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占其一。与三两知己,沏一壶清茶,或谈古论今,或吟诗作赋,心清静,情恬澹,无穷的乐趣在淡淡茶香中徐徐展开。

以茶沐心,自古是人们推崇的喝茶雅致。喝茶之风兴盛的宋代,其饮茶方式更是层出不穷,并且比唐代人更为讲究。唐代出现了细煎慢品式的饮茶方式——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而宋代一改唐代的煮茶法为点茶法,即不再把茶末投入水中煎煮,而是先将饼茶碾碎,放在茶盏用开水冲注,然后用“搅茶公子”(即茶筅,一种竹制的打茶工具)充分搅拌,搅拌到满碗出现细密的白色泡沫时,便可慢慢品饮了。随着“用沸水冲泡调制”茶饮的花样出现,宋代文人间开始流行一种“斗茶”雅风,后来深入民间,相沿成一种社会风俗,并与“烧香、挂画、插花”并列为宋代的“四艺”。

斗茶,也叫点茶、斗茗、茗战,是一种雅玩游戏。内容大致包括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往往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

斗茶品,即是斗茶的品质。先斗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其次,斗茶汤,谁的茶汤在碗边先沾上茶痕,谁就为输家。茶百戏,即分茶,在茶上现画成诗,注汤成字,非常奇妙。宋代陶毂在《荈茗录》写道:“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于汤表。”当时“注汤成字”最著名的是僧人福全,一杯一句诗,四杯一首诗,而且久久不消。

行茶令,则是一种风流文雅、睿智隽永的游戏,有点类似于行酒令,酒令输赢皆可喝酒,而茶令却规定赢家方可饮茶,输者不许品茗,更见其游戏的战斗性。品茗行令,既可以融洽气氛,又能提高饮茶品位,继而文人雅士都争相效仿,到宋代风行一时。生活优渥的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不仅爱茶,更嗜好行茶令游戏,而且还独创了一种妙趣横生的茶令。她与丈夫赵明诚常聚在闺中煮茶品茗,喜玩一种“赌书戏茶”的行茶令。“赌书戏茶”,即是以泡茶行令,一般是问答式,以考经史典故知识为主,如某一典故出自哪一册、卷、页、行等,以是否说中来决胜负,胜者可饮茶以示庆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叙了她与赵明诚共同行茶令的趣致场景:“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看来两人在行茶令中,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的李清照总能获胜。茶令为他们的书斋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次穿梭时光的机会,你喜欢穿梭到哪个年代?据说很多人选择的是宋朝,原因是因为宋朝风流儒雅。的确,光是看看宋朝的斗茶游戏,就已足见其风流之本色,儒雅之乐趣。以前我一直没想好该选择穿梭到哪个朝代最好。写完这篇文章,我真的很想穿梭到宋朝,一睹斗茶的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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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可雅心,真能解忧?


看天上云卷云舒,叹心中茶起茶落。

在喝茶中沉淀内心,在工作中磨砺心性。

好茶在手,一人得幽,二人得趣,三人成品,

于尘世偷来闲暇时光,不啻为人生一大乐事。

茶可雅心,放下身份虚荣贪欲才能得到平静。

茶道的中心是“和、敬、清、寂”,可养心修德。

和,是自身内心的和,即静,

内心世界要能静下心来,六根清静,

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的关系和谐。

敬,即是重外界、重自我、重他人,

重故人,重微小事物,只有尊重存在,

才会谨小细微,才会谦虚豁达。

清,即清洁、清爽、高洁。

听茶叶在沸水中翻滚,品着杯中之清茶,

如一泓清泉淌过心扉,涤尽心灵的尘垢。

寂,涅槃寂静,熄灭了心中诸般欲火后宁静的状态。

有度的追求物质和享受,不可过度、过激。

追求自由和幸福,不崇尚奢靡享受,挥霍浪费。

茶可雅心,亦能行道,内心平和,修心养德。

心若静如茶,风奈何?


心静了,才能听见自己的心声,心清了,才能照见万物的本性。不甘放下的,往往不是值得珍惜的,苦苦追逐的,往往不是生命需要。人生的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所以我们要学会,停下来笑看风云,坐下来静赏花开,沉下来平静如海,定下来静观自在。心境平静无澜,万物自然得映,心灵静极而定,刹那便是永恒。

一把陈壶,装上二月的新绿,岁月的炉火,烹煮云水生涯,日子在茶中,过得波澜不惊。桃花酿酒,春水煎茶,多么诗意,多么风雅。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我人生的杯盏里,淌着的永远是一杯无味的白水。

世间本无如来,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无。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净,心是莲花开。佛,无处有,佛,又无处不在。心中若有美,处处莲花开。水不洗水,尘不染尘。

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就像水清则无鱼。人生有一点点甜,也有一点点苦,有一点点好,也有一点点坏,有一点点希望,也有一点点无奈,生活才会更生动、更美好、更韵味悠长。再好的人也不会十全十美,再美好的爱情也不可能纤尘不染,你若试着包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糟糕。

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控制好心情,生活才会处处祥和。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最出色的你。

静静的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雅士茶道 茶助文思以茶雅志


饮茶的境界与文人雅士崇尚田园山水、恬然淡泊的生活情趣相对应。以茶会友,以茶雅志、以茶立德,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士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在唐朝,以古都长安为中心,荟萃了大唐的文人雅士和茶界名流,如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王维、韩滉;音乐家白明达、李龟年等,他们办茶会、写茶诗、品茶论道,以茶会友,整合了大唐茶道。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涉及茶事的诗作有600余首,诗人有150余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李白的《赠玉泉仙人掌茶》、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白居易的《茶山境会亭欢宴》、杜牧的《题茶山》、柳宗元的《竹间自采茶诗》、温庭筠的《采茶歌》、颜真卿等六人合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等,都显示了唐代茶诗的兴盛与繁荣。

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唐白居易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

红帋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宋人茶诗较唐代还要多,有人统计可达千首。由于宋代朝廷提倡饮茶,贡茶、斗茶之风大兴,朝野地下,茶事更多。同时,宋代又是理学家统治思想界的时期。理学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阶段,强调干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而要自我修养,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宋代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知识分子经常十分苦恼,但他们又总是注意克制感情,磨砺自己。这使许多文人常以茶为伴,以便经常保持清醒。所以,文人儒者往往都把以茶入诗看作高雅之事,这便造就了茶诗、茶词的繁荣。像苏轼、陆游、黄庭坚、徐弦、王禹偁、林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辙等,均是既爱饮茶,又好写茶的诗人。欧阳修论茶的诗文不算多,但却很精彩。

《双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

宝云日铸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

群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

饮茶可以益思,故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为一些作家、诗人及其他脑力劳动者所深爱。如法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美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和我国著名作家姚雪垠等都酷爱饮茶,以助文思。

禅茶一味:以茶可行道 以茶可雅志


“茶道”如月,人心如江,个味不同。

什么是道?什么又是茶道?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近年对茶道见仁见智的解释才热闹起来。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台湾学者刘汉介先生提出:“所谓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与意境。”

其实,给茶道下定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茶道文化的本身特点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时,佛教也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把茶道作为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反倒失去了茶道的神秘感,同时也限制了茶人的想象力,淡化了通过用心灵去悟道时产生的玄妙感觉。

用心灵去悟茶道的玄妙感受,好比是“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耀金”有的“静影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水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清,白云明月露全真。”月之一轮,映像各异。

“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禅印茶心:以茶味参禅,以禅心品茶


禅茶一味

茶谓道,禅谓境。茶道近禅,其实不必刻意。禅道至茶道到修行崇尚的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在日常生活到煮水煎茶中,品一杯香茗,参一种禅机。以茶味参禅,以禅心品茶。

禅是一杯茶,禅和生活打成一片,如茶和水一般,茶味即是水味,水味即是茶味,茶水交融,密不可分。这种修行理念不仅默契佛陀的本怀和佛法真意,而且特别契合现代人的根基,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

茶冲洗了五脏六腑,禅净化了心性灵魂。在简约、淡泊的口味里,在清汤茶水中静心关照,止心止欲,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此心无住。茶能够积淀馥郁的心事,禅则涵盖了所有的春夏秋冬。一缕清风,一片清兴,暖暖的禅意万万全全泡开了它。在深棕色浓香中举起杯子,高冲低斟、细啜慢品,茶汤又涩又苦,同时微甜的味道在舌上的每个胃蕾上跳跃起来,满嘴清香,含有南北风雨的浮尘,有四季风霜的味道,有风雨过后的平静与淡泊。

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这证明,日本茶道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茶道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

茶在生理上使人宁静、和谐。在精神层面上,茶道提倡的清雅、超脱、俭德、精行,正合禅僧体悟佛性的法门。在其他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时候,煎煮一杯香茗,观察水沸茶滚,沫起香逸,思绪似乎走过千山万水,长长岁月,慢慢涤荡胸臆,最后归于心灵上从容、安寂,所谓的"始于忧勤,终于安逸、理而后和。"这与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具有相同的价值归宿。

禅有禅悟,茶有茶思。不论是从茶的角度谈禅,还是禅的角度谈茶,禅与茶的契合,不仅仅停留于"体用",两者的文化内涵相互浸润,更达到一种深长悠远的精神境界。人生从容的韵味尽在其中。此间心无旁骛,还有何等琐事不变得简单超然?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正如同一味的悲绝。人生如果像乏茶是无法使人振作的,拒绝隔夜茶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和靓丽。沉浸在茶禅淡若清风的魅力和空间,淘洗了面上的颜色,也洁净了心上的浮尘。惟有一份朴素安雅在心间荡漾,在衣鬟鬓影间顾盼自若。

斗茶习俗


斗茶,又称“茗战”,顾名思义,是将品评茶叶质量作为一场战斗来对待。“自在雅集”茶舍的主人、对茶文化颇有研究的余闻荣先生介绍说,斗茶始于唐,发展至宋代,已然风行南北。从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到行吟山水的文人骚客,从策肥御轻的王孙公子,到车水卖浆的芸芸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事。

“斗茶”斗什么?一斗汤色,茶汤色泽以纯白者为胜,纯白表明茶叶采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二斗水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若汤花均匀细腻,则可咬紧盏沿,久聚不散。

要使汤色纯白,汤花咬盏,除了茶品要新,用水要活,器具的选用也是一门学问。“宋代所用的茶品多为饼茶,因而要将饼茶碾为茶末。”要碾茶末,必要用到茶碾。余先生茶舍中所藏的铁质茶碾,为宋代所用,分碾槽与碾轴两个组件。将捶碎的饼茶置于碾槽之中,手握碾轴顺势左右而动,碎茶饼就在吱吱呀呀的声响中,逐渐化为细碎的茶末。

仅仅是“细碎”,斗茶之人仍嫌不够。于是还要置备绢面的罗筛,将碾过的茶末用羽毛或是鬃毛从碾槽中刷出来,再用细密的罗筛一点点筛过,得到的茶末便如烟尘般轻盈细腻了。也唯有如此均匀细腻的茶末,形成的汤花方够匀细,水痕才能长久。

碾茶、罗茶过后,便要点茶添水。添水所用的器具,古人称之为“急须”。据余先生介绍,急须,即古代所用的水壶,质地多为瓷或石,边缘有留口,便于倒水。一般热水烧开后先注入急须,再以急须向茶盏内注水。“有的急须也可以直接置于火上加热,但若是瓷质,则表层不能挂釉,否则加热使会之崩裂。”余先生所藏的这一件急须,便是瓷质,表层朴素无釉彩。捧于掌上观之,造型质朴,憨态可掬:肚圆,留嘴,并配以握柄,易注水亦易倒水,可见古人心思细密,构思精巧。

急须注水入何处?自然是茶盏。要衬托上乘的白色茶末,黑釉盏无疑是斗茶者的绝佳选择。黑釉盏的釉内含有丰富的铁,烧制的过程中,含铁的釉顺势融化垂下,一丝一丝拉长变细,如同兔毛,于是便有了“兔毫盏”一说。受温度等因素的影响,黑釉盏也会呈现出“油滴”等性状。黑釉盏为何又被称作“天目盏”呢?余先生笑言,当年许多日本人来到浙江天目山进修,将黑釉盏由天目山带回日本,从此统称为“天目盏”,供之如国宝,极为珍视。

若想注水至天目茶盏,则另有一番学问。要先将适量茶粉用沸水调和成膏,再顺着茶盏的边沿添加沸水,边添边用茶匙击拂,此时茶汤表面便会泛起一层浓厚的泡沫,泡沫留在杯盏内壁的时间长者,即为胜出。

击拂茶汤的过程中,盏面上的汤纹会变幻出各种奇妙的图案出来。这是宋代颇为流行的烹茶游艺,叫做“分茶”。陆游曾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描写的便是这妙趣横生的景象。

几百年的光景流逝而过,“分茶”所成的丹青水墨已散于轻扬的茶烟中。“斗茶”已成历史,然而那些古人手中握过的茶碾,炉上暖过的急须,唇边触过的茶盏,仍旧安静的端坐于余先生自创的茶舍“自在雅集”中,记录着一段丰富而鼎盛的“茶生活”。对于收藏者余先生而言,每一件藏品,都是一种品茶的心境。在某个秋风乍起的午后,邀三五好友,倾谈,听曲,细细品茶而不“斗”,于是“洗尽古今人不倦”,别有一番赏茶情。

心即佛则茶是心


佛是茶的升华,茶是佛的禅心。佛与茶的同共诉求和凭藉是心,是感悟,是顿想,是自我修行,是生命协调。佛要清除人类心灵的杂尘,茶则是洗净上面的污垢,不留一丝细痕。茶是人、神、佛共同的饮品,是天堂、人间、地狱一致的灵魂净化精、身体洗礼水。

佛僧自古习文诵经品茗,佛文化中凝铸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具神韵。佛为众生,茶蕴万象;佛度俗人,茶净苍生,一佛一茶,如水光山影,自然相生。

茶味是诗词的神韵,而诗词无佛,则诗词无灵、无境、无气、无味,茶道与为文之道为佛之理密切相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茶、文,至此极境,功名、利禄、色欲、俗念,何以再求?

心即佛,而茶是心,则茶即佛。清灯古寺,佛法无边。茶清如露,心洁如佛,佛者,茶也。禅茶一味,共参禅机、茶理。静为佛之首,空为佛之本,苦为佛之身,隐为佛之理,欲守佛道,必参苦禅,欲破苦念,必习苦茶,茶者,真佛也!

中国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表现为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哲学基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言语思索;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审美诉求;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茶道美学的基本法则。四大支柱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茶道美学大厦。

茶人们既创造美,也可欣赏美;与其说是欣赏茶艺茶道,不如说是在感悟自己的人格和超越自我的情操风骨。

魏晋茶风茶俗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廿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

日本茶文化弘仁茶风


公元805年,留学僧将茶叶传入日本,此后在日本贵族阶层中渐渐掀起“饮茶风”。这一时期的饮茶文化,以嵯峨天皇(公元809—823年在位)为主体,以弘仁年间(810—824年)为中心而展开。在嵯峨天皇的影响下,弘仁年间是唐文化盛行的时代,饮茶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形式而接受和推崇。弘仁年间可以说是古代日本饮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史称“弘仁茶风”。

嵯峨天皇身边女官惟良氏的一首汉诗描写了当时饮茶的情景。

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撷为茶时。

山傍老,爱为宝,独对金炉炙令燥。

空林下,清流水,纱中漉仍银枪子。

兽炭须臾炎气盛,盆浮沸浪花。……

吴盐和味味更美,物性由来是幽洁。

深岩石髓不胜此,煎罢余香处处薰。

饮之无事卧白云,应知仙气日氛氲。

——《经国集·和出云太守茶歌》

据《日吉神社秘密记》记载,公元805年,赴唐留学僧最澄(762—822年)回国,携带了茶籽赠送给京都比睿山的日吉神社栽种。这是日本最早栽种茶树的记载。至今比睿山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成为日本栽种茶树之始的标志。另一留学僧空海(774—735年),公元806年回国时也携带茶籽,献给嵯峨天皇,并于奈良佛隆寺栽种。至今佛隆寺还保存着由空海带回的茶碾和茶园遗迹。

最澄留学中国浙江天台山,于日本比睿山修建延历寺,创立日本天台宗。另一留学僧空海与最澄公元804年同期留唐,空海留学长安,后于和歌山县高野山修建金刚峰寺,创立日本真言密宗。真言密宗同天台宗并称“平安二宗”,对当时的文化和宗教产生很大影响。最澄和空海与嵯峨天皇交游,向天皇介绍大陆的文化,风俗习惯。其中他们同天皇一起饮茶的情景多次在日本古代汉诗集中出现。

在古代日本的饮茶文化中,饮茶的风俗只限于皇室周围。嵯峨天皇在宫廷内东北角,开辟茶园,设立造茶所,一直到平安末期。这里产的茶只供宫廷和贵族饮用。饮茶的方法同中国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饼茶煮饮法完全一样。所用的茶也从中国带来,只在个别寺院和宫廷中有极少量种植。尽管当时嵯峨天皇命令种茶贡茶,但当时的文献中完全没有贡茶的记录,也没有茶叶贸易的记载。随着嵯峨天皇去世,唐风文化的黄金时代过去,日本古代饮茶文化进入沉寂期。除文人对饮茶活动继续关注外,不再见到关于茶叶详细描述。

尽管弘仁茶风衰落,但仍可找到许多平安前期关于茶的零星记录。茶的药用价值渐渐被人们发现。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在流放筑紫时写下“烦懑结胸肠,起饮茶一盏”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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