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延伸阅读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江南渐入雨季，雨中宜饮茶。平时多喝绿茶，知堂老人对绿茶情有独钟，喝茶时很自然地想起他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茶意如斯，喝的是一份淡泊。可最近读潘向黎的书，提到茶禅一味，最应该用白茶。对白茶，生向往之情。
喝白茶之前，闻白茶名，以为叶是白色，茶汁如乳。得白茶一小包，佳茗似佳人，不由起了珍重之心。雨日不外出，取玻璃杯，打开装有茶叶的小袋，茶香已在鼻际，取出茶叶几枚，托于掌心，叶披白毫，纤细如针。
白茶是茶中贵族，宋徽宗应该是它的推崇者，他在《大观茶记》中写道：“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茶自山中来，得茶心欣喜，赞其如玉在璞，白茶当之无愧，茶生山林时抱朴守静，叶入杯中茶意漾动，又是一番归真返璞。
喝白茶需要耐心。在等待茶叶舒展到以茶为伴的过程中，得一份冲淡平和，卸下心灵中的疲倦，拂去尘嚣中的浮尘，只一颗素心对茶，得一份禅意已足。白茶在水中，起初似乎静止不动，十余分钟，叶片缓缓展开，茶色微黄，茶香倒不如刚打开袋时那么浓，思绪被杯中的绿意牵引到种满茶树的山间，茶随山势起伏，沐雨露，受云雾，方得嫩芽若许。初次兑水，抿一口，茶味极淡，茶香若有若无，但我知道，品得白茶真味要等得，两泡过后，此时叶片漂浮，令人心生愉悦。白茶之韵，是空山新雨后，白茶之味，是天气晚来秋。杯中叶芽细嫩，汤色浅绿，香气幽微，向黎说夏日宜饮白茶，的确如此。
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中云：“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记得新茶上市时，陪父亲去茶市买茶，父亲拈叶少许嚼嚼，说有烟火气，弃之另选。而白茶用的是生晒之法，可以说是真正的“不近人间烟火”。白茶的制作工序少，属于轻微发酵茶，采摘新鲜芽叶，自然萎凋不炒不揉，直接晒干即可。白茶冠以白字，恰好也有这种朴素的意蕴。
车前子提到白茶时说有寄深情于更深的感觉。曾有人将车前子的文字喻为白茶，嗅之嫩香持久，观之玉白沉底，饮之清冽鲜爽。有白茶的意味的，还有丰子恺的漫画，尤其是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也是大片闲散的白，人去楼空，竹帘闲卷，一钩新月静静照着，木桌上的茶壶水正慢慢凉去。人生，不仅有友人相聚的热闹时光，还要耐下性子去品味这样淡定的时光。
胡明方：“希望工程”云南行
王咏刚
1993年8月16日，深圳莱英达昆明商业大厦前，胡明方―一个27岁的青年志愿者，告别了前来送行的热闹的人群，骑着莱英达赠送的“中华”自行车，开始了他为云南“希望工程”募捐的万里行程。
一年多后的1994年6月14日，鹿城楚雄。共青团楚雄州委和莱英达楚雄民贸大厦以极其隆重的方式迎接已走过13个地州83个县、行程9454公里、募捐6万多元的胡明方的到来。
黝黑瘦小的胡明方胸系红领巾，骑车绕城一周。所到之处，沿街群众投之以敬佩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鲜花，掌声，此时的胡明方表情依然那么平淡，整个思绪似乎沉浸在那一个个带着渴求的目光的乡村失学孩子的脸上……
同伴离去，他连夜摸黑往前走
胡明方，985年从湖南独自一人来到昆明，做过多种职业，起初对“希望工程”一无所知。1993年6、7月间，他所在的北京警通公司举行为“希望工程”义卖，他开始对“希望工程”有所了解，并与云南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的同志成了朋友。接触中，云南省贫困地区许多失学孩子的苦涩情景越来越撞击着胡明方那颗少年时亦曾因家庭困难而“艰辛”过的敏感的心。经过几天几夜的苦苦思索，他丢开了警通公司云南办事处舒适的办公座位，在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踏上了走遍云南为“希望工程”芬捐的万里旅程。
走遍云南？谈何容易。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高原人，又有几个走过，何况是在缺少食宿保障下“马不停蹄”般地行进。
“云南的天，云南的路，云南的山令人休”。原先还有个河南青年与胡明方同行，当他们从文山、红河到达墨江时，河南青年终于忍不住向胡明方提出了回返。人各有志，胡明方默默地掏出剩下的几个钱，与同伴共饮了最后的一杯酒，抱头惜别，然后毅然踏车顺思茅方向摸黑而去。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县、一州。顶烈日，冒大雨，风餐露宿，饱一顿饿一顿，蚊虫叮咬，黑夜兽叫。日子一天天过去，胡明方随身携带的两段10多米长的黄布横幅上，渐渐填满了捐赠留言。各地热心的单位、企业，除了写上鼓励、真情，一百、两百、一千、两千，以实际行动来救助失学孩子。截止6月14日到楚雄时，横幅上已留下上千家捐赠单位的留言，胡明方那张云南地图上，己盖有83个县市的区域公章。而募捐到的6万多元钱，胡明方从未经手一分。每到一地，他就到各机关单位、企业去发动捐赠，谈好后，转告各地团委组织带着收据去收取，或让捐赠单位将赠款汇寄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多来，胡明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全身脱了四五次皮，以自己的行动、真诚的宣传呼唤出一颗颗关心爱护下一代的同情心，表达出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救救孩子”!
山里的孩子送出他十多公里时，他流泪了“如果说，刚出来的时候我有时还会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沾沾自喜的话，那我现在每天的感受中，只有了苦涩、沉甸。这一年多来的所见所闻，使我几乎每一天都感到震动。”在楚雄，胡明方淡淡地这样说。
出发前，胡明方原打算只去80多个贫困县，可一走下来，他发觉在广大农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却无多大差别，“失学的孩子一样不少。”于是，他决心走遍全省各地，去看看更多的失学孩子。
在许多贫困乡村，胡明方看到了半数以上的适龄儿童家境贫穷无法上学。在海拔3000米的维西县康普乡，他看到“包谷把把盐巴茶，老婆孩子一火塘”就是当地的理想生活，一个5口之家，年人均粮食不到40公斤，一位民办教师领到的月津贴不到10元钱，许多有三四个适学孩子的人家，每天轮着让一个孩子去上学―认为都不去上学老师就没饭吃，以此支持老师……贫穷、愚昧，归根结底还是个“穷”！一路上，胡明方力所能及自己掏钱买了些铅笔、作业本发给那些贫穷的孩子，就连他离昆带去的六、七套衣服，到楚雄时送得也只剩下在身上的那套。“看到那些孩子，你会情不自禁想起为他们多做点事。”然而，面对众多的失学孩子，胡明方时常感到白己的内疚，自己的无能为力。
一年多的日日夜夜，胡明方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忍受了一些人对他的种种不理解。他曾被人当成“盲流”推销员甚至“骗子”而被拒之门外，遭过白眼。然而，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人们的善良与友爱。
在边境一线，边防哨所的武警官兵为他让铺让饭，为他开证明；火塘边、茅草屋，素不相识的老乡把他迎到家，端上平日舍不得吃的米饭、腊肉。在景洪宾馆，赶了几天路程的他疲惫地靠在大堂沙发上，请求住一夜，经理慷慨地打开标准客房，免费让他愿吃住几天，就吃住几天，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在中甸，东竹林寺喇嘛仲巴白马塔清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赠言：“尊敬的远方朋友胡明方，我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推动我们古老的民族走向新的文明。”并为他在藏区活动方便开具了藏文“路条”，许多藏胞向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在澜沧县，曾当过小学老师的县百货公司经理杨新华为他的行为所感动，除捐赠给“希望工程”一笔款项外，硬塞了一百元钱在他手中让他买点营养品。第二天，他把这一百元汇寄给了“希望工程”办公室；4月底，当他翻越白茫雪山风雪娅口到达奔子栏乡时，闻讯的几十名藏胞在风雪中等候了他4个多小时；每离开一个地方，许多孩子和各个单位的青年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在庐水县鲁掌完小，600多小学生列队打着“叔叔祝你一路平安”的布标从山头送他到山腰1o多里外，他流下了抑制不住的眼泪……
他觉得，人们越理解他，就越显示出“希望工程”的艰巨和失学孩子“想读书”的深切呼唤。
胡明方:营销云南的普洱大使。本文是《云南信息报》2005年11月26日“风云人物”专栏文章的一篇旧文，转载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普洱茶能有今天的繁华，他（胡明方）功不可没。
他出身寒门，饿过肚子，却大笔如椽、出手不凡，组织援建了十几所“希望小学“；
他为人谦和，说话礼貌，却“喜新厌旧”、一举出位，颠覆了中国茶界的传统外宣模式。
他就是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常委、首届“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普洱茶文化北京行组委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胡明方。
我对胡明方印象深刻。第一眼见他的时候，惊诧的是他的年青，距想像中那位布阵马帮八千里长征、誉享京华的“总指挥”天差地远；第二眼见他的时候，暗叹的是他的精明，和报道中那位慷慨仗义、满腔热忱地捐建了十几所希望小学的“慈善家”似乎毫不沾边；第三眼见他的时候，赏心的是他的质朴，与相传中那位春风得意、长袖善舞的“策划师”简直南辕北辙。
有人说，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用马这样的“交通工具”驮茶进京，是场代价高昂的“文化秀”。对此，胡明方非但不气恼，还“呵呵”地笑了：云南这支由120匹骡马、6位马锅头、37位赶马人组成的独特的大马帮，在跨过长江、黄河，翻越哀牢山、乌蒙、秦岭、太行山，穿越6个省市，用脚丈量祖国的名山大川的同时，不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云南热”、“普洱茶热”，使茶马文化、云南影响从南到北淋漓尽致地传播到首都北京，而且一路义拍义卖筹得善款416万元，在云南的贡山、宁蒗、勐腊、腾冲、施甸、墨江以及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建起众多所“马帮茶道希望小学”——如果谁能将文化也“秀”得如此果实饱满、金光灿烂，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文化秀”风起云涌、层出不穷。
回首168天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胡明方感慨万千又不胜唏嘘。这些分别来自彝、藏、傈僳、怒、布朗、哈尼、佤、普米、纳西、汉11个民族（另有一位摩梭人）的赶马人，在分别由贡山、宁蒗、施甸、腾冲、思茅、版纳等地赶到正式出发地——普洱之前，就遇到过泥石流的突然阻隔，罕见雪灾造成的雪崩塌方，穿越无人区迷失方向。在5月1日从普洱汇合出发，跨过六省市的80多个县市，10月18日抵达北京的历程中，他们又面临过暴雨突降、河水猛涨带来的马队几乎全军覆没，马帮遭遇火车受惊的四处狂奔乱跑，意外车祸导致的同伴战友的遇难身亡-----
与此同时，这支由多民族兄弟组成的云南大马帮，也以其千难万险不回头的特有毅力，深深感动了中国：在四川广元，进城马帮受到了上万市民的夹道欢迎和众多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的年青市民的十里相送；在川陕交界的剑门关，几百名群众拿着摄像机、照相机早早等候着马帮的到来，要拍下“雄关漫道”的珍贵镜头；在陕西周至，一位当地老大爷从很远的家里拉出一条电线到马帮驻地，为马帮通宵照明；在山西，被称为“中国儒商第一园”的常家庄园邀请马帮入园共度中秋佳节，五台山各大寺庙的主持集中为云南大马帮举行祈福法会，祝愿马帮平安进京；在北京，北京市民不仅打出了“北京人民欢迎云南大马帮”的巨大条幅，而且为每一位赶马人送来了温暖的新棉被和情意绵绵的保暖内衣，《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北京晚报》、《成都晚报》、《西安晚报》、香港《文汇报》、泰国《世界时报》等众多中央媒体、埠外媒体更是纷纷以显著位置报道云南“重走，再现历史盛事，一路播散爱心，为和谐社会出力”的这一壮举。
西安著名策划人贾宇虹评价道：这是一次文化包装产业的一例经典策划。她说：云南大马帮的这次远征，“像一座移动的博物馆，象播种机，象扬声器，把云南的资源淋漓尽致地传播到省外”。
而在胡明方看来，这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魂宝发扬光大，让饱含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茶品牌能真正地走向中国，使1200多万茶农早日脱贫致富，不仅是他，也是每一个云南人都应进一步深深思考的问题。
胡明方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12年前，他的最大愿望是建一所“希望小学”，为此，他曾历时15个月，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云南的120多个县，磨破嘴皮“化缘”到了一所“希望小学”。如今，“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活动的义卖捐献，又能援建起十几所希望小学。胡明方说，既然和普洱茶结了缘，他的今后道路，注定与此相系：“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独创的。下一步，我准备再策划一个‘挑担茶叶上北京’活动，让我们云南的普洱茶，在‘北京奥运’上风风光光，吸引全球的目光。”
在厦门文灶附近，有一家专门经营普遍不高，利润低，搭配点茶壶，才符合经济规律，哈哈。”吴明宪打趣道。茶壶很多，但其人生里的第一个茶壶却是他永远也舍不得割爱的。那是他18岁时从一个朋友手里用400元新台币买来的，养了二十几年后，这个茶壶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吴明宪不仅是爱茶人，更是爱壶人。朋友们都把“养”不好的茶壶寄在他那儿，经他悉心养上一段时间后，面貌马上发生很大变化。吴先生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秘诀，他不过是比别人更勤快些，每次泡完茶都要耐心地把茶渣、茶水擦拭干净。
吴先生说这些话时依然一遍遍地为记者添茶，经由他的手泡出来的普洱茶仿佛更多了几分清香。透过茶香的氤氲，我突然想起了林清玄在散文里说过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相近，然而善泡者自能泡出更清香的滋味，而善饮者能饮到更细腻的消息。”应该还可以加上一句：“善养壶者能品味更完美的人生。”吴明宪就是个善泡、善饮、善养壶者，生活虽然平淡繁琐，但他自能泡成一杯香茗。
“千里姻缘茶来牵”
喜爱普洱茶的吴明宪在厦门惊喜地找到了另一半。他们的故事，开始在9年前的厦门。
那时，刚从台北来的吴先生和重庆女子杨艳萍在这个温馨的城市相遇，朋友聚会上，满口普洱经的他吸引了她的注意。浓郁的普洱香味，唤起了她小时候关于重庆沱茶的记忆，“直把他乡作故乡”。席间，他也觉得这个重庆妹子“很不错”。
年逾40的吴明宪告诉记者，他已过了一见钟情的年纪，他要找的是合适的另一半，而在他看来，最平常的生活才能最了解一个人。
吴明宪和杨艳萍从朋友开始做起，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时，他留意她的处事方式、对待朋友的态度……
在“考察期”里，吴明宪和杨艳萍做得最多的事是泡茶话仙（闽南语，聊天），他喜欢泡普洱给她喝，而她也喜欢喝他泡的茶，氤氲茶香中，两人谈天说地，越谈越投缘。就像越陈越香的普洱一样，他俩的这一泡“恋爱茶”，一泡就是5年。
2006年，他们在厦门结婚了。
婚后朋友们笑着说，这也称得上是“千里姻缘茶来牵”了。
吴明宪认为，夫妻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能够沟通。“若要求你的另一半和你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人本来就是一人一种，更何况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呢。”为了消弭这种“隔阂”，他们现在习惯在晚上泡上一壶普洱，相拥而坐，细品、细看。这样的平淡生活，他们甘之如饴。（薛洋、蔡志超）
人物介绍：刘益成号茗悟，祖籍广东汕头，从小爱茶，潜心钻研中华茶文化。现任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昆明茶叶行业协会会长、全国茶业行业战略联盟主席、中国国学院大学茶艺茶道专业客座教授、中国茶叶学会理事、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高级茶艺技师、《中国茶业》杂志编委。
云茶文化历史悠久
据了解，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560万亩，位居全国第一，有94个主要产茶县，分普洱、临沧、版纳、德宏、保山5个主产茶区，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云南天高云淡、水源清洁、空气清新、生态优良，拥有优越的茶树生长环境和优质的茶树品种资源，尤其在低纬度、高海拔地带，远离污染源，土壤肥、日照足、云雾浓、湿度大，特别适应云南特有大叶种茶树种植，茶叶具有芽叶肥壮、萌发较早、生长旺盛、采摘期长的特点，生产的红茶、普洱茶和绿茶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云南省形成了多民族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茶饮习俗。各民族之间，通过彼此渗透，相互促进，融汇成独具韵味、魅力无穷、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民族茶文化，成为云茶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依托。
云茶产业将快速发展
近些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顺势引导和社会各界强力推介，使“云茶”成为了继“云烟”、“云花”和“云药”之后的又一知名品牌，“云茶”产业全面发展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历史的沉淀，健身的功效，精神的享受，耐贮的特性，社会的进步，催生着“普洱茶热”，保健功能的广泛认知，以及较小区域的种植范围、产量，日益提高的加工标准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的市场份额和消费群体仍将呈稳步发展趋势。尽管出现了投机与炒作，但也要冷静分析、理性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行为可能在短期、局部带来一些价格的波动，但只要引导得好，这可能是一个发现产品真实价值和去伪存真的过程。
认清差距规划突破瓶颈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沉淀，但和福建、浙江省相比，云南是产茶大省，还算不上是产茶强省，茶叶种植面积虽然第一，但产量却排第三，产值估计只能排第五。刘益成进一步介绍，以福建安溪为例，其涉茶行业迄今总产值逾90亿元，而云南全省不过200亿元，差距明显。云南茶业的发展瓶颈正是在流通流域和品牌打造上，而这些，正是云南茶叶流通协会亟需加强的工作。
刘益成介绍，2013年初，云南茶叶流通协会在征求了所有会员的意见后，确定了“和谐、厚德、开拓、奋进”为云南茶人精神，并在此精神指引下，立志要将云南发展成为茶业强省。和谐、厚德，即云南26个少数民族应同心同德，借助云南天赋的优质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做有机茶、生态茶、良心茶，这也是所有茶人必须具备的茶德;而开拓、奋进，则是指云南茶业要大力开拓东盟市场，升级粤、港、澳、台四地市场并加快“南茶北进”，这将是未来云南茶业的核心发展方向。
来源：《中国茶业》杂志第14期南坊宗启是安土桃山时代（1573～1598）的茶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宗易居士（1522～1591）的入室弟子。南坊宗启编撰的“利休流”茶道秘传书《南坊录》（《南坊录》为千利休弟子南方宗启所着“利休茶汤传书”。分为“觉书”、“会”、“棚”、“书院”、“台子”、“墨引”、“灭后”等七卷。虽然学术界及茶道界关于着者南方宗启本人以及《南坊录》成书经过等多有疑义，但仍是了解千利休茶道理论的一部重要茶书。）中，介绍了其师千利休当年在位于“堺”（今大阪府堺市——译注）的南宗寺集云庵品茗会上的一段史话。
这段史话以南坊宗启提问、千利休作答的形式展开。南坊宗启问道：“一般来说，茶道以‘台子’（原指正式茶道摆设风炉、杓立、盖置、建水、水指等一系列茶具的茶具棚架，这里特指正式“茶事”——译注）为本，但是师父您经常对我们讲‘茅棚小屋品茗会更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为什么呢？”。
千利休听后缓慢地开口答道：“小草庵之茶汤，首先以佛法为修行得道之根本。讲究茶室排场，追求美味佳肴，乃世俗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陀之教诲、茶汤之本意。所谓茶汤，即汲水、取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饮、插花、焚香，此等行为皆为践行佛祖之行。至于其中详细，宜自行思忖研究。”
自古以来，这段名言脍炙人口，淋漓尽致地表达传授了千利休倡导的茶道精神。
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1544～1590）依据随其师习茶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编辑了茶道秘传书《山上宗二记》（《山上宗二记》为利休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所撰“名物记”及阐述千利休茶道的茶汤书。山上宗二在武将丰臣秀吉攻打小田原城时，被其君主丰臣秀吉割掉耳鼻处死。）。《山上宗二记》中称：“茶汤风采尽在禅也。”或：“茶汤由禅宗而出，故专依禅僧风范。珠光、绍鸥皆禅宗也。”这段记述是在教诲天下茶人：茶汤之道源于禅宗，所以茶人应该效仿禅院僧侣专心侍佛的心境，修习茶道。并列举了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精神的村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为日本茶道创始者。曾拜一休和尚参禅。后经日本室町时代连歌师、画家，侍奉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左右的能阿弥举荐，教授酷爱艺术的足利义政茶道。）和武野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为日本茶道史上名人。继承村田珠光茶风，并将其传于弟子千利休。）两位茶道先人。
禅茶一味，日本饮茶风俗的普及，茶文化的发展和茶道的形成，源于禅林“茶礼”的礼法及其精神。名留茶道史册的茶道巨匠的创作精神和艺术修养，都来自投身禅门、参禅修行、内观自省的体验和悟证。日本茶道界，尊奉村田珠光为“佗茶”开祖，因为他在“四席半”的有限空间里，创造了追求“茶禅一味”、“和静清寂”之无限艺境的“佗茶”。
室町时代的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原为奈良称名寺的僧侣，后移居京都，拜大德寺一休禅师习禅，开创了禅风浓郁的“点茶法”，被誉为“佗茶”之祖。所谓“佗茶”，为茶道流派之一，流行于桃山时代。“佗茶”追求拙朴、简素、恬淡、冷峻、清寂的精神，与东山时代流行的“书院茶”茶风迥异，由千利休大成。
武野绍鸥（1502～1555）为室町时代后期的茶人，师从村田珠光的门人宗陈、宗悟修习茶道，奠定了“佗茶”的实践基础，而后传至千利休。
《山上宗二记》还记述：“道陈、宗易（利休）以禅法为要。”这里是说，统率“东山流”（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命令擅长艺能的“同朋众”即侍者能阿弥创立的茶道流派之一——译注）的堺的茶人北向道（陈北向道陈（1504～1562）系出身于堺的茶人，为千利休的茶师。曾向武野绍鸥举荐千利休。），以及其弟子千利休都颇受“珠光流”茶道影响，而以禅法为茶道之要。
《南坊录》着者南坊宗启出身于堺的富商“淡路屋”，师从当地禅通寺的春林宗俶参禅（参禅，即拜师坐禅修行。）修道，由“喝食”（喝食，即唱喝之意。僧堂进斋时，向僧众宣告斋食内容和进斋方法。“喝食行者”一般以少年僧居多。）、“藏主”（藏主为各藏、殿主管，负责掌管禅宗寺院的“看经阅藏”。），进而升任“首座”（首座为禅院中位于僧众之首的职位。），人称“庆首座”，师从千利休参究茶道之法。
天正十九年（1591）2月28日，千利休蒙受“莫须有”罪名，被迫剖腹自尽。身为千利休入室弟子的南坊宗启闻讯无比悲哀，遂将由先师处亲耳聆听到的有关茶道的逸闻整理编辑成“寂后”一卷，完成了共七卷的《南坊录》。
文禄二年（1593）2月28日，千利休离世三周年之日，南坊宗启来到恩师灵前，供香献果，诵经回向，而后悄然消失离去，最终无人知晓去向。
顺便提上一笔。经近年考证，传为南坊宗启撰的《南坊录》内容中，含有许多后世茶人添加之笔。《南坊录》共七卷。贞享三年（1656），在筑前（旧国名，今福冈县西北部——译注）黑田家的家臣立花实山处发现了前5卷。元禄三年（1690）在南坊宗启的传人纳屋宗雪处得知，纳屋宗雪曾将由他处得到的第六、第七卷抄写下来，自称“南坊流”茶道而加以传布。同时，还将该书中最为“秘密”的九条摘录出来另成一卷，加上追加增补的一卷，共九卷流传至今。
日本茶道的先驱者们赞颂不绝的“禅”的本来面目到底如何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对于理解茶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的话题吧。
毋庸赘言，禅对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禅不仅对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各宗派对于日本文化史所产生的影响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宗教方面。然而禅宗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这一范围，禅思想和禅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到“禅”，一般人都认为深奥叵测而难以接近，所以往往敬而远之。当然，真正理解禅的真谛确非一件易事，但是禅一直为具有理智之人所追求。近年来，怀有诚挚之心的参禅者日益增多。很多在校学生及普通的工薪阶层都积极踊跃地前来禅寺，参加坐禅会。近年来，禅被视为东方文化的瑰宝，受到大洋彼岸为数众多的西方人的憧憬和追捧，热衷于参禅问道的西方人急剧增加。
参禅热潮方兴未艾，说明禅作为打破西方文明的窒息状态的崭新的思想武器，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体系，正日益受到东西方世界的瞩目。
1976年10月，作为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我率领日本六十名禅僧，参加了在坐落于美国纽约州卡兹奇山麓、风光旖旎的比彻湖畔的国际大菩萨禅堂举行的国际坐禅大会。当年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幕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头顶竹编斗笠，脚履草鞋，肩背袈裟背包的六十名日本禅僧步出肯尼迪机场，列队整齐，表情肃穆。鱼贯而行的身姿立刻就吸引了当地美国人的围观。围观者中发出的那惊诧和感叹之声，至今仍然萦绕耳畔，难以忘怀。
特意赶到机场迎接日本禅僧代表团的美国禅人也尽显堂堂仪表。他们“叉手当胸”（叉手当胸为禅林礼法之一，将右手压在左手上置于胸前。），即双手交叉置于胸前，肃然伫立，以目致礼。虽然这只不过是日本禅家日常修行的一般仪礼规矩，但在异国他乡亲眼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受到：这六十名日本禅僧的禅心已经和美国人的热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美国、墨西哥、日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一百余名代表汇聚一堂，有条不紊地在雪花纷飞的严寒中，共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接心”，即“打禅七”，度过了充实而宝贵的时光。据我所知，这是首次国际范围的参禅活动。其后，以日美禅僧为主的参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参加者人数日益增多。进而扩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西方世界的崭新的禅法交流形式，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下面我打算简单地概括一下禅的本质和禅的发展历史。这对于理解茶道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
在古印度，作为宗教实践的方式之一，曾经盛行瑜伽。人们认为，这种实践方式的目的在于，平心静气地控制呼吸而最终达到统一精神，提高大脑的认知思考能力，增强身体素质，进而创造出奇迹。这就是流行于现代女性之间的瑜伽的源流。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这种实践方式就已经为众多的修行者所实践和传播。释迦牟尼佛出家伊始也曾加以修习实践。但是，释迦牟尼佛历经六年左右苦行修炼生活，却始终没有达到觉悟的目的。那么，释迦牟尼佛通过苦行修炼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一个什么境界，释迦牟尼佛为何始终未能得悟呢？下面让我们共同地回顾一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吧。因为禅的宗旨就是源于“释迦牟尼的觉悟”。
吴郑，51岁，湖南人，长期定居云南，茶学专业出身，现为制茶工艺工程师，懂茶帝入驻专家。18岁时在当时的国营勐海县茶厂实习做普洱茶；随后，在国营茶厂任技术员、工程师、厂长。长期深入云南观察、制作、研究云南茶叶，对滇红、普洱茶有独到见解。
此文由吴郑撰写，懂茶帝做删节调整后发布。
30年老茶人眼中的云南茶
吴郑，开口问天，关耳不闻者。
湖南到云南，客居已成定居。闲散之人，如有文字，定有茶香。
三十年来，我一直做茶，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茶人。
十几岁就到、加工工艺技术、茶叶的储存和茶树的立地环境。
众所周知的“高山云雾出好茶”，说的就是茶树立地环境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茶树生长环境里面，土壤的微量元素、稀土组分和含量对茶叶品质的影响长期被大众忽视了。因为微量元素、稀土很难测定，但是它们又经常左右着各种生物的生理代谢过程。而云南一山有四季的气候特征从土壤成分微循环和茶树生长环境的水光气热产生交互影响，从而导致云南茶叶在品质特征上的异彩纷呈。（吴郑/文）
自从认识茶、种茶。傣族人民就爱茶、嗜茶、品茶。茶与傣族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茶叶不仅代表团结友好、吉祥幸福，祭祖先、祭神灵要用茶，婚丧嫁娶请客、待客离不开茶。
世世代代生息于云南普洱茶区的傣族，与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各民族人民一道，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茶文化。澜沧江沿岸的景迈茶山，方圆十几个村寨的傣族和布朗族世代以种茶为生。
傣族喜爱饮茶，在住房内设有煮饭、烹茶、取暖用的火塘，架有铁打的三脚架。昔日的景谷傣族土司家还有专为土司烧茶的“茶房”，在勐卧大寨有一户种的一份田是土司授予的“茶房田”，种煮茶田的这户人家专管为土司煮茶倒水。
江城土卡河的傣族男女双方相互有感情后，要告诉父母，由父母代托媒人去说亲，一般要去三次，每次去说亲都要捎带一些烟、酒、茶等礼物。西双版纳傣族订婚的聘礼，一般男方以蜡条两对，礼银40至100元，大小不等的银碗两个，“蕃欢”筵席若干桌、槟榔一串、茶两瓶、盐一瓶、糖四瓶。举行结婚仪式时，由媒人及亲友偕同新郎捎带宰杀的全猪一头、酒二十斤、蜡条两对、槟榔一串、茶、盐、糖各若干，以及和赠给新娘的衣裙、包头等，前往女家迎新。傣族的婚俗和日常生活，总是有茶相随。
傣族饮茶最显著的特点是糯米香茶。傣族人民喜欢嚼槟榔，吃糯食，而且把糯米香味延伸到饮茶中。糯米香茶的制作就是把一种栽在家中花盆的糯米香叶植物和茶叶一起冲泡饮用。
糯米香茶水的具体泡制过程就是：首先用茶罐将茶烘烤，再将糯米香叶五到十片烘烤，闻准茶香，不能烤糊，最后将烤好的茶叶和香叶装入茶罐内，及时冲入开水，即可热茶啜饮。此时，屋子里充满着芳香扑鼻的糯米香味，品尝一口，清亮香甜、爽口神清、回味无穷、心旷神怡。糯米香茶是一种具有解热、解渴、生津、去病、明目、助消化、养颜等功效，喝起来过瘾，也容易上瘾，深受傣族人民和客人喜爱。
由于茶文化渗透了傣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傣族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茶俗茶礼。傣族人民以茶为礼、凡事必有茶。泡出的第一道或第一杯茶水，必须先敬长者或德高望重的老人;其次是敬客人，最后才倒给自己喝。敬茶时，必须双手递敬，一只手递敬，则认为有失恭敬。只要老人、客人不离开，都要一直不断地添茶倒水，慢慢品啜，直到老人和客人离走为止。这体现了傣族人民尊敬长辈、尊敬客人的传统美德。
在傣族居住的地方，茶和竹一样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傣家竹楼中央的火塘，燃着四季不断的火苗，随时准备为远方的客人送上一杯傣家特有的“竹筒茶”。远方来的客人啊，请把澜沧江边的竹楼当成家。喝下一碗傣家的竹筒茶，你就会不渴不乏走天涯。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品，细品，茶叶网cy260.com的优秀编辑为您独家提供优质茶叶文化相关文章，《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一文将帮助你了解茶叶文化相关方面的知识，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2022茶叶文化方面知识请访问茶叶文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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