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冯绍裘真是点茶成金,小小的茶树叶片一经他的妙手加工成滇红茶,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荣登名茶宝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喜爱的饮料。可以说,把滇红名茶这一传播友谊的健康饮料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是冯绍裘及滇红茶人对世界的卓越贡献。冯绍裘是中国著名的红茶专家,一生潜心茶叶研究和生产,足迹遍布中国广大茶区。其中,历经艰难困苦、浸透全部心血创制的滇红名茶,在中外茶史上具有典范的地位和作用。
一、冯绍裘创制滇红名茶在中国茶史上的典范地位和作用
(一)寻得中国红茶宝地,创制出世界一流红茶
1938年秋,为了开辟新的茶区,冯绍裘被中国茶叶总公司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以求扩大茶源,增加出口。冯绍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遍寻云南各大茶区,于11月初到达顺宁(凤庆)。时届秋末冬初时节,却见凤山茶树成林,一片黄绿,茶壮叶肥,白豪浓密,十分逗人喜爱。于是,冯绍裘充满信心地亲自动手试制了少量红茶,以观察其品质的优劣,结果使人不胜欣喜:满盘金色黄毫,汤色红浓明亮,叶底红艳发光(桔红),香味浓郁,为国内其它省小叶种的红茶所未见。试制的红茶样品邮寄香港茶市,被誉为红茶之上品。从此,可与印、斯红茶媲美的世界一流的凤庆红茶诞生了,中国又一块生产优质红茶的宝地显现了。
创制出世界一流红茶,探明了又一块生产优质红茶的宝地,使冯绍裘为之而自豪,为之而激动;使他雄心勃勃地在云南凤庆建厂大批量的生产优质红茶的计划得以孕育和实现;使滇红茶在云南广大茶区能得以生产和发展;使滇红茶得以香飘四海,耀国惊世和久享盛誉;使凤庆建设茶文化大县得以激励和实施;使冯绍裘创新智慧的心火,得以结出中国茶史的典范硕果。
(二)开拓创新无私拼搏,开启中国红茶新纪元
冯绍裘创制的滇红名茶问世后,他竭尽心力的大志大略,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筹建茶厂大批量生产出口红茶,品质优良、长胜不衰,立于世界优质茶叶之林,开启了中国红茶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在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后才铸就成的。
建厂艰难:难在缺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当时,凤庆搞建筑,材料必需在二、三年前备齐后才能雇工新建,建筑工人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缓建茶厂?他想过。可强烈的为业精神,促使他想方设法建茶厂。建筑材料难买,想法八方寻购;建筑技工没有,想法四处寻请。当年在万分艰难中,建起七开间烘干车间、九开间精制车间、四丈高烟囱,为大批量生产滇红名茶,建起了必备的厂房。建厂艰难:难在缺乏制茶技术工人。他在筹建茶厂的百忙中,一方面开办茶工短期培训班,培训当地生产茶叶的技术工人;一方面又到安徽、浙江、湖南、江西等省招聘制茶技术工人。在他多方的努力下,艰难地造就了制造滇红名茶的技术工人。建厂艰难:难在缺乏制造茶叶的机器。当时,国内所有机器制造厂从没有设计制造过滇红茶所要的制茶机器,这能难倒具有强烈为业精神的冯绍裘吗?没有图纸,他自行设计;油料缺乏,设计增加脚踏功能,使机器成为动力与脚踏两用。承造厂不知其用途,多厂不敢承造。他几经周折、交涉、肯求,终于感动了厂方,同意承造。制造中配件不齐,他又奔波于全国各大工业商场寻觅,在其智慧与技能的融合下,自行设计的绍裘式“三筒式手揉机”、“脚踏与动力两用之揉茶机”和“脚踏与动力两用之烘茶机”应运而生,从此,结束了我国不生产制茶机械的历史,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之先河。建厂艰难:难在没有茶具。当时,凤庆传统的制茶方式,设备简陋到只有铁锅和摊笆。制造红茶需精制的茶箩、茶箕、茶筛,这些茶具在凤庆属不识之物。当地篾匠要制作一件茶具,他说其要领至舌敝唇焦亦难领会,他不得不一一做成模样,令其仿做,结果仍大小不一,歪斜屈曲,不合要求。这一严酷的事实,能将煞费苦心的火苗熄灭吗?不能,为应急需,先从外省购进。再教、再鼓励凤庆蔑匠多看、多思、多练。冯绍裘对事业、对人民就是有着这种诲人不倦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能化解迟钝,能长聪明、长技术,能使凤庆蔑匠制出精制合格的茶具来。艰难生产:难在没有厂房,先出好茶。收鲜制茶的大好时令到了,当时没有生产红茶的任何设备,面对一贫如洗的空地,冯绍裘有经济学家、科学家、实业家的头脑。他边建茶厂、边搞生产,创造奇迹!他组织搭临时厂棚,赶制茶具,收鲜制茶,三天就制出好茶来。他敬业之心惊奇又踏实,开拓进取之心急切又科学,别人想不到的他想得到,别人办不到的他办得到。冯绍裘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在临时厂棚里,他将生产好的滇红名茶与祁红名茶作了精心的对比研究、取长补短,使滇红名茶的质量更优,为登上国内外名茶宝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绍裘开启了中国滇红茶的新纪元,是由他在领导滇红茶业发展的过程中,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为国家为人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造就的。他在领导、为业、科学、创新、聚才、用才、人品、茶品等方面在中国茶业史上都具有典范性。这种典范性我们可高度概括为“开拓创新、无私拼搏”的茶业精神,这种精神,在振兴滇红茶业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发扬,要使它光照千秋,永世长存。
(三)滇红名茶创制发展,培养出大批茶叶专家
冯绍裘在创制滇红名茶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茶叶专家。他们为创建顺宁(凤庆)茶厂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为发展滇红名茶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在省茶叶公司的指导下,先后创办了顺宁(凤庆)实验茶厂、佛海(勐海)茶厂、宜良茶厂、复兴茶厂和康藏茶厂。他们的厂长都是从顺宁茶厂技术员中调任的。如技师祁曾培调任康藏(下关)茶厂厂长;总务主任童衣云调任复兴茶厂厂长兼宜良茶厂厂长;技术主任唐庆阳调任
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他将太太和女儿安顿在昆明后,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技师张石城一起于4月1日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十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面开阔,并不危险,只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县城猛海(即今勐海)。
那时的佛海是蛮荒边地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很多华侨、商人、机关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开发计划和实业实验。比如,1929年,周文卿、李拂一等人开办了发电公司,1933年建设厅开办农场,1936年,成立佛海简易师范,建设厅还在这里建立了樟脑加工厂。
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他共制造:
萎凋挂帘一百二十张可供五百斤生叶之萎凋
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一百磅
手推小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十二磅
上抽式熟风烘茶灶一座每分钟排气量达二十五立方公尺
手摇切茶机一架
无尽练式发酵塔一座
手摇滚桶一座
筛四把
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画图,并和工人一起加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武器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1940年4月,范和钧第二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外,还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货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服务社的理事都是当地政治、商业的头面人物,因此,服务社的活动,对佛海的政治、社会、金融、民生有极大的影响。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每担100市斤)。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范和钧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他们借着抗战的理由,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也就是说,所有出境的茶叶必须在中茶公司佛海办事处领取出运证,同时交纳高额的平衡费。但如果将紧茶交给服务社、中茶公司联合运输,平衡费就不用交了。因此,当时的中小茶商纷纷将茶叶售与范和钧领导的佛海服务社,加入紧茶联合运销的大军,由服务社的人将这些紧茶通过缅甸、印度运抵印藏交界处的市场葛伦堡,再由藏族商人运进西藏。
1941年中茶联运收购紧茶达12000担(每担120市斤左右)。同时,他们向易武同昌黄记花茶庄订购七子圆茶400担,这400担茶因为合同价格较低,同昌号并未用心加工,最终只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缅甸脱手,经泰国销往南洋和香港。
这一年,他还收购了六大茶山的散茶原料运给昆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复兴茶厂生产普洱“福禄寿喜”方茶。这些茶收齐后,他按照绿茶思维,认为水分过高,进行了烘焙,结果,装在麻袋里的毛茶在马背颠簸一个月后,到达昆明时齑碎严重,不得不降等生产。复兴茶厂事后总结说:“佛海茶厂前后运来之普洱散茶,品质原属优良,复经该厂粗加筛拣,原料亦尚简净。惟以付运时用麻袋包装,柔软不耐搬运,经十数日长途马驮,整茶多被揉成碎末,损失殊重。复以该项原料,曾经该厂重为烘焙,水分过干,致压制方茶时缺乏黏性,而茶即支离易散,色泽亦复红暗,显呈枯涩,影响成品外观甚巨。为谋运输损失,保持成品色泽起见,嗣后购运是项原料,可即将原山毛茶用实篾竹篮装运。”
在推行法币和收购紧茶的过程中,权利和斗争一直伴随着范和钧。他与抵制联运的跨国大茶号“洪记”、“恒盛公”以及云南财政厅下属“思普企业局”、等谈谈打打,与佛海县长、南峤(亦在今勐海县境内)县长、当地土司争斗不断,还要提防服务社董事李拂一的消极,傅孟康、梁县长的贪婪,以及边地瘴气的肆虐。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疲惫,反倒是来自中茶公司上层、云南省经委会的怀疑令他郁闷,它要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范和钧制唐伯虎稿款彩刻漆仕女
1942年,他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两千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三千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弱,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厂内有四公尺宽的车路,约一里路旁遍栽樱桃树苗已有半公尺高,有放牧牛马的草地,猪厩及蔬菜园。
有茶叶初制精制与工程之部门,精制部有切茶机、杆分机、拣梗分级机、飘扬机。工程部分有车床、钻床、冲床等简单机械,零件修配均能自造,泥工股木工股能自造厂房家俱及钢骨水泥工程等,电机股供给全厂灯光设备及制茶动力。”
1942年11月,除留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一直到1950年,每年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被解放军接管。
正在网上热播的电影《红茶镇》讲述了一代茶人的动人故事,影片中冯先生的原型就是中国红茶“滇红”的创始人冯绍裘先生。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红茶之父”的茶叶大师与湖北武汉渊源深厚,他不仅创办了汉口茶厂,并于1987年魂归武汉。
家住汉口的冯时健是冯绍裘先生的三子,日前,他向记者披露了父亲一生创制红茶的传奇经历:
试制“宁红”一鸣惊人
“我老家在湖南衡阳,父亲兄弟三人,大伯大革命时期在广东被反动派杀害,父亲1900年出生,9岁即离家求学,23岁从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24年,父亲受邀到湖南安化茶叶讲习所任教,从此与茶叶结缘。”
1933年,冯绍裘到江西担任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他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首开我国机制红茶先河,“宁红”一经问世即一鸣惊人。
后来,他又到安徽接受改制“祁红”茶的任务。当时的“祁红”茶泡出来的茶水不红,发乌。经过反复试验,冯绍裘发现:鲜茶叶在发酵过程中,残存的叶绿素不仅使红茶叶底发黑,而且影响了红茶的色、味、香。于是,他一反红茶不做夏茶的习惯,试制出新的“祁红”。这年由他主持精制的30担“祁红”茶运到上海,被抢购一空,冯绍裘连同他研制的“祁红”在中国茶界声名鹊起。
创制“滇红”闻名世界
说起父亲当年在云南边陲创制“滇红”的故事,年逾花甲的冯时健滔滔不绝。
“1938年秋,父亲被中国茶叶总公司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状况,以求扩大茶源,增加出口,换取抗日物资。父亲一行一路风餐露宿,经过十多天跋涉,抵达云南顺宁(今天的凤庆县)。父亲发现当地的大叶种茶叶品质优异,是加工红茶的最佳原料。当年,父就试制出红茶样品,邮寄到上海、香港和伦敦茶市,引起轰动,被誉为红茶中之上品。”
次年1月,冯绍裘受当时云南中国茶叶有限公司委托,筹建顺宁实验茶厂(即今凤庆茶厂)并担任厂长。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第一批9吨多“滇红”茶问世,出口英国,其形美色艳,香高味浓轰动茶界。
现在,“滇红”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红茶之一,闻名世界。当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昆明访问,云南省政府馈赠的礼品一件是云南围棋,另一件就是特级“滇红”功夫茶。
24年前,87岁“茶状元”魂归武汉
武汉解放后,冯绍裘受中南军政委员会之命担任中南茶叶公司总经理,并筹建汉口茶厂,后担任湖北省茶叶公司总技师。
冯绍裘在湖北创立的“精提细做”和“升降拼配”等新工艺,使我国的功夫红茶加工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到今天,这一方法仍是我国功夫红茶加工的主要原则。
“父亲毕生从事茶叶研究和生产,足迹踏遍祖国的半壁河山。他不仅精于制茶,被誉为‘茶状元’,而且也善于鉴别、品评茶叶,人称‘冯鼻子’,表示他的嗅觉相当灵敏。”
1987年,冯绍裘先生在武汉病逝。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祁红滇红宜红洒尽心血芳名垂青史;种茶制茶品茶传授技艺桃李满天下。”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李拂一生平节选,李拂一先生讳承阳,字复一,笔名拂一,以笔名行,清光绪二七年生于普洱府城,书香之家。其先翁瑞应公,国子监生,先后被任为永昌府(今保山)、普洱府、思茅厅等电报局委员(时无局长之称),因公务繁重,不幸于宣统元年以积劳瘴故于任。时先生方九岁,越年先慈又见背,下有一妹一弟,备极艰苦,半工半读,始完成中学学业。后承先翁门生悯其清苦,力荐入思茅电报局任职,生活始稍安定,先生艰苦力学,博览群书,并勤于写作。
车里地区,即十二版纳,民初著作成称其人为野蛮之人,其地为烟瘴毒烈之地。李拂一先生于民国十二年冬至其地,始发觉其民知礼好客,性情平和,有其文物制度,其礼数不同于内地,其地山清水秀,景物宜人,亦与汉地无殊,乃将观察所得笔之于册。十三年夏,先生随其岳父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公树勋率十二版纳各猛土司头人赴省垣晋见唐省长继尧,在先生建议之下,呈准将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改组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积极推展建设边地之工作,富滇银行总行任命先生在猛海筹设分行,并代行经理职务,定居猛海。十八年,猛海改制为佛海县。
李拂一先生对于十二版纳之史地、民族、语文、社会组织、文物制度等,作进一步之研究,于十八年写成《车里》一书,将十二版纳之实际情况介绍国人,颇引起国人之注意,今国内备民族学者,咸认《车里》一书为开启傣学先河之作,其后先生又有《泐史》、《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汉泐文对照)》、《十二版纳志》等之作印行。
李拂一先生对于边地建设贡献良多,规划街道、开辟公路、设立电灯公司、图书馆(藏书约两万册)、佛海测候所,又因边地医药缺乏、死亡率高,乃亲赴南洋,访聘高明医师,同时向印度、缅甸采购英德产品之医疗器材及药品,运达佛海,成立佛海医院。先生以开化边区,首重教育。抗战前,先后担任南峤,佛海两县教育局长,亦曾任两县秘书,任内增设学校,推广教育不遗余力,后叉任“省立佛海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抗战时先生与地方乡绅成立“云南抗敌后援会佛海分会”,被推为会长。民国卅三年,先生获省教育厅委任为西南督学区国教视导员。卅五年,获选为省参议员。卅七年,先生被选为佛海县国民大会代表,叉获委任为车里县县长,于是三月至京出席国大会议后,赴车里就任,辞职后任省府秘书、参议等职,滇变前来台。
卅九年,山河变色
李拂一先生一向默默工作、不矜不发尢对边地学术、浸淫不辍,数十年如一日,著述丰硕,举其紫紫大者,计有《车里》、《暹程纪略》、《泐史》、《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汉泐文对照)、《十二版纳志》、《南荒内外》、《鸡卦图谱》、《徭族经书破理明》、《十二版纳纪年》、《镇越县新志稿》、《复庐存牍》、《复庐存牍卷二》等书。
李拂一先生献身边地社会,党国议坛,垂八十余年,今以百一十寿考令终,宜无遗憾。惟是国重元勋,士怀耆德,生平治行,盖难缕述,兹仅粗举大略,俾世之君子有以考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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