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每天适量喝茶是长寿秘诀
著名茶叶专家吴觉农，浙江上虞人，一生以茶为业，与茶为友，被尊为"当代茶圣"，享年92岁。吴觉农是一个"爱茶成癖"的人，自称"茶人"，取名"觉农"，具有终身为茶叶事业奋斗的含义。在他92岁高龄寿前几天，在北京参观"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并亲切地和观众交谈，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含笑回答说："每天适量喝茶。"
吴老1919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后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研究茶叶。1922年回国，一直从事茶叶生产、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先后去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英国、法国，以及前苏联等国考察种茶和茶叶贸易。他于1936年建议成立了中国茶叶公司。1940年创立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1941年又在福建崇安设立我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机构。1947年创办了之江机械制茶厂，后又任中国茶业公司总经理。直到他90高龄时，还撰写了他最后的一部著作（茶经述评》。在半个多世纪里，吴觉农为振兴民族茶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茶叶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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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1897-1989)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我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
“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说的即是“茶”的发现;而在千年前的唐代，陆羽曾驾一叶扁舟探索了茶的幽深与浩瀚;至20世纪以后，当中国的茶业在危难中面临枯萎凋零之时，吴觉农先生像一位高瞻远瞩的船长，引领着中国一代茶人走出困境、绕过激流险滩，并且无私地为中国茶业奉献了七十年。
吴觉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将原名“荣堂”改为“觉农”，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表达了要为农业振兴，唤起农民自己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吴觉农先生的贡献一部分在于开放的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先生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吴老先生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1922年吴觉农先生学成回国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的农民问题》，该文后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作参考教材。1931年他到上海商品检验局任茶叶检验处处长，后又兼任浙、皖、赣等省茶叶改良场场长。其间，1932—1934年，吴觉农先生出任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在积极推动茶叶改良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备祁门茶业改良场;1934年，胡浩川先生出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它“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包括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吴觉农先生明白，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振兴中国茶叶就必须对茶叶的产制运销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写了《中国茶叶问题》、《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等书。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初期，吴觉农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
吴觉农先生还在晚年主编了一部校译评述唐代陆羽《茶经》的专门著作《茶经评述》，以严谨的注释、丰富的内容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赞誉。《茶经述评》不仅注释校译《茶经》，还依《茶经》体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拓展，推动了我国茶学的新发展，堪称“二十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觉农先生自然而深刻地展示了与以往中国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可以说，正是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茶人开始，中国的茶叶文明才逐渐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吴觉农先生在当代茶叶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生前就拥有了“当代茶圣”之名，并得到了全国茶人的一致拥戴、全世界爱茶人们的深切敬意。
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在祁场一年》
1932年11月祁门茶场正式成立，吴觉农任场长，在任期间对于祁门茶业有了一次深刻的考察与思索。1934年《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吴觉农的文章《在祁场一年》，在文章中可发现吴觉农既分析了当时的问题，又提出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时，中国茶业外销份额连年下降，1886年，尚有268万余担出口，到了1930～1933年的统计中已不及70万担，吴觉农深感中国茶业问题的严重。在考察遍了东南部茶区后，先生发表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这是一部详细的计划书，从根本上分析中国茶产业问题，又从各个细节处入手提供解决方案。在当时即引起当局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诸多先见之明到今天亦不乏称誉，然而客观地说，这份计划书，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一些部分值得商榷的。
吴觉农非常强调中国茶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为“层层盘剥”，对中间商“茶栈”“洋行”极其反感。这或许是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吴觉农本人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人。
皖赣两省在吴觉农的影响下，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两省红茶，旨在“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是当打破中间商盘剥之后的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从吴觉农的另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皖赣“茶业统制”的检讨》中可见一斑：茶农并没有因为取消了“茶栈”的盘剥而得到“真正利益”，相反地，茶农获得的真正受益更少了，商人的盘剥最终转化成了官员的贪腐。
而今，有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当代中国人，应当清楚，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时，就会有各种“看不见的手”去把它扳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价格上去。
祁红作为一个商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去改变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联动反应，很多不可预知的奇葩怪事都会在这种变动中冒出来。
统制从表面上看，样样都好，但是当将其放入市场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国茶业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
但这并不是否认吴觉农先生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本文开头的这一句话：“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先生虽然希望统制，但也深知众多小产区各具特色，虽可统制减少浪费，提高质量，但不可随意整合而消解已成之名誉。
吴觉农找到四点问题：
1.茶号规模之太小；
2.精制折耗之太多；
3.中间盘剥之太大；
4.各自为利之太甚。
3、4两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且不论，但是1、2两点却仍然有可挖掘之处，尤其是“茶号规模”问题。
茶号规模太小，这在当下也是现状，这使得消费者面临了太多的选择，而事实上消费者不要那么多的选择。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层，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消费者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弥补这个断层。这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太可怕了。
关键是对于沉溺于此种文化的本身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并不是茶香就不怕巷子深，茶好就一定会存在下去，相反，这些好东西只要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经济链条一断，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不能太深，要与消费者沟通。所以不能太细，要让消费者选择。
那么细化到什么程度好呢？大概需要满足三点：
1.品质好
2.特征统一
3.有一定规模
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对于一个茶品所形成的认识，典型的例子，就是“祁红”二字。
其实，写到这里，也不难看出，这就是邓增永博士的“小产区”思路的雏形。
吴觉农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已成历史，尊重这份计划的人很多，但了解这份计划的人很少。今天，中国茶业依然需要复兴，前人的努力我们不应当漠视。邓博士的努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方便法门，“小产区”发展思路必将是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重要板块。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地球上生长着30万种草木的叶子，其中只有一种被人类选中，用来大量制造饮料，那就是茶叶。而挑选为这片树叶的工作，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世界上山茶属植物有23个属380余种，中国约占70％，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茶叶已经雄踞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有150多个国家的30亿人每天都在喝茶，每年要喝掉350多万吨。在我国，有几十万家茶企，林林总总8000多万人从事着与茶相关的职业。
为了追本溯源，丁酉年正月初十，记者一行来到中国茶的发源地西双版纳勐海县，这里是世界茶树的源头、普洱茶的核心产区，在盛产高山好茶的六大茶山中，有五座雄踞此地。因为有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蓝天白云常在的舒适气候，勐海被誉为“春城中的春城”，茶树种子在这个温暖的地方生根、发芽。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最生态的茶园，以及悠久的制茶史，孕育了闻名中华的“古茶树王”。在这一带，古人把茶做成药品、饮品，并发展成茶道文化。
不仅在当地是最大的茶企，还是中国现代茶修中心。正月初十，大益开工第一天，就迎来了两波远道而访的客人，先于我们的还有邓予新院士一行，他们在大益馆里的茶人尊严厅里参访签约了。
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超长产业链，涉及到农业、工业、文化、信仰，从采摘到加工，从粗制到精制，从产出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茶企，但多如牛毛的茶商经营理念多有不同，能去大益工作是一个茶人的职业梦想。
“大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让每位茶人在这里能够获得职业尊严，让消费者踏踏实实地喝到好茶。”吴远之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无不流露出大益的企业文化，他在大益提倡一种“憨”劲，那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笨，而是一种对职业的专注。他说，精明的“憨”就是职业人慢慢地、无所不用地去做一件事情，并坚守下去。一个人的时间有限，大脑容量有限，接纳也是有限的，这种“憨”会让人顺从真理，不去斤斤计较，大智若愚，大成若缺，最精明的憨反而会成为最高的智慧。
2016年大益75421601批
“我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机制，坚持把茶人引到职业化的路上，让他们的心慢下来，从容做出好茶，并坚持这种好习惯，只有淡然地面对第一次成功，才能继续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更多的成功。”吴远之告诉我们，大益在工匠培养方面，已经成为普洱茶的黄埔军校。
让前去考察的邓予新院士感动的是，在这个偏远的茶企，本科硕博就有三百多人，科研设备比北京的院所还多，仅专利技术就占了九十项以上。
除了高端人才和设备，我们在这个最现代化的茶厂里还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工操作，他们在自然光下仔细挑拣出机器无法识别出的叶片杂质。“虽然成本会因此居高，但是这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每片茶里都含有非茶的物质在其中。”吴远之说。
在大茶饼的制造房里，工人们用精益求精的动作，简单重复着压饼、包饼、踩饼等制饼过程，整个流程动作干净简洁，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职业茶人的工匠精神，这套普洱茶的制作技艺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名录。
可是，在南宋都城临安，终究吃茶者多，喝茶者少，遗风不灭，杭州人至今都要讲“去梅家坞吃茶去!”味道就变了。《梦粱录》里的临安，“四时卖奇茶异汤”，冬天卖的七宝擂茶，据说是用花生、芝麻、核桃、姜杏仁、龙眼、香菜和茶擂碎煮成茶粥单卖，这般吃法，操作起来好比捣年糕，吃者好比吃八宝粥，要紧的是吃，不是喝茶汤了。宋人还喜欢弄些香料，把龙脑珍菜、菊花之类与茶在一道，茶香吃进花香，花香吃进茶香，吃进口里，吃出了一股香气，一种味道。
南宋咸淳年间，日本高僧大应禅师到了余杭径山寺，深研佛学之余，把当时流行的抹茶做法、吃法一并学会，带回了日本，慢慢发展为“茶道”。看日本人行茶道，便知抹茶是研成细末的，放入茶盏，注入沸水，茶汤浓如豆羹，小筅帚一搅，卷起千堆，待冷却后，一吃而光。南宋时虽有撮泡茶的套路，但是大家都不买账。
还有个说法，杭州早年有酒馆无茶坊，只不过富人有了聚会宴饮，会招些茶博士来来往往，热闹煞也。后来宋室南迁，汴京开茶坊的习俗南渐，茶馆在临安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且在茶汤巷一带成了气候，成为茶馆一条街。茶馆虽然吃茶，但是点心也是重头，你看今天在杭州坐茶馆，无论青藤或门耳，那些各色吃食消闲果儿的消耗，分量不会少于茶汤。南宋的擂茶，现在无处可买，但在保留擂茶习俗的湖南乡下，待客吃一顿擂茶，是要摆上十数个碟子的，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一路吃下去，好比是在吃饭了。
至于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说到茶，可吃，可咏，可品，可分，就是不提“可喝”。分茶这一活计，知识分子很喜欢，说白了就是闲来无事，弄把小筅帚筅筅茶汤，由泡沫形状，茶末游移，想像出金戈铁马，杏花春雨，生离死别，聚散无常。只要胸有点墨，胡思乱想，就能成全分茶好事。
还有斗茶一节，是茶农做了新茶后的一项趣味赛，比比看，谁的茶神完气足，做得好以便卖个好价钱。
斗茶，壹要观汤色，色纯白表示茶质鲜嫩，颜色青、黄、灰、红，均不足取。贰要汤花匀细，紧咬盏沿倘若咬不住，粘不牢，汤花飘零，便稍逊风骚。
斗茶三局两胜，可是，茶汤入口的那股子鲜味，居然完全避而不谈。这些南宋人士呵，他们的想法，真有些怪呢，有了他们的积习与遗风，杭州人喜说吃茶，不说喝茶，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不管您是“吃茶”还是“喝茶”，便也无谓高低好坏之分了。
(责编：李菲）
佛门的茶事活动，与新式的禅林经济为特定的“农禅并重”密切相关正是农禅，为茶、禅的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约八世纪中叶，马祖道一率先在江西倡行“农禅结合”的习禅生活方式，鼓励门徒自给自足。其弟子百丈怀海在江西泰新百丈山创《百丈清规》，并把世俗的生产方式移入佛门。约九世纪中叶，由于新型的禅林经济普遍得到发展，寺院栽茶、制茶就在这种自立求生、经济独立的背景下大规模兴起。加之如火如荼的寺院饮茶之风无疑也刺激了这种生产活动的持续展开。
其时，着名的佛教寺院普陀寺，即拥有了普陀山的茶地僧侣从事茶树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的种茶、采茶制茶经验。据传，直至康熙、雍正年间普陀佛茶才开始少量供应朝山香客。而九华山佛茶大约也是唐时开始培育出来的。其僧人培植的“金地源茶”在当时就被誉为色味俱佳的名茶。四川蒙山生产的“蒙山茶”，相传最初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所培育。
由于它的极为优异的质地，长期被奉为贡品，又被人们称为“仙茶”。着名的“乌龙茶”，亦即“武火岩茶”的前身，也是福建武火山当地的僧人所培育种植。据考，此茶在宋元后亦以武夷寺内僧人制作为最佳。清郭柏苍所着《闽产异录》载：“武夷寺僧多普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请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由于僧人技艺高超，又把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用不同的工艺分别制成“寿星眉”、“少莲子心”和“风味龙须”三种名茶，使其享有盛誉，经久不衰。浙江的径山茶，名声极高。径山为着名茶区，宋政和七年，徽宗赐径山寺名为“径山能仁禅寺”被唐太宗赐名“国一禅师”的僧人法钦，就在寺院亲植茶树，茶林遍野而茶风亦极盛。此外，还有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罗生一种野茶，经玉泉寺真公和尚加以曝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答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序》）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僧采制的“水月茶”是现在皖南“屯绿茶”的前身。
在明降庆年间，僧大方制茶技法精妙，因而名扬四海，人称“大方茶”此茶流传至今，改名为“碧螺春茶”。还有浙江云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亦是当地着名的佛茶。而“罗汉供茶”原由浙江天台山佛寺所供；“香林茶”则初为杭州法镜寺所供；“云雾茶”最早也是江西庐山、云居山及安徽黄山的寺院僧众培育或加下制作出来的闻名遐迩的好茶。
总之，在由江西创辟“农禅并重”的风尚佛教僧众的种植茶树与茶叶制作加工活动积累了许多经验；长期的精心劳作，毕竟成就了茶业界繁荣，制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名贵茶叶。正因为如此，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唐宋时的禅寺，多建造在高山峻岭之中，僧人禅师往往时节一到便制茶。茶成了文人进入佛寺进行各类活动的最好中介，而僧人也是以茶来敬客，这成为唐宋时一派独特的文化气象。
喜欢喝茶的亲们必须知道有必要冲泡一壶好的普洱茶。冲泡技术非常重要。冲泡普洱茶不仅要有好的茶壶，茶具，茶刀，还要有茶的温度和茶的量。普洱茶分为生茶和熟茶。这两种不同的茶，泡法也不同。
叫醒茶，目的是洗去茶叶中的杂质，茶泡沫，灰尘，唤醒茶叶和茶叶，让叶子舒展，充分睡眠。
每次都容易醒来
建议（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1，散茶：应该出汤3-5秒
2，紧压茶：5-10秒出汤
3，小沱茶：15-20秒出汤
4，熟茶：10-15秒（建议醒茶2次）
在高温下，茶汤表面有泡沫，可以补充水分。用盖子取下漂浮的泡沫。将汤从盖子中取出后，不应将其盖紧。它应该留1-2厘米的间隙。由于高温，它不会扼杀茶的味道，也不会太快冷却。
倒入90°C-93°C的水中冲泡，将茶倒入公平杯中5-8秒，然后将茶叶分入杯中，先闻香，观察颜色，然后饮用。汤是黄绿色，明亮或金黄色，具有独特的香气。叶子是黄色和绿色，味道甜。喝完后很爽。3-5岁茶叶的用量将少于新生茶，水温会更高，出水量应逐渐增加和延长，达到每个泡沫之间的节奏。
为了冲泡普洱煮熟的茶，水温要求高于冲泡茶。由于茶叶受损，茶叶表面受损，茶叶表面容易形成一些影响茶汤真实性的水溶性成分。因此，前两个茶汤被冲走，随后的排水时间优于冲泡。茶应该短，并注意注入锅中的水的强度（碗）不应该太重，不应该翻倒，不应该摇晃，不应该让很长时间站立然后再次冲泡，以免茶汤混浊，茶味变形。
壶的保养又称为养壶，养壶的目的在于使其发挥涵香纳味的作用，并使壶焕发出本身浑朴的光泽，一把结缘的紫砂壶更会得到痴壶者的喜爱，新壶显现的光泽往往都较为暗沉，因此紫砂天生具有吸水性，时间久了，便能使壶色光泽古润，紫砂保养得当就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艺术品有很多清洁技巧，但是每种艺术品都要以最有利于保养得方法清洁，紫砂的保养其实就是一门课，想养好壶，首先要尽量选择质地上乘的紫砂壶，那些低劣、残缺之壶养得再好，终究也是残缺。养壶还有外养与内养之说，只有内修外养，兼收并蓄，才能养出好壶。外养就是要勤泡茶、勤擦拭。泡茶时，壶的温度较高，壶壁上的细孔会略微扩张，此时要用细纱布擦拭氤氲的水汽，让茶油顺势吸附于壶壁之中，久而久之，壶壁就逐渐生辉了。
内养的关键在茶，“养壶最好用好茶，这样养得快；用一般茶养也可以，只是养的时间就要长一些罢了”。养壶是急不得的，不然的话就会事倍功半，反而不得其所。养壶的每个细节都要细心，但每个细节也都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至少要有了这样的感觉才算是明白了养壶的真正意义。“养壶人的壶不是盛茶用的，他们以茶去养壶的性情。收藏茶壶到了养壶的境地，除了要有钱，还得要有闲；除了要有闲，更得要有心。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窨、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山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岩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于满天星随壶净的高末儿，都尝试过。茶是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推茶是尚。叉子，形进于茶，声进于（木贾），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又茶。人无贵贱，，谁都有分，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辄问讯“喝茶么？”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
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作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不能和宋瓷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敦厚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了，泡两三回就换茶叶，多麻烦。
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电视剧中也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狼狈相，令人发噱，因为他们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只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是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谈是我的旧居，带来我三十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十二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损，睹此旧物，勾起往日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
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友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胜地，但是他看见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的“卖席的睡凉炕”。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栅栏东鸿记或西鸿记去叶，在柜台面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秤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媲美。茉莉花窨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再抓一把鲜茉莉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窨。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菲菲。父执有名玉贵者，旗人，精于饮馔，居恒以一半香片一半龙井混合沏之，有香片之浓馥，兼龙井之苦清。吾家效而行之，无不称善。茶以人为名，乃迳呼此茶为“玉贵”，私家秘传，外人无有得知。
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盅，淡淡的、涩瑟的、绿绿的。我曾屡侍先君游西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风篁岭，近处的平湖秋月就由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进藕粉一碗，四美具矣。正是“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有朋自六安来，贻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舟泊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飘浮，良久始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
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阮囊之所有再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索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八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示不满，乃更以十二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卖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戆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位，不问价钱。
茶之以浓酽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潮嘉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澄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犹如玩具。更有娈婉卯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不只是否故弄玄虚，谓炉火于茶具相距七步为度，沸水和温度方合标准。与小盅而饮之，若饮罢迳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梦嗅两下。
这茶最具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工夫，细呷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亨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那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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