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汪先生谈吃，不仅有《汪曾祺谈吃》、《吃食和文学》、《四方饮食》、《故乡的食物》，这类直接在名字上带“吃”的文章、文集，谈故乡也会有美食的踪影。
作为文学界一大“吃货”，美食界常胜不衰的“网红”，中国的茶，他自然也不会放过。
当聊到茶时，汪曾祺先生说：“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
但他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沏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就留着煮茶叶蛋……
下面是这位“外行”的喝茶日常。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白勺“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很粗，亦怪！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7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于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花——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红，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金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哎哟，谁还能自称行家？
摘自《寻常茶话》
延伸阅读
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篇《我的普洱茶习茶之路》修改一下作为自序。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有点改不下去，因为那篇文章写于2007年12月，距今已经十年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当年看起来挺大的一件事情到了今天几乎什么都算不上了。
回顾自己进入到普洱茶这个领域研习的14年，在品茗美学形式层面的进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台阶。
跨上第一个台阶在2010年6月，以完成《中生代普洱茶概论》(P21)这篇文章为标志。这时候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是好茶?”以及“如何运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判断出好茶?”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时云南《普洱》杂志副主编黄素贞女士建议把我的博客文章归结为一册时，我打了退堂鼓。
跨上第二个台阶在2013年8月，以写出《到底怎样才算一款好的普洱茶?》第一稿为标志（P69为第二稿）。文中提出了中生代好茶的“三句话标准”即:强烈而刚猛的茶气、丰富而愉悦的滋味、持久而绵长的香气。后来又加了一个“味最酽”的感觉。现在来看，标准显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并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品鉴理论与茶样的实际表现之间有点脱节。
跨上第三个台阶在2015年3月和5月，以先后完成《为什么要重视“普洱茶不可替代的特征”?》（P14）、《如何通过对冲判断两款中生代茶的品质高低?》（P97）两篇文章为标志，并在2017年1月归结为《品鉴中生代普洱茶的“一二三四五法”》（P76）。在品鉴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对任意一款中生代普洱茶的精准盲评，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三座大山”正是按照五项指标要求经过多年的沙中淘金找来的，弥补了理论与茶样实际的脱节，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与说服力。运用这种方式培养训练的爱好者及茶商，其品鉴能力提高很快。
三个台阶跨上来，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了，为着交流的方便应该整理整理弄本书了。
《普洱茶论》其实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如何在一大堆茶中发现有价值的(对发烧友而言)好茶;二、作为一个茶商如何做好市场;三、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来构建普洱茶的魅力殿堂。其实，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初入茶行吃了很多亏上了不少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做不好生意的困惑。第三个问题是凭直觉提出来的，吓自己一大跳，但总觉得自己茶缘太好了有责任去做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否则前辈那几百泡上千万老茶真的白喝了。
说起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习茶过程中遇到了何作如、白水清、邓时海这些普洱茶界前辈老师。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有幸体验到了无数珍贵的号级、印级老茶，对于普洱茶的生产史及流通史有所了解，并打下了很好的老茶品鉴基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经营茶的过程中得遇张方荣、王龙华、黄焜杲、姚庆霖等茶商藏家，让我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收获了各类“天花板”好茶。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行走普洱江湖得到了云南《普洱》杂志、台湾《茶艺·普洱壶艺》杂志、云南科技出版社以及著名茶文化学者杨凯先生的帮助与指导。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着普洱茶结识了各地很多茶商茶友，在茶中找到了快乐，也得到了磨砺。磨砺，也是美。
从邓时海先生《普洱茶》一书的出版到现在，普洱茶价值的再发现才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普洱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规律等待后人去发现。
我把这本书献给热爱普洱茶的朋友们，希望能对大家的研习有帮助，也希望能为普洱茶的进一步普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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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
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
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之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之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7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
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
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
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
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
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吴觉农(1897-1989)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我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
“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说的即是“茶”的发现;而在千年前的唐代，陆羽曾驾一叶扁舟探索了茶的幽深与浩瀚;至20世纪以后，当中国的茶业在危难中面临枯萎凋零之时，吴觉农先生像一位高瞻远瞩的船长，引领着中国一代茶人走出困境、绕过激流险滩，并且无私地为中国茶业奉献了七十年。
吴觉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将原名“荣堂”改为“觉农”，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表达了要为农业振兴，唤起农民自己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吴觉农先生的贡献一部分在于开放的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先生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吴老先生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1922年吴觉农先生学成回国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的农民问题》，该文后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作参考教材。1931年他到上海商品检验局任茶叶检验处处长，后又兼任浙、皖、赣等省茶叶改良场场长。其间，1932—1934年，吴觉农先生出任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在积极推动茶叶改良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备祁门茶业改良场;1934年，胡浩川先生出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它“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包括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吴觉农先生明白，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振兴中国茶叶就必须对茶叶的产制运销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写了《中国茶叶问题》、《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等书。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初期，吴觉农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
吴觉农先生还在晚年主编了一部校译评述唐代陆羽《茶经》的专门著作《茶经评述》，以严谨的注释、丰富的内容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赞誉。《茶经述评》不仅注释校译《茶经》，还依《茶经》体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拓展，推动了我国茶学的新发展，堪称“二十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觉农先生自然而深刻地展示了与以往中国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可以说，正是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茶人开始，中国的茶叶文明才逐渐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吴觉农先生在当代茶叶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生前就拥有了“当代茶圣”之名，并得到了全国茶人的一致拥戴、全世界爱茶人们的深切敬意。
——记广州论茶西南赛区复赛12强之一
陈志刚“2012年大益嘉年华·广州论茶”西南赛区复赛12强之一，大益茶授权专营店店主，十几年与茶叶的接触中，他与大益茶结下了一份浓浓的情，用他自己的话：“那份情真是没办法用言语形容，不管以后是怎样的情况和状态，我会和大益茶一起走下去，把大益茶的生意好好做下去”。
“我为普洱茶的那份细腻与质感所吸引”，2002年陈志刚在台湾朋友的带领下涉足茶行业，“在进入茶业行业之前，我做过很多工作，但总感觉每份工作都只是挣钱讨生活，没有那种归属感，直到十年前接触茶行业，相识了普洱茶，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爱好，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底蕴、随时间渐变的细腻和质感深深吸引了我，我知道自己找到了那份工作的归属”。谈起缘何接触普洱茶，陈志刚的一言一语都能让你体会到，那种爱不单单是因为普洱茶生意给他带来了多大的物质满足，而是接触普洱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快乐。
“茶友间都知道，喝茶只能上不能下，接触过大益普洱茶，就不再愿意接受别的”，陈志刚说这就和“吃过好吃的食物，你就不愿再吃不好吃的食物”是一样的道理。随着对普洱茶行业的了解，陈志刚对大益的爱越来越浓，“那时大益在市面上就已经很出名，像7542、7572、8582这样的茶品一面市就受到众多茶人茶友追捧，那时进货渠道体制单一，只有金实茶叶市场那里有一个是个危机，但因为对大益的那份深情热爱，陈志刚选择了在整个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进入大益，现在回看，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决定很明智。谈到多年来做大益茶生意的心得，陈志刚说“以诚待客、以真心对待客人是最重要的，终端零售最关键的的就是耐心，耐心听茶友消费者的需求，用心、尽心满足他们需求”。
“和大益茶朝夕相伴，积累了自己对每款大益茶茶性的了解，泡茶时用心地去感受每一款茶的特性，将自己对每款茶茶性的认知不断融入实践，日积月累便增强了自己对每款茶之间干茶、茶汤、叶底差别的熟识”，谈到入围“2012年大益嘉年华·广州论茶”西南赛区复赛12强陈志刚这样说到。
最初为了生存接触茶，懵懵懂懂却不知何时竟然喜欢上手中这杯茶。因为喜欢，所以想知道，她从何而来、长于何地、生于何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么美的她！
刚接触时，我并不知道哪里产茶。只知道到有个名为西湖龙井的茶，于是去了杭州。在那我没有一味的去追寻龙井茶的始末，机缘巧合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叫好茶楼专做武夷岩茶的店。在那里，我遇见了学茶路上最重要的导师宋老师，是他让我认识了岩茶，从此学会喝茶！
想懂茶，要先学会喝茶
要懂茶，得先学会喝茶！
半醉半醒之间，我已越来越被一名为“岩茶”的茶所牵引。脑子里，就想着我要去被人们称为“碧水丹山”的武夷山。听说那里很美，有玉女峰与大王峰两两相望。据说那是一对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恋人。还有一条名为九曲溪的溪流从他们面前绕膝而过，听说每天有好多竹筏载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嘻笑而过。我想，热闹的九曲溪或许是为这对苦命的恋人带去些许安慰！
岩骨花香，心之神往
带着对岩茶的莫名向往，我毅然离开了与我有教导之缘的好茶楼。来到武夷山时，正当岩茶出产旺季，我来不及欣赏这如梦似幻的美景，以最短的时间进入了一家叫闽峰茶厂的地方学习武夷岩茶的采摘与制作。当然我不是要学到制茶师傅那样的级别，只是通过制茶的所有环节来进一步了解茶。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在这里大家对我没什么约束。所以我很自由，早上跟阿姨们上山采茶，看着满树绿油油的茶叶心中莫名的感动。岩茶的采摘不比绿茶，她没有一芽或是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采摘标准，而是要新生叶片完全展开，长得最适宜的时候，采下她最新的三到四个叶面。不管是哪个品种的采摘，都要借用新鲜嫩易折的特点，以食指为着力点将其采下，而不是用指甲掐下。
面对茶叶，我有用不完的耐心
朋友说，采摘茶叶可以磨练人的意志。确实是，好的岩茶高丛较多，当然也不缺老枞大树，一人一天基本才够采一株大树，而小树可以采上4到5株。
采茶
我喜欢做茶的每一个环节，当然采茶也不例外，平时一些朋友会说我急性子，可是面对茶叶我有用不完的耐心，时常会自己一个人窝在角落采一株或是一丛茶树。到了茶季，因为长时间采茶，对于采茶人来说，这手无疑要脱一层皮。
晾青
有时也会在厂里帮忙打下手，等到中午将阿姨们采好的茶叶，从茶园里拉回来。就跟大家一起去晾青，我很喜欢茶叶采下时的鲜香，好品种的那香气特好闻，每次一碰到茶青，我就是抓一把来闻闻看有没有香、是什么香。
天气好的话茶青都是太阳晒青，为了晒青均匀我们会每隔10分钟左右给她翻青，茶叶本身含有多种芳香物质，随着太阳的光合作用一部分芳香物质会慢慢的释放出来，香气出来了，也就说明晒青时间差不多了。闻着淡淡的芳香我就莫名的开心，会觉得很神奇。
发酵
接下来就是放入滚筒摇青机里，进入下一步发酵。这就是岩茶的半发酵，为了发酵均匀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翻青。发酵时间因茶而定，制茶师傅这叫：看茶制茶！
杀青
待茶叶出现绿叶红镶边的时候，发酵时间结束，进入下一步炒青。以前是铁锅炒，现在除了一些极品好茶，大部分采用滚筒炒锅，以柴为火源，以电驱动来完成最后一步杀青。
揉捻
炒好的茶叶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下一步的揉捻过程助其成型。揉捻结束就是理条烘干！到这里岩茶的初制也就完成了，此时的茶我们称之为半成品毛茶。接下来便是挑选黄片和茶杆，以及进入精制环节：岩茶的焙火。因火候程度不同，岩茶又分为低火茶、中火茶、高火茶等！
茶，不顾一切去追寻的爱！
因为茶牵引我不断的追寻，在这过程中我不断的成长，这过程不免辛苦却是值得，不知道是茶懂了我还是我懂了茶，我只知道茶将是我一生的挚友，是茶成就今天的我。不顾一切去追寻的就是爱吧！
喝茶，仅是喜欢而已，很多事情都是“在趣不在理”，趣味远比理由更能让我倾心。一切皆因喜爱而生，适量地饮茶能够让我的心更加安静、纯净、稳定，茶能消去浮躁、清理身体、给予我平稳且持久的能量。
我很享受泡茶的过程，在与茶与水的互动中能够领悟一些禅理，这些感悟是来自于茶水与内心的交流与互动。人与茶之间无需言语，仅仅通过水这一媒介就可以完成一次心灵的对话，在泡茶的沉默过程中，能够让默契发生，真正的沟通不需要用废话建立，我与茶之间虽无需言语，却可以通过水进行无阻碍的、自由的沟通，语言的终极是孤独，沉默反而会开启那扇“紧闭的门”，让心豁然开朗。
喝好一杯茶是静心的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一杯水上，把分散的心回归到一点的专注上，养生便不只是杯中的茶水，而是我的心，其实照顾自己和养生的基础，就是要调理好自己和水的协调性。
水，能够解身体之需;茶，能够治心灵之渴。
专注于茶汤，一如直视内心，茶汤的起伏变化，就像呼吸吐纳一般自然，同一款茶，茶汤的味道因人而异。茶汤是茶人内心的反射，情绪与素养都会影响到茶汤的表现。心安静时泡出来的茶，是一种味道;心浮躁时，又是另一种味道，可谓心情如何，饮一口茶便知——仿佛茶水比我更清楚自己的心情。
很多人都在强调要“懂茶”，其实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懂茶，而是茶在“懂我”。
至于我为什么喝茶，是因为在一杯茶中会不小心瞥见众生……茶树是接受了阳光雨露得以生长，属自然之物，所以杯中不仅仅是茶和水，而是很多生命的合体，更有山川景象和各种虫鱼鸟兽，容纳了这么多的自然精华，叫我不得不爱。
在习茶的过程中，它带给我无穷的想象力和写作上的灵感，习茶令我的内心愈加沉静，同时也为我开启了另一个世界，行茶事就像画画和写作一样，可以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里任心驰骋，充满乐趣。
适度地为生命留白，适当地沉默能够储蓄能量，闭上眼睛，合上嘴巴，才能打开心眼，以安静打通身体的脉络，以调养自己的身体，平稳身心，让自己与自然、与大地、与宇宙建立和谐共存的关系。
我的心中有一间“茶室”，室内陈设均由想象生成，有时身在茶室外，手边没有茶具，但茶事依然可以在心中进行，每次在心中行茶事更要庄重、平和，因为它在意念中发生，行茶事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自己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你对它温柔就是对自己温柔，对它粗暴就是最自己粗暴。
如果心中有间茶室，那么即使手边没有茶具，依然可以在意念中完成一次庄重的茶事礼仪。这个想象中的礼仪，它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平静，保持心情愉快。
感谢茶，让我悟到了很多很多......
录综艺
开堂纯粹的音乐课
《音乐大师课》即将在北京卫视“开课”，16位6至13岁的天赋少年会在4位老师韩磊、曹格、林志炫、杨钰莹的辅导下，学习演唱百首中外经典歌曲。在四位老师中，韩磊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可以帮孩子加强对经典的认识”。对于什么是经典，他说：“经典是经得起岁月考验的，要经得起时代考验，至少要经过五十年。”
韩磊透露，在《音乐大师课》里，没有PK和淘汰环节，“所有的孩子都是为了得到专业的音乐辅导而来。它让音乐教育回归本身，更接近对音乐追求的核心，音乐理想也更纯粹”。
给孩子选歌像恋爱
在“课堂”上，韩磊要带4个学生，为他们选歌，“选歌就像谈恋爱，作为老师，我会因材施教，抓到每个孩子身上最闪光的点并把它激发出来。我希望这不仅是教音乐，更是一堂美育课”。
现在一些家长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孩子的音乐课外班上，有的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挣大钱”，干脆给孩子退学，不学文化课而专攻音乐，对于这些现象，韩磊坦言：“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到底什么方式的爱是恰当的。我认为钱就是钱，艺术就是艺术，尽管完全纯粹很难做到，但要学会剥离，让自己的内心纯粹是可以做到的。”
看“歌手”为韩红声援
去年，韩磊当选第二季《我是歌手》歌王，如今第三季正在热播。韩磊说他一直关注这一季的歌手。“创业容易，守业难，创作难，创新难，要赢得大家的肯定更难。”
这一季里，韩磊对李荣浩印象较深，直言他的踢馆失败是因为选错了歌。而在那期节目中，有网友认为韩红“排挤新人”，对踢馆歌手李荣浩表现冷漠，韩磊则为韩红声援：“我认为韩红那句话只是在开玩笑。她怎么可能排挤新人？得罪全国观众，那不是有病吗？”
做音乐
知道赔钱也掏钱出专辑
前不久，韩磊推出了新专辑《韩唱淋漓》，一套碟用四张唱片收录51首歌曲，包括《走四方》、电视剧《重案六组》片尾曲《风雨人生》、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主题曲《跟着你到天边》等。但在这之前，1991年出道的韩磊只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如此低调，他说缘于自己的随性，而选择在这个时候出专辑是为了总结和纪念，“我跟其中的一些词曲作家已经合作20多年了，其中有的作者已经不在了”。但众多影视歌曲里，《向天再借五百年》和《等待》这次没被收录进来，韩磊解释说：“我和《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待》的作曲张宏光还要再出一张专辑。如果一张碟收10首歌，光算我俩合作的作品，就能出八张半，89首。”
《韩唱淋漓》是韩磊自掏腰包出版的，摸着金灿灿的封面，他自我调侃：“可以负责任地说，出专辑必须是赔的。现在已经没人买碟了，手机给大家带来了方便，网络就是个文化超市，盗版那么多，但即便如此，我还要坚持出。”对于音乐和艺术，韩磊一直保持着一颗纯粹的心，“你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我希望我的艺术是无价的，但这份纯粹是要追求和付出的。”
长号钢琴做灵动的世界巡演
今年5月，韩磊将举办人生第一场巡演。他说，为了全情投入，连《爸爸去哪儿》也不去了，“我要做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巡回音乐会，目前国内的巡演地点还没有定，国外像奥克兰、悉尼倒是先定下来了，加拿大正在谈。”韩磊透露，他一直在苦思如何把这场音乐会搞得与众不同，“我不希望只是从头唱到尾，太闹了，真正意义上的欣赏少。我要求新求变就像一幅画，每分每秒都应该是灵动的。我希望这场音乐会是安静的，音乐会开始前，就算有1万名观众，会场内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然后我的音乐伴随着人们的呼吸一起一伏。我要让观众感觉两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这才叫美的享受。”
因为出道前曾是内蒙古交响乐团的长号演奏员，韩磊会在这次音乐会中重拾老本行，“吹拉弹唱我都会，吹长号，弹钢琴，我还计划重现100多人合唱版本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生活
爱茶误买假紫砂
韩磊爱喝茶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对茶文化有所了解，到了上世纪90年代更是痴迷其中，把茶文化当做一种生活乐趣，“茶是我的生活主题，平时走到哪都会带着。只要一安定下来，洗洗手，把茶具摆上，点上香，把茶一沏，坐在那儿就会感觉很安定，心情马上变得轻松、喜悦。”韩磊笑言，自己对于茶文化的了解经历了不少学习的过程，有的说起来还挺心酸，“我喜欢普洱，几百年树龄的老树茶，当时一激动存了点茶饼，现在价码还没涨上来呢。一开始还收藏，多的时候收藏过几百把，后来了解了之后，很伤心，因为很多不是紫砂的，花了买紫砂的钱，买回来的却是泥壶，泡茶泡出一股泥土的味道。”
当爸不唱红白脸
韩磊总给人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威严感，但其实做饭、持家、带孩子，他样样在行。在一对儿女面前，韩磊既不唱红脸也不唱白脸，只论对错，“我教育他们尊老、爱幼、平等”。现在，韩磊的儿子正上一年级，却总被小3岁的淘气妹妹打哭。“我家最淘气的居然是闺女，你说这随谁呢？我小时候可没这样。我家音响的罩子让她弄破了，碟让她掰断了，喇叭的振动器被她一脚踹出一个凹槽。我真是无语了，就算批评她，她也照踹不误。还有早上起床，她一早起来不会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温柔地叫爸爸起床，上来直奔脸，两只手一上一下，一下就把我眼睛扒开！”
茶掌柜的流水账朱雅清
有了感觉干啥都行
对于艺术家来说，感觉是最重要的。聊得开心，投脾气，韩磊的话才多，不然他就给你来个惜字如金。书法也是，韩磊用墨多，对纸和笔的要求很高，因为追求的是一种手感。他说自己写的不是字，而是感觉。做饭更是如此，没有什么拿手的菜，但一旦感觉来了，什么菜都能给你整成席。采访中，韩磊还向读者推荐了一首特有感觉、百听不厌的经典《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记者：有人说，您出生于易武的普洱茶世家，从小受茶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易武历史上众多的手工作坊和老字号茶品牌，并创造了辉煌的易武“茶庄文化”。历史上的40多个茶庄、40多个品牌，是与易武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产生于清代的茶庄文化，有自己的生命力，应该传承和保留。正由于挖掘、整理、传承了易武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才引来了众多的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人，才有了一批又一批的茶客到易武寻茶、做茶。“易武模式”适应了易武茶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满足了茶客对易武茶的特殊需求。
记者：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和您的弟弟妹妹都是易武“安乐”老字号的传人，您怎么看待自己家族的这个老字号品牌？
李会长：我和我的弟妹们是易武“安乐号”的第四代传人。“安乐号”种茶、制茶的始祖为李氏十四代孙李祖培（字鸿宗）。清嘉庆年间，高祖鸿宗到易武做生意，看准茶叶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从事茶叶。道光四年（1824年）曾祖举家迁到易武，见易武街土地开发余地不大，就到离易武街5公里远的地方落户，决心在此开发能与易武街一比高低的茶园，所以把这个地方叫“易比”。道光三十年，高祖鸿宗去世，曾祖李开基（字肇业）继承父业，并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五年间，历经乡试、会试，经学政选拔上报朝廷为贡士，后由于赴考途中生病，缺考殿试，朝廷敕授“例贡进士”，皇清敕“修职佐郎”之职，成了监督采办贡茶的“专职茶官”。祖父治家有方，事业有成，至光绪年间已办起了茶店、药店、将易比发展成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可与易武街一比高低的大寨子，并创建“安乐号”茶庄。
曾祖去世后，祖父李炳荣继承茶庄。1925年，祖父去世，留下不到3岁的独子李定伟——易武安乐号的第三代传人，我的慈父。2004年，在易武茶业再度兴起时，我父亲李定伟带着我大妹李春仙办起了茶厂，恢复了安乐茶庄。2008年4月12日晚上九点，父亲在易比去世。安乐茶庄由大妹李春仙掌管。
“安乐号”和易武所有老字号一样，是易武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安乐号”强调做茶先做人，我祖父在做茶、行医时，常常免收穷苦人家的医药费，免费让乡邻吃饭，特别注重与易比、易武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竭力营造百姓安居乐业、茶人平安快乐的氛围。
祖辈忠君爱民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父亲在辞世前告诫我们：“只要求你们一辈子做好人、做好茶，家庭要团结，茶庄要和睦，兄弟姐妹要扭成一条绳，发展茶业，复兴祖业。”
作为曾经谋划并推动过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我对云南茶产业健康发展寄予厚望；作为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被民族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深深感染；作为易武“安乐”老茶号的第四代传人，我对所有的“老字号”情有独钟。
我人生有很多支柱，普洱茶产业和文化是我人生一根重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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