大批散茶茶号,1985年,又出现了8582生茶七子饼、8592熟茶七子饼,1986年下关茶厂更换了一批新的紧压茶茶号等。

同时,小包装散茶(100克)出现,他们编号Y562/Y671/P901/P902/NY562(NEWY562)等,散茶的茶号没有创制年代。尽管茶号很多,但当时的生产都相当规范,每种茶号都对应特定的产品,每年或每一批的差距不会太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茶叶市场从统购统销到彻底放开,很多茶商开始自己到茶厂定货,茶号也有了新的变化。

这里有三个新动向非常重要,一是出现不规范茶号,比如:7262、7222、7042、7062等茶号,完全与级别或创制年代无关;

第二是用传统茶号生产不同的产品,比如7572竟然出现了生茶!这些茶是彻底的茶商订制茶,是茶厂在经济不景气,买方说了算的情况下的无奈的选择。

第三,很多民营茶厂也开始生产自己的编号茶,他们大多喜欢以8或6作为茶厂代号来为茶号结尾。

当然,原中茶系统还有很多不常见的茶号,比如7312、7502、7512、7692、7752、7762、7902、9252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但这些非传统茶号或者产量不大,或者已像7262高档熟饼、421高档散茶那样被广大茶友所接受,自然,这一问题也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

罗汉沉香


罗汉沉香,属于乌龙茶类。始于四川的蒙顶山。罗汉沉香兼有红茶和白茶的优点,独特的“果香樟韵”,滋味鲜醇高爽,果香清甜,樟香幽长浓郁,香气高雅持久。唐代元和年间,蒙顶茶被列为贡品,黎阳王入川检贡茶时,在蒙山写诗云:《蒙山白云岩茶》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销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传说从长安出发入川检贡的黎阳王长途于艰难蜀道,加之沿途个个地方官府、富豪贵族巴结以酒肉迎待,历时数月到达蒙山时常感腹胀、头痛、腿沉、混身乏力,饮食毫无胃口,体染恶疮。当时的蒙山已是三里一寺,七里一庵,佛事繁荣。黎阳王前往蒙山罗汉寺(今千佛寺)礼佛,祈福平安消灾,饮用寺僧献上的禅茶后,异香醒脑,顿感混身通泰,留寺用斋三大碗米饭,黎阳王甚悦,问及寺僧此茶缘何,僧答:“善哉,善哉,寺中常物。”不日黎阳王疾愈,复至罗汉寺,于寺内亲自监造千佛爷摩崖还愿供养,摩崖保存至今,碑文中依晰可见“罗汉沉香”。

普洱茶内飞的那些过往故事


普洱茶内飞的那些过往故事

内飞是识别普洱茶厂家、品牌、定制者的一种标记。1950年之前生产的普洱茶称为“古董茶”。这时的茶没有包装纸,通常在茶饼面层压一张方形糯米纸,标明生产者,这就是“内飞”。由于是压在型茶内,不象包装纸或内票那样可以调换,因此有比较好的识别作用。

19世纪中叶,易武山下有很多茶庄,其中同昌号、车顺号、安乐号生产的茶被列为首选贡品,为了维护自己在普洱江湖的地位,所以,首次出现了“内飞”。一张绘写有各种图案和文字的小纸片,在压制的那道工序里就跟圆茶紧压,并在紧压的过程中与圆茶粘结在一起了,无法假冒仿造。使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命名,也获得了个性。清朝后期,私人茶庄纷纷涌现,于是,各茶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飞以示区别。

发展到今时今日,内飞已经出现了不同种类:

薄油纸细字内飞

薄油纸细字内飞为云南七子饼早期茶品内飞特色,七子皇印以至1955年等勐海常规茶品。主要特色在单面薄油纸,以及不明显之网格纹。1966至1997年亦出现薄油纸张,然与1955年之特色不同。

美术字内飞

尖出、粗字体印刷版本内飞,分为二版本。早期7572生饼、7452熟饼印刷较为模糊而色料较淡;少数73青饼、少数早期8582、泰国菁水蓝印等内飞,印刷色料较为鲜红,部分字体有差异。

粗字体繁体厂内飞

接续于薄油纸细字内飞之后,为粗字体印刷,色料较为淡而模糊不清,薄油纸质。使用时间约为1995至1996年间。

简体厂内飞

接续于粗字体繁体厂之后,字体较大。使用时间约为1996至1999年间,1996至1997年为薄纸,1998至1999年为厚纸。

傣文内飞

接续于简体厂内飞之后,字体变小,于右下角出现傣文。简体厂、厚纸质。生产时间,原先为1999年开始至2002年初,2003年底因勐海茶厂接受订制茶品使用特殊内飞,从此开始至2004年勐海茶厂改之前都有生产傣文内飞。

现如今,普洱茶的名气已经享誉国内外,有很多不良商家在市场中以次充好,于是,内飞已经成为辨别真伪的重要依据,不同的商家都有不同的标记,供消费者辨别。

普洱茶故事:金戈铁马大叶茶


普洱茶故事:金戈铁马大叶茶1988年的外贸体制改革,给云南大叶种晒青绿茶提供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机会。奇怪的是,这些茶叶都辗转进入了处于战乱中的阿富汗。云南大叶种茶叶的多酚类化合物的含量在30%以上,与含量在10%左右的小叶种相比,又苦又涩。已经习惯小叶种清淡口味的绿茶销区,从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到亚洲的蒙古,再加上中国的北部地区,消费者都不认识云南大叶茶,都不接受云南大叶茶与众不同的口味。为解开阿富汗之密,我沿着昔日的滇藏茶马古道,走进了渺渺茫茫的过去。

历史上,茶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在边地云南,是战争在拉动茶叶,还是茶叶在推动战争;是南诏发祥于茶叶,还是茶叶依附于南诏;是吐蕃在寻茶,还是茶在引诱吐蕃?链接1:金戈铁马大叶茶

云南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德昂族老奶奶常到山上寻找食物。一天,她突然感到头痛,在她痛得无奈时,顺手摘了一把树叶放在嘴里咀嚼,顿时感到口中清凉、甘润、生津,头痛减轻了。人们把这种能治头痛的树称之为“亚惹”。“亚”,德昂语意为老奶奶;“惹”,德昂语意为发现。以后,只要头痛,老人就采这种树叶嚼食。这种方法一传十、十传百,祖祖辈辈,一代传一代,为方便采摘,野生茶树种到了德昂族的门前屋后。德昂族被赞誉为“古老的茶农”。

藏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怪病,百药无效,只得注意调理饮食。一天,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第二天,太阳冉冉升起时,小鸟又来了。国王来了兴致,派人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叶,国王摘下嫩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清香,加水煮沸,成了上好饮料。国王对众大臣及百姓说:“我在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十分奇妙,能滋养身体,想必是治病良药。这种树长在什么地方,谁能找到这种树一定加以重赏!”藏民们在吐蕃各地寻找,俱未找到。有一位大臣最为忠心,沿着边境细细查寻,发现汉地有一片密林,那种树就长在林中。林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忠心耿耿的大臣决心冒险过河。这时一条大鱼突然在前面出现了,引着他渡过河去。他欢喜不尽,采集了一大捆树枝,却苦于背负不动。忽然间来了一头白色母鹿,不避生人,径直跑到大臣身边。大臣将树枝分为两捆,让母鹿驮上一捆,自己背上一捆,一路跋涉,返回国中。国王饮茶疗病,大获裨益(见《汉藏史集》)。

链接2:唐代有一个曾经的传说:

那只衔树枝的吉祥鸟是来自唐王朝的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文成公主因人品风度、学识远远胜过前几年松赞干布从尼泊尔迎娶回来的赤尊公主,因而备受宠爱。文成公主爱喝茶,松赞干布当然也就爱喝。饮茶之风,一时蔚为时尚。吐蕃以奶、肉食为主,生活中缺乏蔬菜中的维生素,曾饮用树皮汁作补充。消费茶叶的习惯渐成习俗后,优化了区域性的饮食状态。时至今日,藏区已“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云南大叶茶

云南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历史。云南茶业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环境。诸葛亮提倡种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交通和信息落后的边远山区。云南少数民族长期饮用茶叶,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制茶、煮茶、烤茶习俗。

大叶种茶味酽苦涩,开始“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后来滇西地区普遍流行喝烤茶。比如彝族,每户人家都有火塘,家中置备小茶罐若干个,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围坐在火塘边,用小茶罐边烤边喝。每当家中有客人来时,就向客人递过一个小茶罐和小茶杯,抓给客人一把茶叶,让客人自己烤茶喝。洱海地区烤茶很讲究火色,烤茶时,用拳头大小的小陶罐,先在栗炭火上把罐子烤热,再把茶叶装进去放在火上烘烤,不时摇动,把茶叶焙成黄色,再冲进开水烧涨,倒进杯中。不能倒满,加进适量开水即可饮用,味道清香可口,这样可喝三次。如果再喝,又重新再烤。当地人喜用小罐烤茶招待客人,俗称“雷响茶”。走进大理州祥云县汉族村落刘厂,我感叹不已的是,这里的老乡竟然全用烤茶招待我们。

昭通回族喜欢饮浓茶,用火烤烫陶土茶罐,放入茶叶,摇动数下,香味扑鼻,以开水沏茶,沏一次喝一次,直至味淡始止。傈僳族有定时喝“盐茶”的习俗,每天分早上、中午两次。制作方法是先在陶茶罐中放入包谷粒,烤黄后再加入茶叶,然后加水、盐煮开即成。双江县贺六乡忙笼村傣族喜饮糊米茶。烤茶时,加上少许生米一同熟烤,以沸水冲泡,清凉解渴,极有回味。

南诏攻克姚州都督府后从哀牢山以西迁来大姚湾碧乡的傣族,至今保留的“油茶”习俗最有风味。他们每天定时喝三次,即早茶、午茶、晚茶。“油茶”制作,先往陶罐内放入米粒在火上炒熟至焦,再放入茶叶烤黄,放入动物油(以羊油为最佳)及盐,冲水煮沸即可。烤茶已成为白族饮茶的主要方式,茶叶放人陶罐焙烤至黄,加入滚开水小煨,倒入小茶杯饮用。焙烤时抖翻无数次,称“百抖茶”。烤茶清香爽口,尤其解渴。宴请宾客之隆重者则敬以“三道茶”。三道茶即第一道不放佐料,味道苦口清香;第二道茶中放人蜜糖、核桃仁等物,苦中带甜;第三道茶中加入芝麻、米花等物,苦中带香。“三道茶”苦、甜、香三味俱全,喻人生创业之先苦后甜,别具民族风味。

从武德四年(621)到贞观八年(634)十三年间,迪庆地区设神州,为唐剑南道姚州统辖的十三羁縻州之一,治地在今维西其宗,旧称“吉比顶”。这一时期,云南大叶茶在民间交往中自然流入滇西北藏区。云南人称迪庆地区的藏民为“古宗”。明代文化名人杨慎(升庵)记录了唐代“古宗”“取牛羊乳酥,调油茶而食”的过程。事实上,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牦牛徼外白狼、楼簿等部17万口内附,迪庆地区与外部已经有了联系。迪庆地区是云南惟一的藏区,但区内却多民族混杂居住,大叶茶的传入有了方方面面的条件。成书于公元1434年的《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十六种茶,其中藏民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梗壮,汤色如血,味道大苦,茶气馥郁,适速煎,现在看来显然指的就是云南西南部产的大叶种茶。或许是历史的巧合。

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26年6月带兵闯入玄武门,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于8月9日在东宫显德殿登基,翻开了大唐盛世的一页。

翌年,南诏国的创始人细奴罗随其父舍龙从哀牢山逃难到蒙舍川,娶蒙姓乌蛮女为妻,生子罗盛,耕作放牧于巍山,其具体遗址为今巍宝山北面的前新村。前新村是一个彝族山寨,唐代为乌蛮部落。细奴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他到巍山不久,就取代当地酋长统管部落。

两年后,松赞干布继位为第32世赞普。他依靠中小贵族和部分忠于赞普的大臣的力量,迅速平息叛乱,稳定了政局,先后征服了其他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在此基础上,松赞干布将政治中心从位于南部一隅的琼结迁往拉萨,然后发展经济,编制文字,制定法律,统一官制、兵制,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此后,唐朝、吐蕃和南诏的依存、和好和角逐,为中国茶叶的发展,特别是云南大叶种茶叶的发展营造了极其特殊的机遇与环境。

云南茶叶的历史,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历史决定的,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不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角度来研究云南茶叶,就容易走入盲区,找不出内在的发展关系,只好用一些名人的只言片语来勾勒一张模糊不清的画图。

吐蕃是居住在我国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南诏是借唐朝、吐蕃纷争而崛起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在两百多年中,吐蕃、南诏与唐朝时战时和,三者命运几乎跌宕相随。吐蕃、南诏与唐朝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别是频繁的战争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刺激了云南茶叶发展。吐蕃崛起时,内地正是唐太宗统治下强盛的唐朝。公元623年四月,吐蕃攻陷唐芳州,这是唐朝、吐蕃之间最早的战事。松赞干布非常羡慕中原文化,于公元634年亲征云南迪庆地区后,两次遣使入唐求婚未成。公元638年,松赞干布又率军进攻唐松州,被唐军击溃。尽管打了胜仗,唐太宗从全局出发,为缓和关系,答应了通婚要求,决定将知书达礼的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往吐蕃,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后,唐朝、吐蕃关系在三十余年内十分融洽。在这个时期,内地生产的茶叶从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吐蕃地界。茶叶是唐朝、吐蕃贸易以茶马互市方式传入吐蕃的大宗商品。藏文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不久,即已出现包括经营汉地茶叶之茶商在内的“五商贾”。到中唐以后,吐蕃人对茶叶已经十分精通。传说常鲁公出使吐蕃时,在帐中煮茶,赞普问他做什么。常鲁公答:“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笑笑,说我手上亦有,随即拿出汉属各地生产的茶叶。唐朝稳定滇东北和滇中地区以后,把经略的重点转到滇西和滇西北地区,于武德四年(621),在今云南姚安设置了统辖周围一些羁縻州的姚州。姚州治所的意义,一是管理统治洱海地区各部落。二是阻止吐蕃向这一地区扩展势力。唐朝初期,洱海周围居住着被称为河蛮的农耕部落,他们中最强大的有杨、赵、李、董等数十大姓,各据一州,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域无君长,不相统一。在山区则生活着一些游牧部落。大姓贵族之间,以及农耕部落和游牧部落之间,经常为领地、水源分配和贸易往来等事发生一些冲突和小规模战争,因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政联合组织应运而生,其中最大的有“六诏”:邓赕诏,在今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境一带;越析诏,在今洱海东部宾川县境;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城附近;邓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坝;施浪诏,在浪穹诏东北;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六诏中蒙舍诏居洱海和各诏之南,故称南诏。

在唐朝与吐蕃和好时期,唐朝对洱海地区各部落分而治之。出现反叛部落,直接用兵平乱。贞观二十二年(647),因松外(四川盐源大渡河以南)地区诸蛮一再反唐,影响了灵光道的畅通,唐太宗令将军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进剿。唐军“杀获十余万”,“群蛮震骇,走保山谷”。后朝廷遣使招降,归附者达70部,计109300户。永徽二年(651),白水蛮在今云南驿一带作乱,唐高宗遣赵孝祖将军率兵进讨。第二年四月大破之,“西南蛮遂定”。洱海地区各部落,包括后来统一六诏的南诏在内,争相顺从大唐。这一时期,云南茶叶的生产和市场均未发生大的变化。茶叶生产流通的范围,主要在云南西南部各少数民族部落间。文成公主在藏区宣传推广饮用茶叶时,唐朝、吐蕃和南夷之地的洱海地区同一时间各发生一件大事。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李世民在含风殿去世,唐高宗李治继位。同年,被唐太宗封为首领大将军的建宁国王张乐进求见细奴罗有奇相,遂嫁女联姻,诚心禅让,举国逊之,于是细奴罗建立了大蒙国,称奇嘉王。翌年,松赞干布在拉萨北面的澎域色莫岗病逝。在松赞干布去世当年,细奴罗建立蒙舍诏。后来又筑蒙舍城(今庙街古城村),迁都蒙舍城。尽管文成公主在丈夫去世后又生活了三十年,但她已经不能影响和左右唐朝和吐蕃关系的发展变化。继位的孙儿芒松芒赞年幼,国政由大伦噶尔·东赞域宋掌管。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投降吐蕃,噶尔·东赞域宋率兵攻破吐谷浑。当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同时,亦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吐谷浑王诺曷钵。高宗调停不了吐蕃和吐谷浑的冲突,自是不高兴,唐朝、吐蕃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永徽四年(653),细奴罗遣子入朝,唐王朝授细奴罗为巍州刺史。在当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州皆为羁縻州,与汉族聚居的正州大不相同。为加强滇西北地区的统治和防备吐蕃势力扩展,唐朝于麟德元年(664)在弄栋川(云南姚安)将姚州提升为都督府,每年于蜀州募500人前往镇守,统辖滇中和滇西地区的32个州。姚州都督府辖境相当于蜀汉、两晋时期云南郡故地,所辖羁縻州数,各时期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羁縻州的设置随着姚州都督府的巩固发展而经常发生变化。武德年间设置的9个州,原为南宁州总管府的西部辖境,姚州都督府设立后,一并划出,连同置都督府时新设的13个州,当时姚州都督府共辖22个州。《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姚州都督府“管州二十二”,正是指的这一时期的情况。到天宝初年,姚州都督府领32州、57州县,其间随着地域的扩大,陆续新增了10州,辖区范围东至楚雄、元谋、广通,西至大理州和丽江、保山等地区。这些政治风云变化,正孕育着云南茶叶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罗汉沉香茶是什么茶


罗汉沉香,属于乌龙茶类。始于四川的蒙顶山。

罗汉沉香兼有红茶和白茶的优点,独特的“果香樟韵”,滋味鲜醇高爽,果香清甜,樟香幽长浓郁,香气高雅持久。唐代元和年间,蒙顶茶被列为贡品,黎阳王入川检贡茶时,在蒙山写诗云:《蒙山白云岩茶》----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销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传说从长安出发入川检贡的黎阳王长途于艰难蜀道,加之沿途个个地方官府、富豪贵族巴结以酒肉迎待,历时数月到达蒙山时常感腹胀、头痛、腿沉、混身乏力,饮食毫无胃口,体染恶疮。

当时的蒙山已是三里一寺,七里一庵,佛事繁荣。黎阳王前往蒙山罗汉寺(今千佛寺)礼佛,祈福平安消灾,饮用寺僧献上的禅茶后,异香醒脑,顿感混身通泰,留寺用斋三大碗米饭,黎阳王甚悦,问及寺僧此茶缘何,僧答:“善哉,善哉,寺中常物。”不日黎阳王疾愈,复至罗汉寺,于寺内亲自监造千佛爷摩崖还愿供养,摩崖保存至今,碑文中依晰可见“罗汉沉香”。

罗汉沉香茶的产地介绍


蒙山是中国种茶业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蒙山茶祖师吴理真好开始在蒙顶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唐宋时是蒙山茶的极盛时期。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被列为贡品,作为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品,一直沿袭到清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而不间断。在民间,蒙顶茶历来被看作祛疾去病的神来之物。因此,历史悠久的蒙顶茶被称为“仙茶”,蒙山被誉为“仙茶故乡”。

蒙顶茶的声名远扬使之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在我国,赞茶的名联佳句首推以民谚方式流传甚广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琴茶》诗有“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吟唱。唐代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诗有“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概叹。宋代诗人文同《蒙顶茶》诗有“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赞颂。唐宋大家孟郊、韦处厚、欧阳修、陆游、梅尧臣等,都留下不少以蒙山茶为题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诗文题词则更为丰富,当代诗人、文学艺术家也留下了许多吟诵蒙山茶的华章佳句。悠久的茶史形成了特色独具的蒙山茶文化。位于四川雅安名山县,是世界茶文化圣山,是茶文明发祥地。西汉(公元前53年)茶祖吴理真在这里开人类种植茶树先河,从唐代到清末,中央朝廷祈天祭祖专用茶源于皇茶园。“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倾倒亿万茶客。佛经“蒙山施食仪规”,供佛用“蒙山雀舌茶”皆源于此。中国茶经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遍及五湖四海。

罗汉沉香产地介绍


蒙山是中国种茶业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蒙山茶祖师吴理真好开始在蒙顶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唐宋时是蒙山茶的极盛时期。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被列为贡品,作为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品,一直沿袭到清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而不间断。在民间,蒙顶茶历来被看作祛疾去病的神来之物。因此,历史悠久的蒙顶茶被称为“仙茶”,蒙山被誉为“仙茶故乡”。

蒙顶茶的声名远扬使之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在我国,赞茶的名联佳句首推以民谚方式流传甚广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琴茶》诗有“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吟唱。唐代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诗有“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概叹。宋代诗人文同《蒙顶茶》诗有“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赞颂。唐宋大家孟郊、韦处厚、欧阳修、陆游、梅尧臣等,都留下不少以蒙山茶为题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诗文题词则更为丰富,当代诗人、文学艺术家也留下了许多吟诵蒙山茶的华章佳句。悠久的茶史形成了特色独具的蒙山茶文化。位于四川雅安名山县,是世界茶文化圣山,是茶文明发祥地。西汉(公元前53年)茶祖吴理真在这里开人类种植茶树先河,从唐代到清末,中央朝廷祈天祭祖专用茶源于皇茶园。“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倾倒亿万茶客。佛经“蒙山施食仪规”,供佛用“蒙山雀舌茶”皆源于此。中国茶经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遍及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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