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
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统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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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
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2、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3、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
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石爱发：扎根茶界,弘扬茶文化的传播
湖北是茶圣陆羽的故乡，有武当道茶、土家族茶等丰富的茶文化，凡来湖北喝茶的人都能品鉴到鄂茶的百千风味。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石爱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年来，湖北茶企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有一个积极的变化。这十年，他会扎根茶界活动，进一步弘扬茶文化的传播。下一步，要使湖北的茶文化走进大学、走进社区，利用茶文化带动茶产业的发展。”
茶企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通过这些年宣传也有了积极的变化，他们都认识到通过文化这个平台，带动和促进茶企业的发展。——石爱发
扎根茶界活动
“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于1999年8月成立，这些年，随着茶产业的发展壮大，研究会参加茶界活动越来越多。”石爱发告诉记者。
他说，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举办大型茶文化活动按时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03年，这是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活动是组织茶友访问法国，把东方的茶文化带到西方，并在法国举办了茶文化活动。这对当时的湖北茶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强了茶文化的交流。2003年10月16日，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在陆羽故里天门市举办了“湖北省首届国际茶文化节”。
“第二阶段是2004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举办大型茶文化活动处在发展阶段，活动举办有些起色。”石爱发说，“有特色的活动包括：2004年10月，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代表湖北茶界到日本参加国际茶道丹月流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与日本茶界进行了茶文化交流。2005年12月，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与武汉市东湖风景管理区，在武昌东湖长天楼联合举办茶界“纪念毛主席诞生112周年”暨“无我茶会”观赏活动，湖北省的多位老领导和武汉市的领导等300多位各界人士出席了活动，这个活动对宣传茶文化有很大促进。2006年4月，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协助制作的十集电视纪录片《茶叶之路》，在汉口循礼门饭店举行首映式。2008年6月，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与湖北省茶叶学会、湖北省茶叶协会等在武汉会展中心联合举办第一届“中国武汉茶叶博览会”。
第三个阶段，2009年至2012年。这几年，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组织的活动比较成熟。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举办三届“中国武汉茶叶博览会”，获得了茶界的好评。此外，该会加强了与台湾地区、香港茶界的交流，2011年6月，台湾嘉义县、市两级议会负责人访问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双方就两岸茶文化、茶产业交流、对接、互动，进行了广泛讨论。2012年8月，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带领70多个茶友去香港参加香港国际茶文化展。这些茶友有恩施的、有宜昌的、有襄阳的，通过参加。”
石爱发说，茶文化、茶产业、茶经济、茶旅游，如果茶文化做不好，茶产业、茶经济、茶旅游都不可能做好。如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每年会搞一个祭茶祖的仪式，这也是茶文化在企业发展的一个展示。湖北汉家刘氏茶业公司把汉朝刘邦文化融进茶文化中，让人体味茶的同时体味汉朝刘邦文化的特色。并通过这个文化，推动企业的发展。他们经常搞刘邦的活动，并成为常态。
“现在许多茶企意识到茶文化的重要性，茶产业的发展必须要通过文化来带动。”石爱发说：“这是近些年来湖北茶界的一个巨大变化。”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中国茶文化糅合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最绚烂的花朵！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因此，在中国，品茶是高雅的象征，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典雅行为。
金光华董事长李亚鹤出身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简朴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少年时期，他对茶的理解仅仅是“解渴的绿色饮料”。后来，李亚鹤来到深圳打拼，经过一番努力后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承包一些小的项目。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与开发商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了茶文化。但是，对于白手起家的李亚鹤而言，这个时候还不是他品味中国茶文化的时候。
1995年，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李亚鹤开始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经过多年的奋斗，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终于成为了一家市值数十亿的大型民营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亚鹤开始真正接触茶文化，学习茶文化，了解茶文化，品味茶文化。
不过，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亚鹤最喜欢红茶，尤其是功夫红茶。李亚鹤认为，红茶虽然看上去没有绿茶美观，但却能够养胃，还具有防龋、延缓老化、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抗癌、抗辐射、减肥等功效，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对人有着莫大好处的茶饮。
中国是茶的故乡，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茶文化已有四五干年的发展历史，且长盛不衰。茶文化之所以如此受推崇，还因为它融合了佛、儒、道等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
中国有悠久的茶叶历史，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而且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广泛的茶文化资源。同时，多种珍稀茶品种也让茶文化不断提升，逐渐步入文化产业的中流砥柱。
目前在中国盛产的茶中，大红袍以及云南的普洱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因此对于茶的生产管理模式也逐渐引发的人们的思考。
大红袍又名丛茶树，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高岩峭壁上，岩壁上至今仍保留着1927年天心寺和尚所作的“大红袍”石刻，这里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大红袍茶树现有8株，都是灌木茶丛，叶质较厚，芽头微微泛红，阳光照射茶树和岩石时，岩光反射，红灿灿十分显目。“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是：外形条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绿相同，典型的叶片有“绿叶红镶边”之美感。大红袍品质最突出之处是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岩韵”明显。大红袍很耐冲泡，冲泡七八次仍有香味。正是由于数量的稀少，以及生长环境的种种因素，让目前大红袍的市值不断上升，而如何让正宗的大红袍屹立不倒也是茶产业所面临的严苛考验。
普洱与大红袍的境况似乎略有不同。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数百年来以“普洱”二字出名，历来都有无数对于普洱茶这个名字的这种论断，然而，云南布朗族先民是最先种植茶树的民族，普洱茶的名称，也和该民族先民的名称有密切关系。普洱主要产自云贵高原。一般而言，优质普洱茶在七个方面都有突出的特征，即：质，形、色、香、味、气、韵七品俱佳。这些深具文化底蕴的茶，让中国的文化产业充满着多元化魅力，而同时，如何将这种独有的魅力增值也成了今天茶产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中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
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的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明清废团茶、散茶大兴。烹煮过程简单化，甚至直接用冲泡法，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明清罢团茶，在中国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广大茶农劳役之苦，而且使饮茶的方式，饮茶器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人们对茶、饮茶器皿的爱好与审美情趣，也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烹饮方法及陶瓷饮茶器皿不断演变而发展。另外，由于饮茶者饮用各类散茶，各类精美陶瓷茶壶就应运而生。制作出现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紫砂与瓷器相互竞争，发展迅速。以制壶妙手供春，时大彬等所创造的宜兴紫砂壶，在明代中期蓬勃兴起，价胜金玉、为人所珍、久盛不衰。除宜兴紫砂壶以外，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茶具日益向精美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永乐至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甜白茶具最为精美。质地坚而细密，体胎轻薄，造型精巧，驰名中外。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有提梁壶，把手式，长身、扁身等各种造型，壶身绘于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装饰方法也丰富多彩。有：青花、斗彩、釉里红、颜色釉等；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陶瓷已达鼎盛时期，其胎质坚细、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特色。特别是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宫廷用茶壶，极其精工，华美绝伦。至明清以来，茶之种类日益增多，茶汤色泽不一，壶重便利，典稚或朴拙、奇巧，杯则争妍斗彩，百花齐放。
古往今来，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北京、西南一带喜用瓷制的盖碗茶具，即所谓“三件套”。由一个口大底小的茶碗，一个小茶托，和一个碗盖组成。它有四大好处，一是盅小于碗，上大下小，注水方便，还能让茶叶沉于底，添水时茶叶翻滚，易于泡出茶汁：二是上有隆起的茶盖，盖沿小于盅口，不易滑跌，易凝聚茶香，还可以来遮挡茶沫，饮茶时不使茶沫沾唇：三是有了茶托，不会烫手，也防止溢水打湿衣服；四是保温性能好。北京气候寒冷，茶具以保温为佳，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称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里包含着“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古代哲学的道理。
浙江和江苏一带习惯用紫砂壶冲泡或直接用瓷杯泡茶。紫砂是江苏宜兴窑场烧造的紫砂炻器，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珍视，除了色泽古朴凝重，造型千姿百态，具有更高艺术鉴赏价值之外，主要在于它内蕴的趋于臻境的实用价值。壶体致密坚硬，不上釉，取天然泥色，泥粒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结晶，晶体间有一定空隙，盛茶既不渗漏，又有一定透气性，用其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味，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冷热适应性好，冬天注入沸水或置文火炖烧，均无胀裂。壶体大小适合，一壶握在手中，手感好，既觉温暖，又不烫手。紫砂壶主要以器型取胜，或仿自然界瓜果花木，虫鱼鸟兽，或以几何形体造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器型千变万化。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一身。
广东潮洲，汕头和闽南一带的人有饮工夫茶的嗜好。关于功夫茶名称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泡功夫茶的茶叶制作特别费功夫；有的说是因为这种茶味极浓，杯又特别小，需花上好长时间一口口品尝，品茶要磨功夫。还有的说，是因为这种品茶方式极为讲究，操作技艺需要有学问，有功夫等。功夫茶饮茶器皿非常讲究，用一般紫砂陶还不行，需要用潮州泥制壶。此地土质松软，所制陶壶更易吸香。功夫茶极浓，茶叶可占容积七分，以浸泡后茶叶涨发，叶至壶顶，方为恰当分量。第一泡的茶，并非饮用，而是直接以茶水冲杯洗盏，称为“开茶”或“沈茶”。一开始就造成茶的精神气韵的气氛。冲二道水，这时不仅茶叶已开涨，而且性味具发，便开始行茶。泡到五、六次，茶便香发将尽，最后一巡过后，主人会用竹夹将壶中茶叶夹出，放在一个小盅内，请客观赏，称为“赏茶”。
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则更重讲究，不仅要好用，而且要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饮茶器皿作为功能效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两个方面：物质功能是指饮茶器皿必须是生活实用品，是为人们使用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良好的饮茶功能是构成饮茶器皿形式完美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功能合理的器皿就能成为美的器皿。功能效用不能取代形式美，但是完美的造型必需具有良好的功能。精神功能是饮茶器皿不仅在使用时能看到并要接触，不用时还能作为艺术陈设品，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所以饮茶器皿必须造型美观，以满足人们的审美爱好，陶瓷饮茶器皿是功能、物质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表现，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具有一定艺术效果的欣赏品，是使用功能与形式美感的统一，科学技术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需求的陶瓷饮茶器皿要更多、更好、更新。时代赋予现代陶瓷美术设计师的历史使命，就是去研究中国传统饮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探讨各地域、各民族的饮茶习俗习惯；掌握陶瓷饮茶器皿生产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创造更多、更好、更新的陶瓷饮茶器皿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
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世界。这一切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予品茶以丰富的审美情趣，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1235―1309）．南宋开庆元年（1259），南浦绍明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是从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刘元甫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名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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