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儒雅气质
毛泽东、蒋介石都想争夺这个人。他叫胡适，民国时期的典型文人、典型丈夫。很多人都崇拜他的才华与道德。胡适一生嗜茶，他的可爱，也流露在其茶叶家书中。
真诚与责任
故乡寄来茶礼，胡适回复以诚挚的建议。
拿下一个博士学位，你可能嘲笑他书呆子。但他集三十五个博士于一身，你敢笑他呆？不过拥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胡适，差点被“茶博士”“俘虏”。
胡适留学美国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族上叔叔胡近仁茶叶生意清淡，自然想到求助胡适。他给胡适寄去家乡好茶——徽茶，想请胡适给自己作个广告，说以“茶博士”命名自己的茶叶。他的想象很如意：“博士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但胡适拒绝为“茶博士”代言的请求，还诚挚批评这位叔叔说广告不能“欺骗”、“陋俗”。
民国文人有一个清高的资格，这个清高是真诚和责任。
理性或隐藏
妻子寄来茶叶，胡适回复讲究条清理晰。
他的悲剧婚姻，掩埋在这些平静的文字下，换来当时的道德美誉。几十年过后，却被后人视为窝囊。胡适的条理，把情感的水份都挤干，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代文人的“情书”。
1938年胡适给妻子冬秀：“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茶收到后，他立即回信：“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
1939年4月，胡适嘱托妻子寄茶，只剩下条理：“(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
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
十三岁母亲订的婚姻，西洋留学十多年后，1917年回国结婚，胡适未曾见过江冬秀一面！
但胡适拥有“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无情人终成眷属，惧内老婆世人皆知”，乡下女把洋博士治理得服服帖帖。胡适家书，他对江冬秀的情感，岂能写在文字上。
孝顺与理解
母亲寄来茶叶，胡适及时告知自己的处置。
胡适幼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据说他一直守着并不“和谐”的婚姻，拒绝了很多追慕者，就是因为牢记母亲教诲。胡适在美国留学，常叫母亲寄茶到美国。他借助茶叶和母亲保持着联系。
例如：“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
他收到茶叶后，会很及时地回复母亲，如何处置茶叶：“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
胡适想喝毛峰茶，给母亲写信：“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
毛峰茶寄到后胡适回复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从“两三斤便够了”，到“再寄三四斤来”，说明胡适对毛峰的喜爱。
不同的人寄来茶叶，胡适的回复各有差异，但都能及时回应，不让茶叶在他那儿没了下落。这也算是民国学者做人的功夫。
胡适是个可爱的哲学家，不求鸡汤只需实用，也不秀高深，是杯好茶。
胡适也有情调，玩幽默。应邀到某大学讲演，胡适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喜欢写打油诗，生活味、思想味杂然相陈。胡适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人生格调彻头彻尾全是茶饮的风味。他的文字也是如此，清秀俊丽却又亲和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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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摄于叶圣陶宅
一、杭州“雅生活”畅想
左至右，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1970年摄
1911年3月，顾颉刚与挚友叶圣陶（《顾颉刚书信集》收致叶圣陶信件56通，叶、顾两人都是苏州人，很早就相识，是私塾、小学、中学同学）诸人游杭州。那日，天气虽然很热，因午饭未果，晚饭时顾先生胃口大开，“遂尽饭五碗，羹一鱼一汤，亦可味”。饭后饮茶，“龙井山产茶，厨役煮茗以奉，味甚新也”。
当时，从茅家埠去天竺或灵隐寺，一路上有很多茶寮，喝茶的人很多，顾颉刚和同伴们只能在两个店中分开饮茶，“取茶倾壶中，叶新煮，味甚浓也”。其后，一路所见，“酒帘茶棚，遍于青松翠竹之间”。
前行途中，顾先生所带壶茶用尽，只得找同伴解围。他游兴大盛，还特别装上一大壶山泉水，继续前行。“越山东下，山下民家甚繁，茶寮数舍，乡人满坐其中，树影波光，接于几案”，这便是一百年前，杭州人的喝茶情景。
这次旅行，顾先生还到清和坊翁隆盛（民国年间杭州三大茶庄之一），道是“俾家中人尝此异乡风味”。这次出游，先生有一番关于“雅生活”的畅想，不妨照录如下：
“烹茶自汲，卷帘看山，飞云腾雨，恣目全湖，居不必求于其广，览必当握于其胜，而欢素送阳，行曦秉烛，门庐图画，衽席惊涛，神仙艳福，不过如斯。今者国殆未安，何可预想？俟此生天职既毕，再谋结庐，庶不有负于此胜尔！”
这理想与现实交织的议论，到底顾先生还是偏重于现实的。实际上，纵观先生一生，事业心极重，他的这个生活梦想能实现吗？
1911年1月，苏州中学同学于校门口合影
二、顾颉刚日记中的茶生活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始自1913年，日记中满布这样的字眼：抄书，买书，读书，写信，作文，便秘，失眠，胃胀，头痛，咳嗽，会友，吃茶，赴宴，算帐，登帐，理杂纸，记日记。
顾先生极是勤奋，在日常琐事和病痛中拼命读书记笔记，会友一般伴随着吃茶，从中或许可一窥先生何以朋友众多。读顾先生日记，除了感知他为学的勇猛精进以外，亦知他是谦厚长者，身上不乏浪漫气息，用情极深，面对“求不得”的爱者，虽逾五十年光阴，耄耋之年尚且不能忘怀：“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日记中，顾先生喝过茶的地方，有青云阁，翠云楼，明泉楼，吴苑，广南居，顺风园，小吴轩，拙政园，万顷堂，新世界，龙华园，冷香阁，平湖秋月，八达岭长城，惠山等地；茶友则有叶圣陶，俞平伯，王伯祥，鲁弟，介泉，子玉，孙伯南，仲川等人。（不完全统计）个人生活中，临睡饮茶，喝热茶出大汗，喝茶失眠等等，顾先生都经历过，“昨日在吴苑喝雨泉茶五六杯，归后即觉精神紧张，异于往日，就寝后果不成眠，至十二点始合眼。三点醒，五点后又略朦胧，七点醒。”有时，顾先生对茶的态度又显得很矛盾。“口渴甚。向不好饮茶，今则非饮不可。”“夜间在高长兴喝茶十余杯。”
中华书局2011版《顾颉刚日记》，共12册
顾先生一生著作宏富，学术著作以外，日记就达六百万言，笔记也很丰瞻，其中不乏喝茶人和茶俗的记录。据1921年的一则笔记显示：吴苑、云露阁、桂芳阁等地，吃茶人各不相同，常到吴苑者，分三类人，即绅士，纨绔少年和教员；云露阁的吃茶人则是业主，房产中介，催租人和账房师爷；“桂芳阁与吴苑差同，惟较为守旧之辈，如教员一类，在吴苑者多少年新进，在桂芳阁者多为前辈老先生”。
不仅如此，早在1915年的一则笔记中，顾先生对吴中的喝茶形态，彼有严厉之词：“吴中弊俗，莫甚于茶肆”。顾先生的立论依据是：“家庭以天伦合，学校以道义合，工商以职业合。”这是正道，但“茶肆以市井游荡合”，那些无职业者长期委身于茶肆，聚众赌博，臧否人物，飞短流长，容易滋生是非。
也许，身为苏州人的顾先生难免文化焦虑：苏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不是服务的文化。“故吴人有生而无职业，以茶肆为学校者，所以习世故，修容仪，饰语言，学时尚，以之处世，亦足以巧令不败乎。嗟乎！嗟乎！果不足以救乎？”
苏州山塘街夜景，2013年国庆拍摄
2013年，笔者曾经在苏州度过愉快的一周：穿棱于大街小苍，平江路灯火如簇，山塘街游人如织，也去观前街吃小吃，还去西山岛喝碧螺春。这座城市浮于表象的，有中国城市的共性，但在文化的积淀面前，我显然是陌生人，水泼不进。
三、顾颉刚和他的朋友圈
顾先生一生交游遍天下，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了顾颉刚五卷本书信集。据统计，与顾先生有书信往来者，数以百计，这里面，有他的师长，有他的挚友，有他的学生，有与他交恶者，不妨拉一个名单：
叶圣陶，王伯祥，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傅斯年，吴湖帆，胡适，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俞平伯，王国维，郑振铎，丁文江，容庚，陈垣，冯友兰，冯沅君，周作人，徐志摩，沈尹默，鲁迅，朱家骅，何定生，闻一多，顾廷龙，王云五，杨向奎，钱穆，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范文澜，胡绳……（大致按书信编排顺序，未全录；当然，顾先生朋友圈并不止这些人）。
1927年顾颉刚致冯友兰信，冯氏字芝生
顾先生喜欢听戏。1912年，他乘车北上，途经济南，“昨过泰安，仅见岱尾，不能下车穷日观、天门诸胜；过曲阜，又弗能作孔里之游。辜负此行，总觉不少。昨夜既抵逆旅，进餐后旋至庆商茶园观剧。”庆商茶园1908年开业，当时人喝茶听戏，只收茶钱，不付戏费，这是通例（《齐鲁晚报》）。
1913年，顾先生在北京游先农坛，喝茶，“余以无侣独茗其间”，吃元宵，“颇可口，连食遂尽三器具”。这些经历，他都写信告诉了叶圣陶，并对先农坛的景观和古物发了一番感慨。两人还常到上海丹桂茶园听戏，“一年来，到沪必至丹桂茶园”，“与叶圣陶至沪听戏，四日间观剧五回”。
丹桂茶园演出盛况
丹桂茶园戏票
丹桂茶园是上海商业大亨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投资创办，是上海人常去喝茶听戏的地方，对上海的京剧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明茶园”则远在北京，1907年开业，是北京人喝茶听戏的地方之一，它勇于打破禁区，专门设置女座（《北京档案》）。
顾先生的日记和信件也不只是记一些喝茶听戏之事。日记中所记的喝茶，通常都跟会友交际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沟通媒介，他只是自然的选择了当时社会中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跟朋友们因此相聚聊天，形成知识的交换，思考的佐证，价值的判断，思想的交流，这些才是重中之重。写信给朋友，也不只是为了客套问安、分享风花雪月之类，比如他与胡适、俞平伯常在信中切磋红楼梦问题就是明证。1913年，顾先生写了三册《檀痕日载》，写的都是观戏感受。
顾先生与胡适讨论红楼梦的信札封面
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成长总有某种印迹和影响。换言之，这事关知识获取方式。顾先生喝茶听戏，并从中找到灵感，以此来印证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茶园”，无论上海、北京、天津还是济南，都是当地人消遣娱乐的集中之地，如同今人买票到电影院观影一样。
我们不能说顾先生喝茶听戏决定了什么，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获取途径确实作为一种客观积累，给他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便利。王煦华先生曾总结：“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集歌谣。”而顾先生自己也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1973年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
顾颉刚先生是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他是古史辩派和禹贡派的创始人，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晚年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
“自思我的才干和学问百不如人（身体更不如人），但我自己觉得比人可贵处，乃是我有志而人无志（有志的人真是少极），我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既有意义，则我便可将我所有的才干和学问全力应用，而不致空弃，所以成绩反而比别人好了。”
顾先生一生成就，固然与自身努力有关，但朋友圈的影响，同样是关键因素。有论者认为：与胡适的关系，是他学术生命的始点（余英时）。顾氏在北京求学时，曾旁听胡适的哲学课程，深受启发。在日记和书信中，他也经常提及与胡适的交流，而收入书信集中致胡适的信就达156通。胡适对顾先生的日常生活亦是相当照顾，帮助找工作，补助现金，借钱应急等等，给予艰难困苦中的顾颉刚很多实在的帮助。
顾颉刚写信给胡适推荐学生杨向奎
四、丹心热血沃新花
与他的恩师胡适先生一样，顾先生在学界也以奖掖后进、培养青年人才著称。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便是顾先生的学生之一，成就卓著（葛剑雄曾有挽联，对谭先生一生功业高度概括：基肇《禹贡》，功成《图集》，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泽被士林，化导实学，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谭先生有名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谭是顾的学生，一次，两人就《尚书·尧典》成书年代的证据通过信件展开讨论，互有对错，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谭先生晚年，对这段往事依然恋恋不忘：“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1997年，谭先生的弟子葛剑雄在《谭其骧前传》中，对顾、谭的师生之谊这样论断：“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61年的学术方向，也给它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顾谭两人后来虽然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但终两人一生，保持了较好的情谊。
1957年顾（中）谭（左）在青岛湛山寺
顾颉刚先生曾言：“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又说“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
1932年顾颉刚致谭其骧信
前不久，为了对照阅读陆羽《茶经》中的地名，笔者找出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免感叹敬佩。茶圣陆羽当年游历茶区，写下茶叶巨著，修悠一千多年下来，茶业虽有浮沉，但遗脉长存。
2015年10月18日，在一场专场茶品鉴会上，学者周重林讲到易武茶的时间与空间，茶文化专家杨凯讲述老字号茶庄的故事：从唐代的利润城到今天的易武镇，有多少遗失了，又有多少找回了？中国茶文化也许是统一的，但内质并不是单一的。我们今天解读过往隐藏的种种密码，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又注定为后代历史留下谜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时大彬，宜兴紫砂艺术的一代宗匠（1573——1648），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是著名的紫砂“四大家”之一时朋的儿子。他对紫砂陶的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设计与铭刻，都极有研究,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接那种凭空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时大彬制壶技艺全面，在泥料配制、成型技法、器形设计以及属款书法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邵大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最负盛名的制壶大家，为人慷慨豪爽，年少成名。有一壶千金亦不可得之说。邵大亨承上启下，继时大彬之后，继承推崇发扬紫砂艺术，并以简洁为特征，以把玩为准则，把紫砂艺术的内涵综合体现在材质形体工艺上。其作品和他本人的精神情操融合为一体，在客观上为紫砂素器的发扬光大创造了条件。这对后来产生像顾景舟这样的紫砂艺术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顾景舟，曾在《宜兴紫砂壶艺概要》中写道:经我数十年的揣摩，觉得邵大亨的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大成，改变纤巧糜繁之风，从他选泥的精炼，造型上的完美，技艺的高超，博得一时传颂。
后人多以“大亨”作品为楷模，临摹仿制。而邵大亨的真品几经流落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这件大亨壶充分运用刮、压、削、勒、推等工艺技法，整体圆浑质朴，肌里丰富，口盖严密。壶把用暗接法粘连，与壶身浑然一体，顺畅自然，充分体现严谨工整，古朴雅致。此壶原藏于山东济南府，民国时期由一位藏家用一对明代朱砂花瓶换得，流传至今，现藏于北京古玩城三层168厅10号恒生堂。
顾景舟的紫砂三部曲
顾景舟1915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市川埠乡上袁村一个紫砂世家，18岁时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内涵以及严谨的制壶工艺一举成名，跻身壶艺名家行列。由于其高超的陶艺，曾被上海郎氏艺苑聘请，做仿古陶。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顾景舟制壶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有幸接触到了一大批古代名家的珍品，他每遇历代名作，都反复揣摩，悉心研究，吸取并掌握了中国陶艺的博大精华。
顾景舟紫砂小仿古
新中国成立后，顾景舟多次参加宜兴地区古窑址的发掘研究工作，对蠡墅羊角山宋代紫砂窑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顾景舟对紫砂陶的历史沿革、名人传记、古陶鉴定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先后发表数十万字有关紫砂陶艺的论文。
1985年，顾景舟担任宜兴紫砂研究所所长，将紫砂艺术从商品化宣传上升到艺术品的文化层次。顾景舟觉得明代中期至今的紫砂艺术可以像书法、绘画一样，分为神品、极品、精品、能品。明代供春、时大彬，清代陈鸣远，作品造型完整，技术高超，他们将紫砂技术发扬光大，并与中国文化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的代表作，应尊为神品。清代陈曼生承前启后，“曼生壶”就是紫砂艺术与诗书画艺术的结合品，即便技艺有所不足，若是真作，也可称为极品。顾景舟坦言，历史上紫砂仿古之作不少，他自己亦有一段时间专门仿古，虽然壶形依旧，但随着社会进步，技艺上则超越前人。东西是仿的，但质量是好的，堪称精品。而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今人制作的高档紫砂茶具，则为能品。顾景舟将其紫砂生涯总结为少年仿、中年创、晚年变三部曲。
创造当代紫砂经典
紫玉金砂的馨香穿透了时空，今天，紫砂壶的灼灼芳华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布衣庶民，皆心仪紫玉金砂，正所谓“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
时光流转到1985年，紫砂壶制作大师赵建旗先生创立了“宜珍紫砂”品牌，建立了紫砂博物馆，先后收藏明清紫砂壶标本万余件，明清时代紫砂名壶一千余件，填补了我国紫砂壶相关领域的空白。
双色南瓜壶赵建旗作品
2007年，“中国紫砂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中国紫砂壶研究会，共同开通“宜珍紫砂”官方网络平台。该平台是目前国内最专业的宜兴紫砂壶交易平台，旨在弘扬中华文化，宣传和普及宜兴紫砂壶的专业知识；立志于汇聚紫砂名家，融合古典紫砂工艺和最前沿的设计理念，打造“宜珍紫砂”艺术品牌，创造当代紫砂经典。
平台设有紫砂商城、紫砂名家、鉴定评估、紫砂专栏、老壶捡漏、博物馆等多个实用性、参考性极强的板块。平台从最专业的角度规范市场，严格把关，从原矿料到每一位制壶艺人都精心挑选，无论制壶高手还是民间大师，均可无偿在此平台展示技艺、展现展销作品，现已汇聚了千余名制壶大师，潜力巨大的实力派高手，其作品泥古又别具创新，充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广大藏友也可在此得到放心壶。
今天紫砂文化已经蓬勃兴起，并已走向世界，它的生命力是专存的、延续的、发展的、强盛的，已经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陶艺文化的一支奇葩。前进的路没有终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宜珍紫砂正在书写紫玉金砂的绝世芳华，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为了华夏文明的精髓永远熠熠生辉。
赵建旗简介
国内最具专业的历代紫砂器研究鉴定专家、中国传统工艺大师；宜珍紫砂创始人；中国紫砂壶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中华古玩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当选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紫砂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授予“民间文物鉴定家”称号；中国民间文物传世工程组委会评为中国十大古玩研究会会长；2014年3月，应邀在美国加洲大学讲学；2014年5月，当选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
代表作：“双色南瓜壶”被美中收藏家协会永久收藏；“裙花提梁壶”被美国加洲大学东亚图书馆永久收藏；“中华四方壶”作为国礼被意大利大使永久收藏；“中华四方壶”在2014年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他将太太和女儿安顿在昆明后，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技师张石城一起于4月1日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十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面开阔，并不危险，只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县城猛海（即今勐海）。
那时的佛海是蛮荒边地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很多华侨、商人、机关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开发计划和实业实验。比如，1929年，周文卿、李拂一等人开办了发电公司，1933年建设厅开办农场，1936年，成立佛海简易师范，建设厅还在这里建立了樟脑加工厂。
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他共制造：
萎凋挂帘一百二十张可供五百斤生叶之萎凋
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一百磅
手推小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十二磅
上抽式熟风烘茶灶一座每分钟排气量达二十五立方公尺
手摇切茶机一架
无尽练式发酵塔一座
手摇滚桶一座
筛四把
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画图，并和工人一起加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武器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1940年4月，范和钧第二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外，还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货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服务社的理事都是当地政治、商业的头面人物，因此，服务社的活动，对佛海的政治、社会、金融、民生有极大的影响。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每担100市斤）。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范和钧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他们借着抗战的理由，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也就是说，所有出境的茶叶必须在中茶公司佛海办事处领取出运证，同时交纳高额的平衡费。但如果将紧茶交给服务社、中茶公司联合运输，平衡费就不用交了。因此，当时的中小茶商纷纷将茶叶售与范和钧领导的佛海服务社，加入紧茶联合运销的大军，由服务社的人将这些紧茶通过缅甸、印度运抵印藏交界处的市场葛伦堡，再由藏族商人运进西藏。
1941年中茶联运收购紧茶达12000担（每担120市斤左右）。同时，他们向易武同昌黄记花茶庄订购七子圆茶400担，这400担茶因为合同价格较低，同昌号并未用心加工，最终只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缅甸脱手，经泰国销往南洋和香港。
这一年，他还收购了六大茶山的散茶原料运给昆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复兴茶厂生产普洱“福禄寿喜”方茶。这些茶收齐后，他按照绿茶思维，认为水分过高，进行了烘焙，结果，装在麻袋里的毛茶在马背颠簸一个月后，到达昆明时齑碎严重，不得不降等生产。复兴茶厂事后总结说：“佛海茶厂前后运来之普洱散茶，品质原属优良，复经该厂粗加筛拣，原料亦尚简净。惟以付运时用麻袋包装，柔软不耐搬运，经十数日长途马驮，整茶多被揉成碎末，损失殊重。复以该项原料，曾经该厂重为烘焙，水分过干，致压制方茶时缺乏黏性，而茶即支离易散，色泽亦复红暗，显呈枯涩，影响成品外观甚巨。为谋运输损失，保持成品色泽起见，嗣后购运是项原料，可即将原山毛茶用实篾竹篮装运。”
在推行法币和收购紧茶的过程中，权利和斗争一直伴随着范和钧。他与抵制联运的跨国大茶号“洪记”、“恒盛公”以及云南财政厅下属“思普企业局”、等谈谈打打，与佛海县长、南峤（亦在今勐海县境内）县长、当地土司争斗不断，还要提防服务社董事李拂一的消极，傅孟康、梁县长的贪婪，以及边地瘴气的肆虐。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疲惫，反倒是来自中茶公司上层、云南省经委会的怀疑令他郁闷，它要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范和钧制唐伯虎稿款彩刻漆仕女
1942年，他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两千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三千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弱，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厂内有四公尺宽的车路，约一里路旁遍栽樱桃树苗已有半公尺高，有放牧牛马的草地，猪厩及蔬菜园。
有茶叶初制精制与工程之部门，精制部有切茶机、杆分机、拣梗分级机、飘扬机。工程部分有车床、钻床、冲床等简单机械，零件修配均能自造，泥工股木工股能自造厂房家俱及钢骨水泥工程等，电机股供给全厂灯光设备及制茶动力。”
1942年11月，除留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一直到1950年，每年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被解放军接管。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这些年的汤唯，比起《色戒》刚出来的时候，眉宇间多了一种看透世事的淡定，是那种见过大场面的难得的从容，还有少女般纯净的眼神。她已经学会冷静地接受生活的变化，并从中体会五味杂陈，痛快地演电影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为此，很多粉丝送给她一个雅号"文艺女神"。
文艺女神是怎么练出来的？
汤唯是宅女一个，而且还很文艺范儿。如果不拍戏，她宁愿在家里看书，憧憬那种田园式的生活，自己种菜，躺在椅子上边晒太阳边看书，过早睡早起的生活。“我从小看着我爸爸的画长大的，被他画里面的古山古水熏陶。我很喜欢这些中国几千年的国画意蕴。”有时，她也会一边喝普洱茶，一边读《诗经》。普洱茶醇香，温和，而且诸如养胃、降脂、降压、抗衰老等众多有益身体的功效。闲暇泡一杯云南的普洱茶，读着诗经里的风花雪月、白露桃花、秋水伊人，彷佛自己也穿越千年，回到两千多年前那个魂牵梦萦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处处皆文艺，所以造就了她文艺女神的气质。
汤唯相信女人一定要拥有健康规律的生活，才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持最佳状态。“你一定要真正地去感受生活，感受身边每个人对你的爱、恨，这样的女人才动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她什么都不去想，只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这是个聪明的女人，热爱生活，关心每个小细节，慢慢体会人生中的喜怒哀乐。最难得的是，她懂得只取走自己需要的部分，其余的统统排斥在外。这种生活智慧让她获得平静，一直保持着单纯真实的心境。此外，她还有一个私人习惯就是在临睡前做数学，从简单到中等难度，再到超级难，做完以后心就可以完全平静，睡得安宁。
汤唯笑称自己喜欢专注，“做饭就好好做饭，擦地板时就一心一意擦地板，其它的事暂时都不考虑。”面对人生的一道道难题，她自己的解决之道简单而有效。做演员之前，她学过播音、做过编导、排练过话剧、当过职业模特，还是一个不俗的画家和羽毛球运动员……这源于她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她觉得除了外表的漂亮外，内在的涵养也很重要。读过的书、品过的茶，会成为充实内心的养料，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样才能善待与呵护自己。徒具表面的美丽并不持久，要连内在也引人入胜才可以。
根据《晋书列传第六十五》记载：后赵（319-351年）时，单道开，在临漳昭德寺坐禅修行。“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起煮饮的习惯，「荼苏」就属于此类饮品。当时，中国的僧人大多以修习小乘禅法为主，严格遵守过午不食的戒规，以定摄禅，长生不卧即为修禅的主要形式；但是，为了补足午后的体力，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允许喝些带有这些功能的饮品，作为药石，午后饮“荼苏”就成为禅门的一种习惯。
又有唐朝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开元（713～744）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学禅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陆羽(733~804年)著作《茶经》，他幼年是由佛门扶养长大。由此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茶与宗教的关系就已相连，可见茶与佛教的关系，由来已久。
在佛教寺院中，常以奉茶作为修行待客之道，在禅宗历史上，许多与茶有深远影响的公案。如，赵州从谂禅师（778~897年）的《喫茶去》公案：一人新到赵州禅院，师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师曰：“喫茶去！”又问一僧，答曰：“不曾。”师又曰：“喫茶去！”院主问：为什么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师唤院主，院主应“诺！”师仍云“喫茶去！”赵州三称“喫茶去”，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一落入妄想分辨，就与本性不相应了。南隐禅师《茶杯禅理》公案：一位学者拜访南隐禅师，寻求禅的道理，学者坐定之后，南隐禅师以茶水招待，将茶水倒入杯中，一直倒到茶水都满出来，南隐禅师还继续倒，学者见状，着急的说：禅师，茶水满出来了，不要再倒了！南隐禅师说：你就像这个装满茶水的茶杯一样，你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不了其他东西了，来这里寻求学问，不先清出空间，如何能得到道理呢？
饮茶习惯在宗教、禅门盛行后，寺院将饮茶制度化，专设“茶堂”作为禅僧讨论佛理以及招待访客信徒的地方。并在寺院西北角设“茶鼓”，专为招集众僧饮茶时击之。除此，寺院也设有“茶头”的职务，专司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又于寺院门前安排专为香客施茶的“施茶僧”。供奉佛、菩萨、祖师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一般僧众集合饮茶叫“普茶”。禅寺对茶的仪轨有了制度之后，称为“寺院茶”。
禅是一种修行方法，寺院是出家人的修行场所，在禅门中藉由各种公案教导众生修行不离生活，于生活中悟道，喝茶是件简单、纯朴的平常事，如何专注于当下，不为外境所转，契悟当下的念心，以来帮助人将心放下，从喝茶中体悟深沉的禅境，得到一刻的悠闲。
然而，禅并不始于佛教，而是源于古印度的瑜珈术，瑜珈为梵文“yoga”的音译，为“结合”、“相应”的意思，即以通过静坐、调息等方法来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期使精神专注，达到人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相应冥合之境，而实践瑜珈修行时所注重的精神专注，呼吸控制等作法，许多都与佛教提倡的禅定相近似。因此，禅并不等同于佛教，禅也不是佛教的专利，不是只有佛门中人才可学禅。
中国禅来源于印度禅，禅的意义为“静虑”，“思维修”。释迦牟尼在成道前就修习过禅定，佛教正式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述和发展，并进而把佛教之外的各种禅称之为“外道禅”，而佛教禅又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之别。
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根基也不一样，修行不一定要走同一个法门，只要能助我们静虑，心灵走向解脱，智慧得已增长，就是禅。所以，修行不一定要出家当僧侣，在家也同样可以修行。茶也不是只有“寺院茶”，更有“在家茶”，在家喝茶比出家更为方便，因为，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以“主敬存诚”的心，好好地喝茶，规规矩矩地行茶，恭恭敬敬地看待茶，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喝茶，就是一种修行，所谓：“佛有随缘随喜法，茶有随时随地味”。
自古以来，我们传统文化里，就有在家“客来奉茶”习俗，幼辈向长辈敬茶的一种礼仪，是以茶学礼的教育。在家喝茶，有上午茶，有下午茶；有早茶，有晚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适合喝不同的茶。不固执、不拘泥、随顺灵活的调整，这是圆融的智慧，禅的活用。这样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从忘我到无我，那就是禅心的显现，喝茶是“在家的禅”了。
大柿子壶范大生
神话茶网讯：紫砂文化学者时顺华曾从整个紫砂史的视角说：“历代名人名作，以名字为壶名的比较少见，非名气、制工、形器、材质等都在同时代、同辈艺人中出类拔萃才享有此誉。”以人名命名壶名，以此观照，“大生壶”无疑是紫砂史上出类拔萃的。紫砂大师范大生以巧妙的构思、精心的布局、创新的造型、精湛的技艺得到壶界公认。从范章恩、范述增、范鼎甫，到范大生、范锦甫、范福奎，再到范伟群，范家壶韵绵延传承。如今，文化艺术品市场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作为紫砂技艺的传承者、生产者，“范家壶庄”面临着新的挑战。
“范家壶庄”紫砂陶的发展历程
宜兴紫砂是陶中瑰宝，分布于江苏宜兴丁蜀镇，发端于北宋，成熟于明清，鼎盛于当代。从纵向发展与横向参照相结合的角度来审视，范家壶技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
一是半农半工制陶期。春秋末年，陶朱公范蠡功成身退，挽西施带家人隐居于西望圩村，开创了“范家人”农忙务农、农闲制陶的历史，范氏一族由此与紫砂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家壶制陶技艺史，可以说与“宜兴陶都史”同步。
二是专业艺人与半农半工并行发展期。乾隆中期之后，范章恩创办“前店后坊”，挂牌经营，专业从事壶艺生产，成立了在紫砂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家“老字号”——“范庄农家”。前店后坊的出现标志着西望圩村半农半工的制陶人中走出了一批专业的紫砂壶艺人，从此，范家壶走向了半农半工制陶与专业艺人经营并存发展的新时期，相继出现了范章恩、范述曾、范鼎甫、范芝亭等专业从艺的紫砂名家。
三是技艺集大成和手工艺弘扬高峰期。范家壶一举名天下源自于中国第一次世博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在“南洋劝业会”上，范大生的“大柿子壶”荣获了最高奖，从此，范家壶走上了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范家壶形成了庞大的创作团队，创出了“花货筋纹器”并茂的作品群，尤其是范大生，以连得国际大奖而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之誉。
四是发扬光大期。长期以来，范家壶及其紫砂技艺以多种形式传承着：一部分人参与了紫砂一厂的创办，如民国时期名家范祖德、范正银等；以对民国初期紫砂茶杯有开拓之功的范林源为主的一群老艺人，在西望圩村坚持制作各种茶壶，直至改革开放；还有一部分人沿着先人的足迹依然半农半工，其主要工作是为紫砂一厂加工各种器皿。在此背景下，2000年以后，范家壶传承人、范大生的嫡孙范伟群举起“范家壶庄”的旗帜，以“求真传、传真艺”为己任，推动宜兴紫砂陶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传承、保护与弘扬。
“范家壶庄”紫砂陶的发展现状
乾隆年间的一个日子，“范庄农家”紫砂壶坊喜庆挂牌开张，生意很是红火，连宜兴城里喜欢茶壶的人也骑着马、赶着车到西望圩村买范家壶。从此，范家壶的名声传遍宜兴，越传越远。而今，由范氏后人范伟群创办的“范家壶庄”进一步提升了范家壶的知名度。
“范家壶庄”占地70余亩，技术人才150余人，专业从事艺术陶瓷、紫砂壶艺的创作、研究和开发。2013年，“范家壶庄”在全国已有50余家连锁经营店，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目前，“范家壶庄”创作、生产的紫砂品种有100余类，2万多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年产值达1500万元。同时，运用紫砂陶制作技艺，以宜兴紫砂为载体，将“文化创意、符号优化、载体亲和”的理念和地区文化相结合，嫁接出地区“文化符号”壶，提高了“范家壶庄”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促进产销的快速发展。
“研究和挖掘范家壶艺、传承和传播范家壶艺、创新和发展范家壶艺，是我们这一代范家后人的重大使命。我们计划从今年开始，在国内省级博物院(馆)、美术馆及高端文化场所定期举办以‘一壶风范’为主题的紫砂作品展，通过这种以展示、宣传、大力弘扬紫砂艺术为目的的展览，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紫砂，了解紫砂文化。”范伟群说。
老字号壶庄遇新挑战
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范家壶庄”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与陶瓷院校、美术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等。在笔者看来，“范家壶庄”接下来需要深入挖掘紫砂历史研究，探索产业化之路，使范家壶走出国门；需要筹备建立范大生紫砂艺术馆，积极引进、培养紫砂技艺人才，筹备建立“大生传习所”，使紫砂技艺后继有人；需要调研、采访、整理范家壶的相关史料，并出版发行；还要继续保持和地方区域文化的交流合作，扩大其地方“文化符号”壶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要扩大对外交往，与业界、书画界等专家学者加强交流，组织参与各种形式的展览评比活动；更需加快创新作品的研发，以及新形势下营销体制的改革，扩大范家壶的销售空间。
“范家壶庄”这一老字号紫砂陶的传承创新，必须与本土化现代艺术设计、本土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在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变革中加以继承。在立足自身民族文化基础上，锐意创新，根据时代特征将“老字号——范家壶庄”放在动态创新层面，置于活态发展空间，使其继承与发展充满活力。范家壶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而其经营理念、手工技艺和服务策略则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更加珍惜“老字号”的品牌价值，努力寻求传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结合点，创新老字号品牌，在保护传承原有独特技艺的基础上积极应用现代科技和传播方式，在开拓创新中展示浓郁地方特色。
茅盾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对这位年轻人的穿着印象极为深刻：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评价说，“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
张中行回忆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张爱玲透过胡适家里那杯绿茶，看到时光交错，那个穿着长袍的老者身在纽约，说着英文，却依旧像在北京的寓所一般。他身边站着江冬秀，更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老妇。
胡适书法
长袍与茶，是胡适给大多数人第一印象。他也好酒，却不善饮。他反复抽烟，反复戒烟。
这位民国年间风头无二的洋博士，一生得了35个“荣誉博士”，但其生活习惯却是非常中式，确切地说是非常“徽派”，穿衣以母亲与妻子缝制为主，吃以徽派菜为主，喝茶以绿茶为主。
这一次，我们主要谈谈“茶博士”胡适。翻阅胡适日记，书信，茶生活无处不在。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称谓，要是换成与“胡适之喝茶的日子”似乎更显得关系亲近。毕竟，见过胡适者甚多，能一起品茗论道的却很少。
胡适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
茶博士胡适与他的茶会
胡适（1891——1962）出身于徽州茶叶世家，出生在上海的程裕新茶栈，这个巧合大约为胡适终身嗜茶提供了一种解释。
其父胡铁花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先曾祖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为生”（《胡铁花年谱》）。到胡适这一代，胡家已经经营茶叶150年有余。祖上经营的两家茶叶店养活了胡氏一家四房，也为胡家有志为学的人提供经济来源。
胡适的父亲胡铁花
胡适的自传，演讲，大都以“我是徽州人”开头。
他深爱这片土地，常以徽州土特产自居。徽州这些土特产，又以茶叶与人闻名天下。茶有黄山毛峰，人有朱熹，戴震等，徽商同样也是影响甚大的群体。
胡适最喜欢的饮食，除了茶，就是徽派火锅。梁实秋去参加胡适家吃饭，被绩溪人做的“一品火锅”排场惊到了，7层菜肴吃得感慨万千。胡适每每去上海，都会约朋友去吃徽派火锅。
中国徽菜一品锅之乡
徽商南下上海，茶叶是一盘大生意，徽菜馆也是一盘大生意。
胡适在上海读书时所作的《臧晖日记》，记录了他年轻时候与朋友瑶笙，仲实、君墨、怡荪以及老师王云五等人读书喝茶饮酒看戏的琐事。
在日记里，他看到另一个胡适，“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
我看到的胡适，自然是与茶相关。20世纪初期的上海，茶馆酒馆林立，青年胡适常到茶馆聚会，以茶会友。
胡适现存最早照片
19岁，“余与瑶笙同行至文明雅集吃茶，坐约一时许，瑶笙送余归。道中互论诗文，甚欢。”“饭后与剑龙同出，以电车至大马路，步行至山东路口折而南，人四马路，至福安吃茶一碗始归。”
20岁，他们喝茶路上，目睹了一场火灾，束手无策。“下午五时子端来，邀至五龙日升楼吃茶，比至则仲实、君墨及二李皆在，小坐便同处，循大马路至四马路至湖北路西首，忽见一家屋上火发，火势甚烈，北风又甚猛，延烧比邻汇芳茶居及丹桂戏园、言茂园酒馆。”“下午，与桂梁外出，至青莲阁吃茶。”
上海湖心亭及茶客
偶尔，也会去找妓女喝酒，“打茶围”，他记录道：“晚课既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种。君墨适小饮已微醺，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之伎者陈彩云家，其家已闭户卧矣。”
后来他们叫醒人，在陈家玩到天明，接着赶去上课。“打茶围”，就是“在妓女房里，嗑瓜子，习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胡适强调这与自己的性情不相干，“喝茶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
胡适读书照
那么胡适喜欢什么样子的饮茶方式呢？
“每日邀约二三人到寓所茶会，谈论家国之事。”胡适坦言：“此种欢会，其所受益远胜严肃之讲坛演说也。”
以茶会友可以避免许多误解，比如他约自己的红颜知己韦莲司，每每都以“茶会”名义。1914年6月5日，韦女士邀约同伴出行，胡适说，要是你们散步归来，能到我寓所玩，当烹茶相饷。后来二女过来应约，他也烹茶招待。与胡适同居的法文教员很惊诧，教员之前约女，颇受挫折。目睹胡适的“约茶”大法后，顿时脑洞大开。
胡适（左）韦莲司（右）
胡适一生都喜欢边喝茶边聊天，在给胡近仁的信中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茶助灵思，是中国文人学者，高僧大德一个悠久的传统。嗜好饮茶似乎是胡适偏好传统的一个佐证，他留美后，没有学会喝咖啡，也没有爱上可乐，偶尔会饮一点洋酒。
1910年，胡适初到美国第一学期，忙于适应环境，也不认识什么人。留美日记第一部分，都与读书有关，少有提及娱乐，别说喝茶了。1911年，等他适应环境，有了朋友，便开始娱乐生活。
从1913年起，胡适进入了学习与写作状态。
廿载忘年友，犹应念阿咸。奈何归雁返，不见故人缄。
民国三年六月，以室中读书图寄近仁适之
这一年，他的老同学好友任鸿隽到康奈尔大学读书，胡适又多一位益友。12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宪先，厘生，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
这是胡适留美日记第一次记载煮茶夜话，“淡诗或煮茗,论时每扬眦”，参加夜话的任鸿隽表达了与胡适一样的意思，“独居无聊，胡君适之煮茶相邀，与杨君杏佛三人联句七言古诗一首”。
1914年1月23，伊萨卡下了一场大雪，胡适赏完雪景，回家烹茶写诗。其《大雪放歌》后几句云：“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昳。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佳期不可负，更何况，有那么多未来影响中国的大才子聚集于此。围炉饮茶，有时候是大收获。6月29日，胡适与胡达(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等人围炉夜话，商议出一本《科学》月报，此乃影响中国百年之“赛先生”肇始。
适之淹博杏佛逸，中有老梅挺奇姿，我似长庚隐日月，告人光曙欲来时
室内小茶会有助思之功，公共演讲来口茶能提升。胡适在《演说之道》里说：“演说之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者小睡。”
胡适归国后，继续以茶会名义会友，思想交流。有些时候，没有时间写时评，就边喝茶边口述给秘书记录。没有外人时，在家也搞家庭茶会。胡适归国后事务巨忙，终日与人周旋，与旧思想交锋，得一壶茶，能舒缓自己，也能舒缓别人。
茶会重在分享，胡适举例说，“我的太太喜欢做些茶叶蛋、雪里蕻或者别的菜分送朋友，等于会作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文章给人家看的心理一样。”
胡适作品《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5年之后的胡适日记中，多次出现的还有“茶话会”，从形式感看来，这些活动显得正式，有官方主场之感，此后他也用“茶话会”取代“欢迎会”，“离别会”这些旧式词语。
比如梅兰芳到哥伦比亚大学茶话会，剑桥留学话会啦，旅英各界华人茶话会，胡适美归赴任北大校长茶话会，欢迎胡夫人茶话会……
那么，胡适到底喜欢什么茶呢？
他最爱的是家乡徽州的黄山毛峰与杭州的龙井。
1916年，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母亲，要求寄点家乡土特产黄柏茶到美国，以答谢韦莲司一家对他的照顾。这一年，胡适已经到美6年，完全适应了美式生活，也找到了自己求学方向，生活也不再那么拘谨。
3月15日，他再次致信母亲，说到蜜枣已分食完，茶存有许多，可以用一年之久。他所居住之地，有小炉子，“有时喝想喝茶则用酒精灯烧水烹茶饮之。”有时有朋友相访，则与之享之。
但因为来喝茶的人太多，准备用一年的茶很快就朋友们被瓜分完。3个月后，6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的信里谈到：“前寄至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如此种之善。即常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8月31日，胡适则叮嘱母亲，“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寄茶时，可用此次寄上的地址。”
胡适、江冬秀夫妇
胡适坚信茶可以解酒，可以消食，每每吃多了喝多了，就会泡一壶茶解之。1939年，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冬秀，十二月四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晚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就睡了。”
当然，除了家乡徽州茶，胡适还比较喜欢杭州龙井。
留学日记里，胡适多次言及用龙井茶款待朋友。回国后，1923年，胡适多次来到龙井，有一次还是陪着蔡元培去。
传说中的十八棵龙井茶树
胡适写过一首《龙井》的现代诗：
小小的一池泉水
人道是有名的龙井
我来这里两回游览
只看见多少荒凉的前代繁华遗影
危楼一角，可望见半个西湖
想当年是处有画阁飞檐，行宫严整
到于今，一段段断碑铺路
石上依稀还认得乾隆御印
峥嵘的“一片云”上
风吹雨打，蚀净了皇帝题诗
只剩得“庚子：纪年堪认
斜阳影里，游人踏遍了山后山前
到处开着鲜红的龙爪花
装点着那瓦砾成堆的荒径
龙井茶因为乾隆的诗而天下闻名，到今天依旧是许多人喝茶之首选。
1938年，胡适再度赴美。当年年底，临近胡适生日时，他意外生病，躺在病榻上给江冬秀写信，说收到茶叶6瓶。
1939年4月23日，在美国的胡适没有茶喝了！他给江冬秀写信：“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写DR.HuShihChineseEmbassyWashington,D.C,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
同时交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事陈长乐拖他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江冬秀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他写了与自己之前同一个地址，只是收件人是陈长乐。
我与同事们讨论过这个事情，在同一个地址，只需说一个总数即可，何必分开购买以及邮寄呢？他们的意见是，比如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有人寄茶来，可能在价格以及成品上会差别。
胡博士特别交代不要买顶贵的龙井，是因为当时在上海顶级的狮峰龙井，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市斤三元二角。当时上海一个店员的每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元银洋。
胡适在6月25日收到茶。9月28日，胡适回信告诉江冬秀，“陈长乐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二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他要我谢谢你。”按照当时的物价算，1939年，100法币可以买到1头大牛。
龙井茶
龙井茶是一个叫治平的人帮办理的，家书里胡适表达了感激之情。1940年3月20日，他致信江冬秀，“若治平能替我买好的新茶（龙井），望拖他买二十斤寄来。”寄信后第二天，他又追加了一封家书，告诉家人，有一位应小姐要去美国，可以托带。5月21日，胡适收到了带来的10瓶新龙井。
3个月他写回的家书里，还声称“茶叶还有不少”。看来胡适做大使后，交际圈扩大，应酬多，送礼也多。
7月29日，胡适收到茶叶两批，给江冬秀的信里说，“一批是你寄的，两箱共九十瓶，另红茶一盒。一批是程士范兄寄的红茶五斤，两批全收到了。”这是红茶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里，程士范是胡适的绩溪同乡。
胡适所送礼品，除了茶叶，还有蜜枣，刺绣等。
「民国茶范」胡适专题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现在看茶艺表演，茶楼里玩的那几式韩信点兵、关公巡城、凤凰三点头，已经老套了，不够看了。要看，还是去成都宽窄巷子看人耍那长嘴小铜壶，两尺长的壶嘴，从前胸甩到头顶，从头顶甩到后背，一边甩，一边金鸡独立、鲤鱼打挺、白鹤晾翅、蟒龙翻身，做着这些动作的同时，还能准确无误地把茶水一一倒进客人面前的杯子里去，比耍猴好看多了。或者去马来西亚看人家拉茶，奶茶像弹簧一样可以伸缩，从左手罐子飞进右手罐子，一不会断，二不会溅，不像卖茶，像演杂技。
可惜拉茶给人的感觉很闹，长嘴小铜壶就更闹了，要想欣赏静的表演，咱就得去趟宋朝，看看那时候的茶艺高手怎么分茶。
分茶指的不是把茶壶里的水均匀分到所有杯子里去，而是用勺子或者筷子把茶汤分开，分出一个很好玩的图案给别人看。咱们现代人冲泡出来的茶汤当然分不成什么图案，可是宋朝的茶汤可以分出来，因为宋朝人喝茶不是冲泡，是点茶，用滚热的沸水去浇碾好的茶粉，一边浇一边搅，沸水跟茶粉完全混合，很稠，过一会儿，茶油还会泛上来，水面上厚厚一层，抽刀在上面划一个十字，能保持一小会儿不消失。
表演分茶当然不是划十字那么简单，宋朝的茶艺师用一只小勺子飞速地搅动茶水，然后提起勺子的那一刹那，碗里的茶汤中间凸起，周围层层叠叠地低下去，很像一座小山，很快地，水波平息，小山消失了，茶艺师再一搅，茶汤表面突然出现一朵花、一幅画，或者一个笑脸，非常神奇。这种表演发端于五代末年，在两宋时期盛行于大江南北。
宋徽宗就很擅长分茶。他在延福宫大宴群臣，酒到酣处，雅兴大发，让太监取来茶具，当众进行茶艺表演：用小勺子在茶碗里啪叽啪叽一顿搅，水面上立时现出一幅工笔画，夜风吹拂，疏星朗月，要多逼真有多逼真。
宋徽宗之前还有一位更牛的分茶大师，是个和尚，法号福全，提壶冲茶，边冲边搅，眨眼间连分四碗，每碗茶汤上面分别现出一句话：
第一碗：生成盏里水丹青，
第二碗：巧画工夫学不成。
第三碗：却笑当时陆鸿渐，
第四碗：煎茶赢得好名声。
四碗上下排开，刚好一首绝句。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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