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位现代诗人，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诗作，而且，还写有大量的纪游是篇。1903年他11岁时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郭沫若也是位剧作家，话剧《孔雀胆》有一段戏，通过人物对白，把武夷山的传统饮茶方法介绍给了观众。
对白如下：王妃：（徐徐自靠坐起）哦，我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宫女甲：（回身）我们拿的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呢。王妃：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和很酽得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宫女甲：记是记得，不过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王妃：你把茶具拿来。（宫女甲起身步至亮厨前……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容纳一小盘。）王妃：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把这茶壶茶杯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这茶叶放入“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这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宫女甲：记得的，把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像是在这些茶杯上划圈子。宫女乙：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划圈子呢？一杯一杯慢慢斟不可以么？王妃：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
这段戏，简直就是功夫茶的演示。可见郭沫若对茶事的精通。1959年他陪外宾到武夷山和黄山，在欣赏了名山和名茶后写了一首诗：武夷黄山一片绿，采茶农妇如蝴蝶。岂惜辛勤慰远人，冬日增温夏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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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人郭沫若，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和的作品，而且，还写有大量的纪游是篇。1903年他11岁时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
郭沫若也是位剧作家，话剧《孔雀胆》有一段戏，通过人物对白，把武夷山的传统饮茶方法介绍给了观众。
对白如下：王妃：（徐徐自靠坐起）哦，我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
宫女甲：（回身）我们拿的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呢。
王妃：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和很酽得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宫女甲：记是记得，不过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
王妃：你把茶具拿来。
（宫女甲起身步至亮厨前……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容纳一小盘。）
王妃：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把这茶壶茶杯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这茶叶放入“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这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
宫女甲：记得的，把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像是在这些茶杯上划圈子。
宫女乙：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划圈子呢？一杯一杯慢慢斟不可以么？王妃：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
这段戏，简直就是功夫茶的演示。可见郭沫若对茶事的精通。
1959年他陪外宾到武夷山和黄山，在欣赏了名山和名茶后写了一首诗：武夷黄山一片绿，采茶农妇如蝴蝶。岂惜辛勤慰远人，冬日增温夏解渴。
自古文人墨客爱饮茶，茶诗茶事一箩筐，这点在郭沫若身上也是一脉相承。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人，著名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生于茶乡，曾游历过许多名茶产地，品尝过各种香茗。在他的诗词、剧作及书法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饮茶佳品，一时传为佳话。
1903年，郭沫若才11岁，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这是他的第一首记游诗，也是他最早写的一首茶诗。四川邛崃山上的茶叶，以味醇高雅著称。据史料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曾在县城开过酒馆和茶铺，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1957年，郭沫若作《题文君井》诗：“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今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于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后来，当地茶厂便以“文君”为茶名，创制了“文君绿茶”。
郭沫若是诗人，又是剧作家，在描写元朝末年云南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与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相爱的悲剧《孔雀胆》中，郭沫若把武夷茶的传统烹茶方法，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和表演，介绍给了观众。借王妃之口，讲述了功夫茶的冲泡方法：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茶壶烫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茶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这茶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从这段剧情，可以看到郭沫若对功夫茶的冲泡是如此精通，反映出郭沫若对茶文化的热爱。
1959年4月的一天，在黄山山麓，刘祖香见到了郭沫若及其夫人。刘祖香以身许茶，一生嗜茶，凡六十余年，结茶为缘，人称茶人。刘祖香早就知道郭沫若爱茶，他见郭老和蔼可亲，便主动上前攀谈。郭沫若听说刘祖香是研究茶叶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这问那，谈得甚是投机，堪称茶中知己。同桌品茗时，刘祖香向郭老求字，郭老并没有立即应诺，而是问他：“下午到哪里去？天都峰、北海去不去？”刘祖香实话实说下午不准备去了，因为茶厂还有事等自己回去定夺。郭沫若竟心直口快地说道：“你一不上天都，二不上北海，辜负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刘祖香没想到郭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即表态说一定要上天都、北海看看，不辜负郭老的期望。其实郭沫若是鼓励刘祖香，来黄山一趟不容易，多爬一次是一次。
返回家乡浙江上虞后，刘祖香精心制作了一斤一芽两叶初展的针形茶，并用玻璃瓶盛装，外加木盒套装，寄给了郭沫若，当然随信附上了要求郭老给茶厂题字的请求。过了一个月，刘祖香就收到了郭老寄来的茶厂题字。他喜出望外，立即请人制作了招牌，挂了出去。
自黄山考察回来，郭沫若鼓励登高揽胜之言一直萦绕在刘祖香耳际，从此他竟养成了登山的习惯。若干年坚持下来，其登山速度之快，连年轻人也自愧弗如。刘祖香曾五上黄山，三上庐山，有人祝他健康长寿。可他说，你应该助我“健康茶寿”才好。所谓“茶寿”，即享寿108岁。
赵汝碧先生，是在普洱茶故乡勐海县闻着茶叶芳香长大成才的著名中年茶人。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读中学时的“学工学农”活动中，就与当时驻扎勐遮乡景真茶山指导茶叶种植、老茶园改造的县“多经”办（茶叶产业办）主任、著名茶叶专家曾云荣认识，由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赵汝碧于1982年自云南民族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毕业到《西双版纳报》做记者，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春，调《云南日报》社任驻西双版纳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至今。同时，他于1993年起连任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任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和西双版纳普洱茶研究院客座教授等。
凭着对西双版纳和古茶区各族人民的热爱，对普洱茶及茶文化的执着追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古茶山考察、云南普洱茶历史文化的研究，普洱茶传统加工技艺、特色普洱茶产品的开发，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成为西双版纳乃至全省的著名茶人和普洱茶文化专家。
赵汝壁先生会见哥德堡豪船长彼得·卡林并赠送普洱茶
1993年4月10日至18日，云南省茶业协会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西双版纳国际茶王节”，他任组委会成员兼宣传文化组组长，用2个月时间踏访了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和当年州内的20余家大小茶叶加工厂，寻访老茶农、传统手工技艺制茶人，收集了一些珍贵文物，拍摄了大量古六大茶山茶马古镇、古道、古茶庄、石碑等历史古迹和古茶树、古茶园、茶园及制茶生产图片，利用所收集的历史文物、作坊工具实物和图片，与现任省茶叶科研所党委副书记石兆祥一同筹办了“国内第一个普洱茶文化展览”、手工绘制了现代第一副“古六大茶山”地图。当时，他就提出了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是普洱茶“发祥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源头的论点。
2002年6月下旬，2002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云南省茶业协会联合主办，赵汝碧任组委会成员、会议副秘书长、宣传组长，期间，他举办了有80余幅介绍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茶文化和古茶山照片的个人《西双版纳普洱茶文化展》，使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文化的了解。其中部分图片被云南省茶协会选送到马来西亚首届茶博会上展出。期间，与著名茶人苏方华、曾云荣一道动议，促成了有中、日、韩、马来西亚和港台地区21位茶叶专家学者、茶人参加的首次“普洱茶”定义专题蹉商、研讨会的举行，形成了“普洱茶”定义的纪要，为以后普洱茶定义的确定、有关普洱茶历史文化的探讨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4年3月至7月，他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西双版纳历史上规模最大、科目最多的全州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工作，并任普查资料汇总、报告编写小组组长，经过两个月紧张的资料整理、普查报告编撰和图表绘制等，完成了长达8万字的《西双版纳州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报告》，同年11月，被西双版纳州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全州科技成果二等奖。他又主编出版了《历览西双版纳古茶山》一书（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为人们了解版纳古茶区茶叶发展历史和民族茶文化的工具性书籍。他承担了由张俊、陈宏伟编著的《西双版纳普洱茶文化》一书的策划、编审任务。十余年来，他在《云南日报》、《云南茶叶》、《云南民族茶文化》等报刊发表了《普洱茶，抖落尘埃现现辉煌》、《古茶树资源是普洱茶发展的“活化石”》、《普洱茶热的冷思考》等十多篇论文、调查报告，近百篇茶叶产业方面的新闻稿件。他还参与了《西双版纳普洱茶产业提升发展行动计划》等文件、材料起草、审改工作。
他还注重普洱茶产品加工技艺学习实践和新特产品开发，兼任了勐海云海茶厂、泰瑞茶行的顾问，参与开发出了“布朗山陈醇”七子饼茶（砖茶）、“那卡王”青饼等特色产品，在广州茶博会和首届全国茶艺师联宜会精品普洱茶评比中获得优质品奖和银奖；2006年春，与茶厂合作独创特制的“西双版纳古茶山12星”经典普洱，选料考究，制作精细，文化气息浓，被称为西双版纳12古茶山的古乔木“样标”茶，成为省内外普洱茶爱好者品赏、收藏的珍品；2007年春，新创的“瑞贡天下”生、熟“至尊普洱”饼茶，一上市即受到消费者青睐。爱新觉罗毓•松石（清末代亲王、中国故宫博物院书画院副院长）品了此茶后称，这茶香气浓、滋味好，并欣然题赠了“天赐瑞草，天下共享”的墨宝。
郭沫若一生走南闯北，遍尝各地名菜名点，且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38年，郭老到长沙，与田汉、廖沫沙等在湘菜馆李合盛吃饭，当即总结出该馆菜肴的三大特色：咸、辣、多，以及席面三大特色：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他是四川人。对川菜情有独钟——1937年，他从日本秘密来沪，得到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帮助，董每天就派人送川菜到他住处。
郭沫若在饮食方面既能“上”，也能“下”，被人认为“不入流”的菜，他并不拒绝，还很欣赏。有一次，有人用野薄荷加盐稍搓，拌入蛋清和淀粉入油烹炸，让他享用，他赞道：“别有一番风味，在北京是难得吃上的。”野菜无污染，又鲜美可口，他十分喜欢。有一次去某地。看到二月兰(与青菜同属十字花科，野生于田野，有时园林及公园中自生于灌木边——笔者)，叫随行的同志挖了带回去吃。如见红薯秧(即山芋藤叶)，他也会让厨师炒一盆。木槿花被称为“开不败的花朵”，颜色有白有紫，还有淡红，在安徽山区被用来煮豆腐；在闽西长汀则用来油煎葱面。郭沫若知道它可食，试着烹调做汤。味颇清香。常食此花，有润燥、活血与除湿热的功用。出于对野菜的热爱，他家院中土山上种有枸杞。在枸杞尚未开花时，掐其嫩尖焯过拌以盐蒜，或用“三合油”(酱油、醋、香油)、芝麻酱拌食；有时以葱、姜、蒜炝锅，下枸杞嫩尖翻炒，加精盐，烹少许料酒，清炒，也别有风味。
他在饮食生活上一直很俭朴，无任何特殊的要求，平时不忌口。不挑食。在主食上，以米饭为主，但对北方的炸酱面与水饺。兴致也很高；发糕、豆包与面条也常食用。蒸发糕时，他让厨师搀点玉米面；夏日煮粥时。要求加点绿豆，可见他对粗粮的喜爱。他不喜欢油腻太重的北京风味菜，而清蒸鱼、清炒油菜、海米炒芹菜则很合他的口味。郭沫若强调吃饭要定时、定量、食不过饱。晚年他戒了烟，也不再饮烈性酒。平时饮龙井茶，但不过浓。喝酸奶，仅用一小杯。文.白忠懋
国父孙中山（1866.11.12-1925.3.12），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力主倡导饮茶的。他认为，喝水甚至比吃饭还重要，孙中山先生把饮茶提到“民生”的高度，他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等重要论著中明确论述茶对国民心理建设的功能。茶称之为“国饮”确实有据了。
孙中山先生学医出身，他知茶爱茶，对茶有着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茶为文明古国所即知已用之一种饮料……就茶而言，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讲演中说：“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茶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为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但在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中，他提倡饮茶用茶宜简朴，即“不贵难得之货”。孙中山先生还指出，要推广饮茶，从国际市场上夺回茶叶贸易的优势，应降低成本，改造制作方法，“设产茶新式工场”。
孙中山主张实业救国，对旧中国的茶叶生产现状了如指掌，并深感担忧。他明确指出：“茶业种植及制造，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业供给全世界之惟一国家，今则中国茶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未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他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及今后的对策。1924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书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先生提出今后的对策:“中国之所以失去茶叶商业者……则中国之茶叶商业仍易复旧。”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孙中山提倡商品流通，货畅其流，以此来促进(包括茶叶等工农业)生产之发展。他在国际发展计划中更有具体表明:“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改良，世界对于茶叶之需要日增，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
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是极爱饮茶，尤其爱喝西湖龙井和广东功夫茶。1912年10月，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孙中山乘“联鲸”号舰在长江下游考察实业。在芜湖铁山休息时饮到太平茶商侍者给冲泡的太平猴魁，才呷两口就赞不绝口，连称好茶，在茶兴正浓时提笔给茶人南山先生题了一条横幅，内容为“饮杯猴茶如得知己可以无憾”。1916年，他从上海到杭州，特地视察茶店、茶栈，然后品尝龙井茶。到虎跑泉观光，取水烹茗，并赞道：“味真甘美，天之待浙何其厚也！”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
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
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
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三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
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
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他竟然卖房换了几把清代的壶，之后谈起来笑称是“愉快的败家经历”，至今不置房产。他过手的壶，如今许多价值千万，而他的“冶堂”里，并无名贵物什。“冶堂”以茶会友，来去自在，成为许多过路文化人随心的所在。先生二十年得一“冶”字，沉潜之后，就像一把适手的老器，和光同尘，得大自在。
鲁云问他：“茶是阴柔之物，浸淫太久，会否让人木讷消沉？”先生作答：“茶让人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茶让人看清物我关系，动也能更好地动。”
鲁云问他：“云南青花瓷器胎体不够晶莹剔透，做工又拙，美感何在？”他答：“云南青花是日用之美，你可以舒服地平视，没有仰视惊叹的距离感。”
和先生交流，其圆融通透让人折服。他告诉鲁云，少些“大哉问”，多从具体而微入手；批评也得讲究站位的角度，不能逆势而为。在从景迈山去景洪的路上，鲁云与先生并坐而谈，不知不觉中竟错过了在南糯山下车。
二十多年“冷处理”普洱茶，先生将之称为“有条件获利者的责任”。而此次论坛上，他直陈两个担心：一是目前茶道领域“东洋风”渐盛，许多人打着“茶文化回归”的幌子，高价开班授课，行销奢侈器物；二是作为中华茶叶主流的绿茶文化式微，世味过于追求浓烈的香气、滋味，而轻视更显天地山川清幽淡远之气的绿茶。
何健先生并不认为日本的美学理念与我合流。他解释，相较之下日本的美学是震撼的、屏息的、叹为观止而具有强制性的；而中国的美学是悠游自在的、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的。茶界对中国美学认知上的不足，带来消费和文化上的偏差。而“世味即是人心”，“重口味”折射的社会功利心态，恰恰需要绿茶的导引、润泽。
五月，正是何先生在台湾制茶最忙碌的日子。他不辞鞍马劳顿再来云南，不是为了抛头露面凑个热闹。正如他在论文中阐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大中华与他国结合的试验样本，如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如龙生九子，如今当以反哺之心将其养分回馈于母体。作为茶人尽一己之力，“哪怕有一个人听进我的话，就没白来”--“传灯”之心，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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