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宗垣,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全国化技术委员会乌龙茶工作组副组长、高级评茶师、泉州茶业十大贡献人物。
李宗垣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就参加安溪县举办的各种茶事活动,特别是在广州、上海、北京、香港、澳门、长沙等地举办的茶王赛,在他手上诞生了数十位茶王,带出一大批评茶专家。
李宗垣用毕生的精力探究铁观音,为铁观音审评的标准化立下了汗马功劳,2006年整理出版了《安溪铁观音制作与品评》。在李宗垣看来,茶叶的品评要随社会进步而发展,要结合市场,甚至要能够指导生产,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效益,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本报讯1963年福安农专毕业迄今,李宗垣与茶结缘50余年。半个世纪中,从不识茶到学茶制茶,从知茶懂茶到品茶评茶,从写茶总结经验到开拓茶市,执掌安溪县茶叶公司多年的李宗垣,研究铁观音茶树种植,担任铁观音赛事评审,深耕茶业市场一线,亲历铁观音市场发展变化,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回忆着自己与茶结缘的日子,李宗垣感慨:“一生与茶做伴,其乐无穷。”
说茶缘
一生与茶做伴
1942年,李宗垣出生于安溪县凤城镇。虽说是“城里人”,但那时候茶少价高,小时候的李宗垣常常“喝不上茶”,更不知道茶这种植物长什么样。1959年初中毕业后,李宗垣考入福安农校,被安排进入茶叶专业就读,从此,他与茶结缘,一生相伴。
当时的茶叶专业在福安农校里是重点专业,学校不仅教授学生理论知识,还开设茶园开垦、茶叶种植、茶园管理、茶叶生产制作、化肥农药的使用等实践课程。经过三年中专的学习,以及之后两年继续在校大专深造,1963年,李宗垣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溪茶叶公司,先后在下属的西坪、大坪、虎邱等茶叶站工作,负责向农户收购茶叶。
“我一到岗位,就接到自上级下达的‘命令’——提高茶叶产量,达到全县五万担的指标。”李宗垣说,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计划经济时代,茶园国有,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格也极低,因此茶农积极性很低,安溪作为全国重点产茶区,全县茶叶产量也只有三万多担。
基于这样的现实,李宗垣思索良久,最后提出:“当务之急,唯有科学种植、管理、采摘,通过提高茶园单产,增加茶叶总产量。”这在以规模为纲的粗放经济时代,无疑是更为先进的“思维”。
为完成全县五万担的工作指标,李宗垣开始和同事到安溪各个乡镇,到茶农家中,传授他在农校学到的茶园管理与种植技术。
期间,李宗垣同事杨浩湘提出了平面采摘茶叶的设想,就是把茶叶定高并进行水平采摘,扩大茶树光合作用面积,提高茶叶产量。李宗垣知道这种新方法后,极为兴奋。他同杨浩湘整天耗在茶园做采摘实验。“最疯狂的时候,我宿在农家,连续‘掐’了一个星期的茶叶。”在他们的努力下,同美农场的茶叶平面采摘实验大获成功,县里很快组织各乡镇参观、学习、推广,茶园单位产量大幅提高。
提高茶叶产量是李宗垣一生事茶的开始,如今他已73高龄,仍亲手做摇青茶叶“走水”实验,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在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多做有益铁观音的事。”
谈经历
边做边学边研究
从1963年毕业分配,到1981年被上调到县茶叶公司总部,李宗垣扎根基层长达18年。“这段时间于我而言,不仅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任务,也加深了我对茶叶的认识和了解。”李宗垣说,做茶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要做起来难,光看光有理论是没有用的,“要亲自动手去做,边做边学边研究,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好掌握。”
李宗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西坪时,他常怀揣笔记本到农田学茶园管理和剪茶,离开的时候,笔记装满一箱;在大坪乡,他天天晚上到农户家里,盯着专业队制茶能手学细枝末节的技术;在虎邱,他仍觉得“未看透”,除了天天跟茶农一起做茶,还跟石山村老茶农一起,反反复复做实验,一遍遍上称,计算各环节茶青失水率,摇青、出水转数……
“基层其实有着最丰沃的学习土壤。在基层茶叶站收购茶叶的那些年,我向很多同事、前辈、茶农们学习,亦师亦友,共同研究了很多制茶技术。”基层工作的经历,让李宗垣在制茶、品茶和审评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1981年离开基层茶站后,他决定写书,这时候,在农村吸收到的安溪铁观音茶园管理经验、制茶技术,成为他写作源源不断的“文思”,先后于1983年编著了《安溪乌龙茶初制技术》,1990年参与编著《安溪乌龙茶审评技术》,2006年编著《安溪铁观音制茶与品评》,成为茶农们实用的工具书。
多年的茶叶理论和实践的积累,李宗垣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叶专家。各种大型茶王赛邀请他担任评茶师,在他的品评下,诞生了一个个茶王,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2002年,他参加全国第一批高级评茶师考试,成为首批通过考试的4名高级评茶师之一,堪称“铁观音第一茶师”。
论传统
“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
这几年,安溪茶界回归传统的呼声,在全县上下响彻一片,那么何谓传统,何谓革新?
在李宗垣看来,传统与革新是一对矛盾体,但常常相互转化。“过去的传统,置于今天或是革新,今日的革新在明天又成为传统。”
他举例说,安溪在解放前直至80年代,其实是采用轻发酵工艺制茶;80年代之后,为适应出口长久储藏、运输的需要,茶叶发酵越来越充分,带动了重发酵浓香型铁观音的流行;1993年,台湾茶回到家乡,带回了本源于安溪的轻发酵工艺,各乡镇又开始流行清香型茶叶,当时采用该工艺的祥华乡“勇青红”,令人回味至今;2000年之后,空调制茶盛行,具备“鲜”“香”轻发酵特点的清香型铁观音成为市场主流。“所以,现在我们呼吁的传统,其实是80年代的革新。”
正因为传统与革新矛盾统一,所以在李宗垣看来,没必要纠结于传统铁观音与清香型铁观音哪种更“正味”更好,他说:“茶叶终究是一种饮料,关键看市场需求,有市场才能经久不衰。”
时下,浓香型铁观音受消费者喜爱,“回归传统”成为顺应市场需求的选择。但在李宗垣看来,“回归传统”并非简单的工艺回归,安溪铁观音提纯复壮、恢复生态,是安溪茶叶回归传统的基础与前提。“时光流逝,铁观音的植株、安溪的生态,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长久以往会影响安溪铁观音独特的观音韵,所以要保护优质种质资源,将现有的正宗红心铁观音茶树进行摸底,对老茶树进行挂牌编号保护,对红心茶苗穗进行压条和扦插;鼓励引导茶农回归老品种、老土壤、老茶树、老技术,回归自然。”
“‘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李宗垣说,安溪产茶地域广阔,不同山头、地域,有不同气候、土壤、生态,会产生铁观音不同的植株特点,各个地域茶农制茶方式也不尽相同,最后形成的茶叶香气、韵味往往带有神秘的差异,形成独特的山头香。“此种特点下,安溪铁观音‘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李宗垣表示,各乡镇地区、山头,应该扬长避短,根据地域和环境的不同制茶。
吴觉农(1897—1989),浙江上虞丰惠(至今还留有吴觉农故居)人,原名荣堂,是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因立志要献身农业(茶业),故改名觉农。“觉”乃佛家所说的“自觉悟”是也,只有“自觉”方能“觉人”,这是“觉”的真正内涵与本质。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中国现代著名茶业专家、农业经济学家之一。他还最早论述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由于七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对中国茶叶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被尊称为“当代茶圣”。
1919年到1922年,吴觉农留日学习茶叶专业。回国后参加中华农学会,先后担任司库、副理事长等职。1930年进上海商品检验局,1940年担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期间,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创设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组(系)和茶叶专修科,兼任教授和主任,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筹建中国际性第一个名誉理事长。198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吴觉农著作、译述宏富,涉及面广。早期《中国的农民问题》被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为教材,茶业方面著译300多万字以上,主要有合著《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中国茶业问题》,主持编译《茶叶全书》、《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等考察报告,主编《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1987年中国茶业界特将其代表作精心编纂成《吴觉农选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他九十寿辰的礼物。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1919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1923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R·Bruce)于1826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1978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Angiospermae),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260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100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60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在祁场一年》
1932年11月祁门茶场正式成立,吴觉农任场长,在任期间对于祁门茶业有了一次深刻的考察与思索。1934年《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吴觉农的文章《在祁场一年》,在文章中可发现吴觉农既分析了当时的问题,又提出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时,中国茶业外销份额连年下降,1886年,尚有268万余担出口,到了1930~1933年的统计中已不及70万担,吴觉农深感中国茶业问题的严重。在考察遍了东南部茶区后,先生发表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这是一部详细的计划书,从根本上分析中国茶产业问题,又从各个细节处入手提供解决方案。在当时即引起当局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诸多先见之明到今天亦不乏称誉,然而客观地说,这份计划书,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一些部分值得商榷的。
吴觉农非常强调中国茶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为“层层盘剥”,对中间商“茶栈”“洋行”极其反感。这或许是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吴觉农本人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人。
皖赣两省在吴觉农的影响下,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两省红茶,旨在“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是当打破中间商盘剥之后的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从吴觉农的另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皖赣“茶业统制”的检讨》中可见一斑:茶农并没有因为取消了“茶栈”的盘剥而得到“真正利益”,相反地,茶农获得的真正受益更少了,商人的盘剥最终转化成了官员的贪腐。
而今,有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当代中国人,应当清楚,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时,就会有各种“看不见的手”去把它扳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价格上去。
祁红作为一个商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去改变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联动反应,很多不可预知的奇葩怪事都会在这种变动中冒出来。
统制从表面上看,样样都好,但是当将其放入市场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国茶业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
但这并不是否认吴觉农先生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本文开头的这一句话:“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先生虽然希望统制,但也深知众多小产区各具特色,虽可统制减少浪费,提高质量,但不可随意整合而消解已成之名誉。
吴觉农找到四点问题:
1.茶号规模之太小;
2.精制折耗之太多;
3.中间盘剥之太大;
4.各自为利之太甚。
3、4两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且不论,但是1、2两点却仍然有可挖掘之处,尤其是“茶号规模”问题。
茶号规模太小,这在当下也是现状,这使得消费者面临了太多的选择,而事实上消费者不要那么多的选择。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层,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消费者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弥补这个断层。这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太可怕了。
关键是对于沉溺于此种文化的本身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并不是茶香就不怕巷子深,茶好就一定会存在下去,相反,这些好东西只要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经济链条一断,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不能太深,要与消费者沟通。所以不能太细,要让消费者选择。
那么细化到什么程度好呢?大概需要满足三点:
1.品质好
2.特征统一
3.有一定规模
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对于一个茶品所形成的认识,典型的例子,就是“祁红”二字。
其实,写到这里,也不难看出,这就是邓增永博士的“小产区”思路的雏形。
吴觉农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已成历史,尊重这份计划的人很多,但了解这份计划的人很少。今天,中国茶业依然需要复兴,前人的努力我们不应当漠视。邓博士的努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方便法门,“小产区”发展思路必将是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重要板块。
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篇《我的普洱茶习茶之路》修改一下作为自序。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有点改不下去,因为那篇文章写于2007年12月,距今已经十年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当年看起来挺大的一件事情到了今天几乎什么都算不上了。
回顾自己进入到普洱茶这个领域研习的14年,在品茗美学形式层面的进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台阶。
跨上第一个台阶在2010年6月,以完成《中生代普洱茶概论》(P21)这篇文章为标志。这时候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是好茶?”以及“如何运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判断出好茶?”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时云南《普洱》杂志副主编黄素贞女士建议把我的博客文章归结为一册时,我打了退堂鼓。
跨上第二个台阶在2013年8月,以写出《到底怎样才算一款好的普洱茶?》第一稿为标志(P69为第二稿)。文中提出了中生代好茶的“三句话标准”即:强烈而刚猛的茶气、丰富而愉悦的滋味、持久而绵长的香气。后来又加了一个“味最酽”的感觉。现在来看,标准显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并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品鉴理论与茶样的实际表现之间有点脱节。
跨上第三个台阶在2015年3月和5月,以先后完成《为什么要重视“普洱茶不可替代的特征”?》(P14)、《如何通过对冲判断两款中生代茶的品质高低?》(P97)两篇文章为标志,并在2017年1月归结为《品鉴中生代普洱茶的“一二三四五法”》(P76)。在品鉴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对任意一款中生代普洱茶的精准盲评,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三座大山”正是按照五项指标要求经过多年的沙中淘金找来的,弥补了理论与茶样实际的脱节,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与说服力。运用这种方式培养训练的爱好者及茶商,其品鉴能力提高很快。
三个台阶跨上来,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了,为着交流的方便应该整理整理弄本书了。
《普洱茶论》其实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如何在一大堆茶中发现有价值的(对发烧友而言)好茶;二、作为一个茶商如何做好市场;三、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来构建普洱茶的魅力殿堂。其实,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初入茶行吃了很多亏上了不少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做不好生意的困惑。第三个问题是凭直觉提出来的,吓自己一大跳,但总觉得自己茶缘太好了有责任去做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否则前辈那几百泡上千万老茶真的白喝了。
说起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习茶过程中遇到了何作如、白水清、邓时海这些普洱茶界前辈老师。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有幸体验到了无数珍贵的号级、印级老茶,对于普洱茶的生产史及流通史有所了解,并打下了很好的老茶品鉴基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经营茶的过程中得遇张方荣、王龙华、黄焜杲、姚庆霖等茶商藏家,让我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收获了各类“天花板”好茶。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行走普洱江湖得到了云南《普洱》杂志、台湾《茶艺·普洱壶艺》杂志、云南科技出版社以及著名茶文化学者杨凯先生的帮助与指导。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着普洱茶结识了各地很多茶商茶友,在茶中找到了快乐,也得到了磨砺。磨砺,也是美。
从邓时海先生《普洱茶》一书的出版到现在,普洱茶价值的再发现才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普洱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规律等待后人去发现。
我把这本书献给热爱普洱茶的朋友们,希望能对大家的研习有帮助,也希望能为普洱茶的进一步普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该书
有售双十一特价:
一碗清洗自己的心灵
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禁得住独处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与他人对话,但更需要多与自己对话。慎独,从来都是有识之士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一碗招待好友
人总需要一两个知己,朋友就是最大的财富。任何时候,你成功,需要有人共享你的喜悦,才不至于高处不胜寒;你失败,只要有真心的朋友,都可以再次东山再起。高山流水之境界,无数人追求。
一碗保持沸腾
激情,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消退。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没有充足的气体,如何能弹跳出更长远的未来。需要有一种保持沸腾的状态,时刻保持对事情的热情。
一碗留着清醒
人生如酒,醉梦常有。世事经常把我们灌醉,我们也常为世事所迷。倘若一不小心醉了,还要留待一碗好茶来解酒。别人可以把你灌醉,但你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一碗集聚沉淀
一首好诗需要久品,一杯好酒需要深藏。在获得成功之前,我们总是需要积攒更多的经验和智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唯有沉淀,才能让内涵更丰富,清香更持久。
一碗装满施予
没有金钱,我们可以有爱心;没有权利,我们可以为别人提供经验上的指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别人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人。
李嘉诚,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嘉诚名字中的“诚”字跟茶还有渊源。
1957年岁尾,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把从意大利偷师学艺回来的塑料花生产技术应用上,一时间生意火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了降低产品质量来应付订单的情况。结果许多客户对低质量的产品要求退货,银行追债,客户追款,塑胶厂顿时陷入困境,濒临破产。
李嘉诚的母亲庄碧琴是佛门的一位居士,平时经常将家里的钱接济贫困,积德行善,去寺院做布施。那年的秋天是多事之秋,李嘉诚的公司内忧外患,前途渺渺不可知。李嘉诚是孝子,这些事当然不能让年迈的母亲知道。
细心的李母怎能不知道儿子公司出事,她把李嘉诚叫过来道:“儿啊,给妈妈泡一道工夫茶。”李嘉诚用地道的凤凰单丛茶给妈妈泡上一道潮汕工夫茶。
庄碧琴吩咐李嘉诚坐下来,品了几口茶后,问:“你认识老家潮州开元寺法号叫元寂那个住持么?”未等李嘉诚回答,庄碧琴继续说道:“元寂年事已高,希望找个合适的接班人。候选人是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法号一寂,另一个法号二寂。”李嘉诚静静地听着母亲说,并不插话,只是给母亲满上一杯凤凰茶。庄碧琴呷了一口工夫茶,又接着说:“元寂把这两个徒弟都叫到跟前,说:‘我现在给你俩每人一袋稻谷,明年秋天以谷为答卷,谁收获的谷子多,谁就是我的接班人。’第二年秋天到了,一寂挑来满满的一担谷子,二寂则两手空空。元寂却当众宣布二寂担当接班人。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打断母亲的话:“不是说好谁收获的谷子多,就选谁当接班人么?”庄碧琴笑了笑,说:“是的。一寂听了,不服气地说:‘分明我收获了一担谷子,二寂颗粒无收,怎么能够让他担任住持啊!’元寂微微一笑,高声地对众人说:‘我给一寂和二寂的谷子,都是用开水煮熟的。显然,二寂是诚实的,理应由他来当住持。’于是,众人悦服。”庄碧琴忽然话锋一转,“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而不克了。”李嘉诚听罢母亲的话,深有感悟。不久,李嘉诚的诚信打动了银行、供货商和员工,即使资金紧缺,也保证为工人发工资以保证人才不外流。为日后的东山再起做准备。他的努力他的诚信让形势形势因之好转,危机成就了商机,李嘉诚从此在商界站稳了脚跟,用他的诚信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成了日后的塑胶花大王、世界华人首富。
作为成功人士的李嘉诚尊听母训,在经商之余致力于做慈善事业。为内地山区希望小学捐款,为陕西贫困地区打井,他坚信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只有将种子撒的越多,范围越广,来年收获的果实才能越丰盛。当年面临着破产的李嘉诚当然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华人首富,更没有想到一杯工夫茶能够改变他的一生。
品,细品,茶叶网cy260.com的优秀编辑为您独家提供优质茶叶文化相关文章,《吴觉农:我一生事茶,是个茶人》一文将帮助你了解茶叶文化相关方面的知识,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2022茶叶文化方面知识请访问茶叶文化专题。
相关推荐
最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